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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泰国到巴基斯坦,再到巴西,新奴隶制是如何运作的?

曾梦龙2019-12-31 13:52:58

“为研究新奴隶制,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看到法律的面具背后,人们身负枷锁。当然,许多人会认为不可能再有奴隶制这样的事情了,几年前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

内容简介

如今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奴隶制都是非法的,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奴隶制早已终结。然而,仍有超过 2700 万奴隶被困在这个残忍的制度中,使我们对其视而不见的正是关于奴隶制已经灭亡的常识假定。

从泰国的妓院到巴基斯坦的砖窑,再到巴西的木炭营,凯文·贝尔斯深入世界各地的奴役活动现场,用实地考察揭示当代新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可怖的运作方式。今天,大多数奴隶制隐藏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公认的劳动关系体系被用来合法化并掩盖奴隶制。不同于旧奴隶制,在新奴隶制中,奴隶不再被视为一种长期资产,相反,他们是如此廉价,因此无须照料,只不过是用后即弃的一次性工具。

贝尔斯笔下的个案研究不仅呈现了奴隶、奴隶主、警察和政府官员的真实面貌,还剖析了使新奴隶制得以生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其与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联系。此外,《用后即弃的人》为对抗新奴隶制提供了一系列建议,给出了一些成功案例,是第一部为我们指明在全球经济下如何废除奴隶制的著作。

作者简介

凯文·贝尔斯(Kevin Bales),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全球最大的废奴组织“解放奴隶”的创始人之一和前任会长,也是废奴组织“反奴隶制国际”理事和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全球计划顾问。他撰写过关于现代奴隶制的许多报告、专题论文和学术书籍,包括《用后即弃的人》《血与大地》《隔壁的奴隶》《终结奴隶制》等。根据《用后即弃的人》改编的影片《奴隶制:全球调查》(Slavery: A Global Investigation)获得了一项皮博迪奖和两项艾美奖。

译者简介

曹金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曾为图书编辑。

书籍摘录

2012 年版序言(节选)

在本书第一次出版前夕,萨勒玛·明特·萨卢姆(Salma Mint Saloum)逃出了奴隶制。她的奴隶状态似乎更像是 19 世纪的,而不是 21 世纪的。与“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中的奴隶一样,她穿越荒野来到一条宽阔的河流面前,自由在河对岸等着。但是她要穿过的“约旦河”不是俄亥俄河,而是塞内加尔河,因为萨勒玛在毛里塔尼亚生为奴隶。

跟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一样,萨勒玛逃向自由后不久,便义无反顾地重回危险之中,一个接一个地拯救她的孩子们。在她离开塞内加尔后,她祈祷自己能够在美国找到一处安身之所。正是在辛辛那提,靠近俄亥俄河的两岸,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我五岁就开始工作,过去常常做我母亲做过的事。我清洗盘子并帮助我的母亲,给年幼的孩子洗衣服,为母亲收拾柴火。我为主人工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人的利益。

有时候,我会听到父母谈论主人们。他们会说希望这一切在将来某天会结束。但其实他们并不想要这一切都结束,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想要一切结束,但是他们不知道能去哪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够投奔。他们想要却不能离开,不,并不。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离开,因为即使他们逃走,主人们也会把他们抓回来。

我的父母从未提过逃亡,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这件事。我是唯一一个想过如何逃走的。在我 30 岁时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有一天,我逃走了,但被他们抓了回来。

我第一次逃走那天,非常疲惫。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我一定要逃走,一定要这么做。前一天,他们在毒打我的母亲,只是因为她做的饭咸了。(我逃走那天)是在深夜,在完成所有工作后很晚很晚的夜里。我对母亲什么都没说。


因为迷路,萨勒玛被邻居抓到并送回给她的主人。她交代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来后,我手脚被捆,有一个人负责打我。在那之后,我很长时间不会说话。他们也不让我吃任何东西。主人告诉他们,不要给她任何东西吃。我不记得究竟有多久,可能是四天。我记得我的母亲常常深夜偷一些东西带给我。我待在他们捆奴隶的地方,他们在打你之前会把你放在这里。他们在沙地上立起一块钢,在沙地上立起一块非常坚硬的钢,就像钢柱,然后把我的手脚绑在钢柱上毒打我,接着把我扔在那里。母亲时常会偷一点东西过来,但并不是一直如此。她会过来用手喂一些粗麦粉到我嘴里。

他们拿着自制的鞭打奴隶的工具 — 一个缠着皮革的木棍—打我。他们将皮革切成条,然后缠到木棍上,一个木棍上会缠很多条,每条可能有 12 英尺长。他们会拿着木棍,用皮鞭抽打我们。

当我被绑在那里时,我就想,如果这一次不死的话,我还会重来一次,再次逃走。我知道我一定会的。我始终想的都是这些,他们打完我后,我将会重新来过。我一直在想,如果大难不死,我一定还会逃走。这就是我脑子里所想的一切。


萨勒玛只是 20 世纪末数百万个隐形的奴隶中的一个,写作本书是一场发现之旅,它找到了这些奴隶,并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融入我们当今的世界的。这场旅行带我见到了萨勒玛和其他的奴隶或前奴隶,在整个过程中我成为担起旧任务的新人:废奴主义者。

你能够用皮鞭打倒我

当我开始努力做研究、写作时,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出自这本书的故事,坦白说,我不会相信。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能够谦虚而带有一丝谨慎地讲,它似乎也已经改变了其他人的生命。当然,带给人们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野是重要主题,但当我把它写到纸上时,我难以想象它将如何完成。

本书的写作悄然来临,最早的刺激来自一份传单,我在伦敦进行户外活动时捡到它,上面写道,“当今世界尚有百万奴隶”。那是 1993 年,我是一位大学讲师。我承认自己在应对这样大胆的标题时,产生了一种傲慢与自大的不堪混合。作为一个多年参与人权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学者,我当时想:“如果连我都不知道这些,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心灵和头脑花了好长时间才跟上。

我把传单塞到口袋里,在回家的路上阅读。里面全是些逸事:一个斯里兰卡的孩子被奴役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骆驼骑师的故事;一个东欧妇女被贩卖为妓女的故事;关于一个印度农村家庭陷入世袭债务质役的描述。这都是些感人的故事,但是那数百万的奴隶在哪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想要的不仅仅是逸事,而是证据、数据。我差点把传单扔掉,因为我认为这些不过是狂妄的指控。但是有些事开始在我心里犯嘀咕,如果是真的呢?如果真的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奴隶制下又怎么办?如果真的只是我们所有人—政府、人权组织、媒体、公众—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真的可能会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奴隶制下而公众一无所知吗?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奴隶制已经在 19 世纪结束了,可能这些只是 血汗工厂中薪资低廉的工人,他们重新被贴上奴隶的标签,以此夸大自己的悲惨处境。如果真有数百万人在奴隶制中,它怎么可能会如此隐蔽,我们又能做什么来解放他们?数百万隐藏的奴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挥之不去的想法是,如果真有这么多人仍在奴隶制中,那么找到他们就是像我一样的社会研究者的任务了。

我在大学图书馆,以“奴隶制”为关键词在学术文献中检索。顷刻便得到超过 3000 篇期刊文章的题目和摘要,远超我的预料。我坐在那儿与它们打了个持久战,在一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数千篇文章都是研究历史上的奴隶制的,只有两篇涉及当代奴隶制。它们都没能回答我的问题,数百万的奴隶究竟在哪里?

我开始广泛撒网,寻找更多信息来源,人权组织、政府报告、联合国、“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等,后者在 1993 年只是过去宏大反奴隶运动的残余,坐落在一个老建筑潮湿而阴暗的地下室。这些信息源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案例,我按照国家和奴隶制的类型将它们组织起来。由于信息源一个接一个,我把学生们拉进来帮助挖掘和筛选信息,同时聘请一位研究员,以便能够看得更长远些。一个模糊的全球奴隶制分布图逐渐浮现,而我也开始理解为何它会隐藏起来。

奴隶制隐藏在无知的厚幕之下,被奴隶制已经灭亡的常识假定遮蔽。由于奴隶制在每个国家都属违法,犯罪的奴隶主们将其行为隐藏。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人都非常确信,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既然每个人都知道奴隶制仅仅存在于过去,任何不这么认为的人便会被视为怪人。公众如此确信以致“奴隶制”一词迅速丧失它的含义。有人声称乱伦是奴隶制,还有人认为房贷是一种奴隶制的形式,更有人说监狱里的人都是奴隶。在美国,右翼政客则鼓吹税收是奴隶制。随着真实情况被假定远去,甚至词义几经偷换,真正的奴隶制遁入无形。

现在,很奇怪的是,我不得不妥协于另一件和奴隶制同样严重的事情—人们总是一边说“人人都知道它不存在”,一边离(我)这个明显的疯子远一点。甚至当在大学研讨课上摆出证据时,我也从未能够带着听众越过关于奴隶制界定的知识混战阶段。不久,我便停止了这样的尝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通过思考得出一个工作定义来组织我的研究,并且暂时保密。

在我建立起奴隶制的图景后,每一组新的事实会产生新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是必须的。然后,在一次长途汽车旅行中,金尼·鲍曼(Ginny Baumann)和我试着写下所有理解当下奴隶制必须回答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现代奴隶制的研究。

见到用后即弃之人

我认为我很坚强。1996 年年底,在去泰国开始我首次研究之旅的时候,我相信我能够妥善处理遇到的所有事情。毕竟,我在监狱里工作过,也研究过酷刑,但这都在我与奴隶们面对面谈话之前。整个奴隶制的核心是暴力,而我已经低估了我将目击的暴力的深度、复杂、残忍、无情和强烈。

许多读者告诉我,书中对奴隶制的暴力的描述令人不忍卒读。一些读者说要小剂量阅读,还有读者说他们读一会儿就会停下来,因为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真相是我隐去的远比已写的多,我见到了如此多的暴力和苦难,但就是不能将它们一一道出。我觉得,苦难的书写和阅读存在一个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就只剩下麻木和困惑。我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困惑。当我花更多的时间和这些身处奴隶制地狱中的人们在一起,我便将地狱的一部分带入我的头脑和心灵。恼人而可怕的梦魇,无法抑制的怒火、失眠、感情麻木开始侵蚀我。我发现有一些经历,我一讲述甚至一想到,就忍不住哭出来。无论我感到多么镇定或有控制力,也不论我多么努力去控制,一旦我开始讲某些故事,眼泪便喷涌而出。

本书出版几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上,我与一位女士聊天。她问了我的研究,提了几个温和的问题,如睡眠、噩梦、麻木,然后问我:“你知道你得了创伤后压力失调症,对吗?”我当时没明白。我以为这个诊断只适用于亲身遭受惨剧的个人,因此她开始向我讲到人道主义救援的工作者,讲到受影响最大的并不必然都是那些经历极端条件的人,更多的是那些面对极端苦难情景却无能为力的人。为尽量保证客观,面对极端的苦难,除了观察并迅速收集信息外,我什么都没做,当我从无辜者的痛苦旁走过时,我的内心反抗了如此冰冷的逻辑,它千疮百孔。

有时候,心碎是对的事。研究之旅结束后,我将回到家再次体验这些经历,将它们组织起来写进书中。我必须理解它们才能讲述这个故事,这对我也有所帮助。为省察我见到的生活,我同样必须省察自己的生活。为倾听我记录的声音,我必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如果不是内心支离破碎,我不认为这本书会如此真实,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事实,而是它以纯粹而痛苦的方式改变着我,甚至它已经从我身上滑落到纸面上。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这之后的十多年,好消息不断,但算不上非常好。书中发现的 2700 万奴隶,他们大多数尚处在奴隶制中。仍将会有更多的人被奴役,他们有的在奴隶制中出生,有的在奴隶制中死去。许多可能会被奴隶主杀死,实际上,处在奴隶制中的每一个妇女和儿童,仍将会被奴隶主强暴。尽管我们对奴隶制了解了很多,我们仍然缺乏将知识付诸实践的资源。公众意识持续增长,但奴隶制并未成为燃眉之急。我们还没到达临界点,但我确信临界点即将到来,因为对奴隶制的了解就是强有力的知识,而知识可以改变人,它也改变了我。

当我即将完成本书时,其中一个知识点突然变得清晰,它是有关置身自由中的我们和奴隶制的关系的一个理解。我开始明白,废除奴隶制不单只是伸出双手,解放这一罪行的受害者。废止奴隶制要远比看到地毯纺织厂的孩子、深陷妓院遭受虐待的女孩时的同情更深刻,我现在知道了,要想理解奴隶制,必须向内自省,找到一种可能性的感觉,它使我们完整。我们不得不抓住这样的可能性,想象它的失去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并下定决心使用我们独一无二的潜能,去保证其他人永远不会失去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废止奴隶制实际上是在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奴隶制是我们人性的晴雨表。

约翰 F. 肯尼迪曾这样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一个人被奴役,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自由。”现代基因学已经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确是一个全球大家庭。理解并废止奴隶制是服务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的最基本而简单的方式,不能结束奴隶制将会使我们持有的最基本的信念受到质疑,它们是我们赖以成为个体和人类的前提。如果我们是所声称的自主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下决定并采取行动,却无法保证所有人有同样的自由,那将极为不当。

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好于此。

自《用后即弃的人》出版后,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献出他们的智慧、财富乃至生命,下决心一定要废除奴隶制。人数每天还在增长,而他们的使命的绝对正直告诉我,奴隶制终将结束。

最近,来自“解放奴隶”合作组织的一个团队,正在印度北部一个被奴役的村庄工作。虽然刚刚起步,但那里已经建起了一个粗略的过渡性学校,许多孩子在采石场工作的同时,愿意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那里学习。奴隶主们开始担心会有事情发生。当解放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教孩子们,并和这些家庭混在一起时,暴徒们便开始四处晃荡,让人们到他们手中的武器,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正被监控。尤其对于村庄的女性来说,这既残忍又令人害怕,她们一生的时间备受这些暴徒的强暴和侮辱。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她们恐惧,并冒着风险,但仍然推动着她们的男人、孩子和整个社区靠近自由。一个解放组织的工作人员问她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位女性,表情因担忧而显得扭曲,抑制住她的恐惧,然后解释:“我们现在有希望了。当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另一边,有像你这样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时,我们怎么能不成功呢?” 


题图为纪录片《奴隶制:全球调查》剧照,来自:cultureunplug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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