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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 1931 到 1945 年,日本人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曾梦龙2019-12-24 13:59:43

这是部几乎未曾有过、明白易懂的,并广泛探索日本近代精神史的讲义。——加藤典洋(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内容简介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二战结束,日本以“国体”之名,让包含殖民地在内的全日本帝国笼罩在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对战争、天皇、国家极端狂热,进而深化其大亚细亚主义与玉碎思想。通过考察日本人的锁国性格与自卑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国家的强制力,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鹤见俊辅精辟地剖析日本如何从一个在明治时期走向富强,精神思想自由、开放的国家,转变为保守、狭隘,法西斯主义横行的侵略国。他进而解释日本知识分子对国家主义的挣扎、反省、抵抗为何会失败,又如何在受到压迫后屈服“转向”,成为军国主义的“共犯”,最终在国家发动战争时,宣传并正当化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致使日本走向玉碎之路。

作者简介

鹤见俊辅(1922—2015),日本思想家、文化评论家、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与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其主导的刊物《思想的科学》,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强调“思想·良心的自由”,积极参与反对越战、推动慰安妇赔偿等运动。着有《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战争留下了什么》《漫画的战后思想》等。 1994 年因其对现代思想和大众文化论的贡献以及在野思想的确立,荣获“朝日奖”。

书籍摘录

九  玉碎的思想(节选)

尽管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战争期间的记忆,但至少对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它的确是段苦涩的回忆。这些“人们”,其实也包括我,我们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渴望,亦即希望把这段记忆埋在心灵深处,因为我们不想直接与它面对面。关于这个现象,日本的不同世代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有些成长于战后的年轻日本人,就会清楚地诘问他们的父执辈,他们在战争中到底做了什么?做父母的面对这种质问,都不愿意回答,至少有很多为人父的是如此。但读者若能了解他们是如何记忆战争期间的偶发事件,如何将记忆藏在心中并置换成他物,如何解释,又如何表述此记忆,便能掌握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条线索。我们就从这个着眼点,来追溯十五年战争期间,以重大事件为主的各种军事行动。

1931 年 9 月 18 日,几名被派至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参谋军官,拟订了一个计划 :要在距奉天(沈阳)北方约 7.5 公里处的柳条湖,炸毁当时隶属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某一段路轨。他们并没有事先向派遣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报告这个计划。事实上,炸毁铁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几名士兵。不过,这个事件却被日军报道成中国人所为,把事件的责任扔给了中国人,日本国内的报纸也不断借用军方的报道。日本旋即对这次炸毁事件展开复仇作战。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未经宣战就把这次事件命名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在这个秘密计划的背后,当时日本的派遣军,也就是关东军的参谋军官石原莞尔中校曾参与其中。他提出一个战略理论:日本必须在满洲建立军事要塞,并借此为之后日本与西欧各国间可能爆发的世界最终战争做准备。后来,同样在关东军参谋军官们的策划下,将废黜中国宣统皇帝溥仪一事也加入计划中,并于 1932 年扶植其为“满洲国”的皇帝。虽然“满洲国”的事实以强迫承认的做法,还包括了扶植傀儡政权,和退出对此行为大加挞伐的国联在内。吊诡的是,此种做法后来却为意大利和德国的国策提供启发作用。若从同时代的世界史中加以考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也是开启日本十五年战争的肇端。

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个称呼,主要有两个用意,亦即把日本经历漫长的战争时代划分为二 :日本与中国的对战和日本与英、美、荷等国的战争。由于战争期间我还是个少年,因此,只知道这次战争被称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过了几年,又爆发了战争,大家称之为“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又经过数年,这回别人告诉我发生了另一场名为“支那事变”(七七事变)的战争。这些所谓片段的“事变”,就这样毫无关联地灌入我们年少的脑海中。这正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意图!如今,我从大人的角度思考,却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事变”都是与历史的事体有其联系的战争状态。接下来在 1941 年,我又得知日本和英、美的“大东亚战争”开战了。对日本人来说,我们在主观上被教导知悉历史上有过几次零星的争战事件,但却把它们当成不同的战争,而非视为历史事件。正如我在家永三郎于 1968 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序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把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看成是一场连续性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日本败于中国的战争!

这项作战行动是由远离东京的陆军参谋总部,也就是由关东军内部少数几名参谋军官暗中拟订的。他们在计划实现之后,以此作为既定事实,强迫东京的陆军参谋总长予以承认,进而强迫当时的日军大元帅—天皇,接受这个已然展开的战局。他们将此次没有事前知会天皇和东京参谋总部的行动称为“统帅权”,而统帅权决定的行动,包括日本首相及文官在内的内阁阁员都必须接受,这是当时军人思考的逻辑。在1931年的日本政治中,这种观念获得胜利,最终把日本推上世界的舞台,步入与军力远胜于日本的各国展开对决的境地,而其背后的原动力,正是来自于殖民地派遣军内部的一群年轻参谋军官。在最初阶段,这个集团还包括石原莞尔。他虽然行事专断,但颇有先见之明。 1936 年,石原加入遭到压制的年轻军官阵营,接着,又在 1937 年之后,明显转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国的阵营,因而被逐出陆军权力核心。在日本与英、美打得方兴未艾之际,石原被编入预备部队。战争就在摒除这位最初全盘策划者的情况下,由一群精于操控陆军职业军人集体欲望的成员,在东拼西凑的计划下持续进行。

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陆军就以普鲁士陆军为楷模,之后更是崇拜德国陆军的作为。纳粹德意志在欧洲兴起之后,日本陆军的领导者们便强烈希望日本能与德国结合。从军事上来看,这可以说是有某种根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曾指出,日本只有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70)一书中提到,波兰和法国败给德国之后,唯有英国的军力足以对抗德国,因为这时候美国和苏联尚未加入战圈。日本参与这次战争,对希特勒并没有帮助,因为日本加入战圈,反而把美国的力量拉入这场战争中。日本海军刚好与陆军形成鲜明对比,是以英国为楷模而建立的。关于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一事,日本海军始终与陆军针锋相对。1938年,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主要阁员的会议中清楚指出,即便集结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海军军力,也敌不过英、美、法及苏联海军战备的总和 ;他又说,日本海军原本就不是为与英、美两国作战而建立的,而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不足为惧。这种毫不客气的见解,乃基于他对现今世界局势的具体掌握。

确切地说,日本海军在 1941 年向英、美两国宣战时,也未丧失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当时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已看出势态,亦即日本虽然在战争初期可以取得耀眼的成果,但此优势恐难持续。

然而,日本陆军依仗日本精神与国体绝对优秀的自我暗示,打败了日本海军基于务实态度的自我认识。最后,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

1941 年 9 月 6 日,召开指导战争的“御前会议”决定对英、美宣战。在会议中,天皇问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 :“一旦与美国开战,陆军要耗费多少时间才能结束战局?”杉山回答 :“南太平洋的战事大概三个月内即可结束。”但天皇反驳说 :“日支事变爆发之际,时任陆军大臣的你表示,战争大概在一个月内即可结束,但迄今已过四年,为什么战事尚未结束?”杉山则回答 :“因为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天皇又问 :“倘若中国是个大国,太平洋岂不是更大?你是基于什么理由判断战争可以在三个月内结束?”接着,天皇再问 :“领导高层是否把重点摆在外交上?”这时候,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帮杉山回答 :“正是如此。”然而,尽管外交自始至终就受到重视,但有关开战或和平的决定,这时候已定下日程,而且也决定积极准备军力,以供开战时刻之需。这些事实已大大倾向天皇担忧的方向,也就是开战。

假定这时候和美国的谈判没有成功,宣战的日期就定于 10 月上旬。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把日期定于 10 月上旬呢?因为日军每天都在进行激烈的军事训练,而且石油的存量消耗快速,光是一个小时,海军的耗油量就达 400 吨。因此,结论就是 :若要发动战争,现在正是最好时机。

另一个重大的理由是美国方面的立场。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日本从中国撤退和与德国、意大利断绝结盟,是恢复美日关系的前提条件。石油存量和美国的要求,才是把日本赶向不可能战胜的赌注的两项因素。在天然资源和工业基础上,日本远逊于中国、美国和英国。日本可以凭恃的只有日本精神和对国体的信念,这是明治维新以来,历时七十年,由日本政府在国民中培育起来的。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1941 年 12 月,德国已经跟俄国开战,日本开战伊始就胜利无望的评断自是恰当的。 1942 年 6 月 5 日,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尽管数量上优于美国海军,但仍吃下第一场败仗。山本五十六大将麾下有 200 艘军舰,尼米兹上将(Chester William Nimitz)则以 76 艘舰船迎战。战斗结束时,日本损失航空母舰 4 艘、巡洋舰1艘和飞机 330 架;美国则折损航空母舰1艘和飞机 150 架。山本五十六大将开战时承诺的惊人战果,在这一阶段便告幻灭;接着,要守住开战初期占得的若干前进基地,更是愈加困难。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卫注定是要失败的。日军于 1943 年 2 月 7 日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却使用“转进”这个字眼,模糊国民对日军撤守的认知。从那之后,作为前进基地的岛屿逐一沦陷,只有阿留申群岛中的基斯卡岛例外。日军在此的撤守作战成功地瞒过美军的攻击部队,美军经过三天的猛烈轰炸和登陆作战后,才发现日军已经完全撤走。日军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援孤立的部队,也没有把被美军夺走的众多岛屿重新抢回来。因此,在这些岛屿上的日本士兵,分别陷入封闭的状态中;而正如陆军的战场训示,他们坚守“生不受虏囚之辱”的信念,因而走向玉碎之路。 1943 年 5 月 29 日,美军的登陆部队攻陷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内的阿图岛时, 2,500 名的守备队士兵中,只有 29 人被俘。在阿图岛之后,南太平洋的马金岛、达拉瓦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加上中太平洋马利亚那群岛中的塞班岛,以及非常接近日本的硫磺岛等,纷纷展现出“玉碎”的风范。最后,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冲绳,也在 1945 年 6 月 23 日沦陷了。

这些激昂的模范警示了住在日本本岛的日本人,美军登陆时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当时的政府强调,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应有为维护国体,不惜玉碎的决心。如此一来,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内皆全数灭亡,形式仍会留存下来。维护国体此思想本身,即有这层哲学含义。根据支配日本长达十五年的陆军解释,敕语的哲学必然带来这种逻辑归结,但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极少数人敢质疑这种推理逻辑。至少在现实上,包括社会科学家和各宗派的宗教家都不敢出声批判此观念。1941年决定走这条路线时,难道当时的领导者不应负起事先提醒日本国民,将被政府带向玉碎之路的政治责任吗?

海军军官由于操作机械的需要,无形中在职业上形成技术者的思维方式,也由于他们平时航海绕行世界的时候,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海军军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种从国际视野看待事件的习惯。因此,海军在拟订作战计划上较具合理性,有着“绝不拟订参与者生还概率为零的作战计划”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至少理论上如此。太平洋战争初期,即使是在珍珠港攻击美国船舰的双人座特别潜艇,也允许他们在鱼雷攻击结束后,返回出发的航空母舰。尽管海军并不热衷于近乎自杀式的战争,但最终仍被卷入崇拜“玉碎思想”的集体狂潮中。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于 1944 年 10 月 20 日下令组织“神风特攻队”。事实上,这项自杀攻击的训练,在 1944 年初即已开始进行,使用的都是为此目的而设计建造的飞机。最后,构想终于实现。大西泷治郎中将对当初下达这项命令自觉责任重大,便于日本投降之后,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尽。

参加神风特攻队的成员,都是从有意投入这项为特别目的而战的志愿者中选出来的。不过,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不管是加入海军还是陆军的青年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这股风潮的感染,纷纷志愿参与这项任务。日本的报纸在报道神风特攻队时,还刊登了他们出发前的英姿照片,并借由重印他们所写的信件、遗书和辞世诗句,赞扬他们是多么勇敢的青年。新闻影片中,也拍出这些青年出发时英气焕发的立姿。战争结束之后,比特攻成员更年轻的日本人,用新颖的角度描写神风特攻队。小田实是属于较年轻一代的小说家,战争当时,大阪遭到空袭,他正置身于不知逃往何方的几万名灾民之中。少年时代的逃难经验告诉他,要从被赶出家门、前途茫然的群众立场看待这场战争。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大概也有与他少年时代经历过的类似经验吧。也只有以此方式思考,小田实才得以在自己的心中捕捉作为英雄的特攻队员,驾机驶离机场后的形象。对习惯以战争时期培养的传统观念看待战争的年长一代而言,想象特攻队员驾机起飞后的殉死心情,也未免太过残酷,所以后来就不予揣度了。 1965 年,小田实写了一篇题为《思考死难的意义》的随笔,从各种角度揣想特攻队员的心境,表现出战后一代的观点,试图把被塞进英雄传说中的神风特攻队员,从传说中拯救出来。这种思想给予当时推动社会运动的新世代极大帮助。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严密的组织,而是采取较松散的联结方式,亦即通过在都市遭到空袭时被迫逃出家门的群众,来抗议日本政府与当时正在进行越战的美国政府合作。

渡边清十七岁时,志愿加入海军当水兵,他服役的船舰“武藏”在当时是最大的军舰,但却被击沉。受创之际,他的一个同伴水兵抱住船桅,哭喊着母亲的名字。不过,这名同伴的死,与日本士兵临死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传说相去甚远。他在战后出版的纪实小说《战舰武藏的末日》中,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虽然他长期担任“海神会”事务局局长,全力支持此会,但他与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也不受党派左右,专心投入保存战争记忆的工作,从搜集战殁学生留下的书简,使其结集问世的活动开始。这些书简最后结集成书,题为《听吧,海神的声音!》。

林尹夫是神风特攻队队员之一。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偷偷地阅读托哥哥取得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他在军队的厕所阅读该书,每读完一页,便把它撕碎吞下。他从中得到一个结论 :自己将为毫无意义的目的而死。他体悟到,日本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终将被美、英、苏、中四国联合的强大军力打败。他把这个想法写在自己的笔记上,又悄悄地寄给哥哥。他虽然能够构想自己死后的社会形态,但却找不到自己如何在未来社会效力的出路。战争结束之后,他的哥哥把他遗留下的书简和笔记,编辑成册出版,题为《命舍月明时》。

海军少尉吉田满所乘的“大和”舰,是当时与“武藏”舰并列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不久,“大和”被编入攻击美国海军的特攻任务,不携带回程的油料,直接从日本本土出航进击。战舰在离开日本港岸,航向最后之航时,军官房间里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往昔钳制军官们言论自由的肃杀气氛终于解除。他们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是为何而死?一名职业军人—炮术军官臼渊上尉在激烈的辩论中说道 :“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这次出击毫无意义可言,也不能给敌人任何打击;我们的目的就是证实此一行动的徒劳,我们将为此而死。”这些话都被吉田满记录下来。吉田满是少数落海后被救起的生还者,他在《大和战舰的末日》这部史诗般的纪实文学中,写下臼渊上尉的看法。这本纪实性的长篇著作,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由参战的海军军人写成,丝毫没有对美军占领日本时期,钳制言论思想的做法有任何妥协,因此占领军的检阅单位禁止这部著作据实出版。直到占领时代结束的1952年,这部作品才以完整记录当时史实的形式,出现在众多日本人的眼前。作品的率直文体洋溢着年轻士兵的勇敢,日后成为日本文学中留存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的卓绝之处在于,没有蒙上战后性格的痕迹。由战争时期军人文体所写成的作品,反而可以超越战争时代的精神,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们强烈的震撼。而这正证明,无论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文学作品都是最普遍的试金石。

许多参与特攻行动的青年,都认同自己的行为价值。在这些人之中,我引述的林尹夫和吉田满,在战争末期封闭窒闷的氛围中,早已展开独立的思考。他们无力从封闭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自然更没有气力击垮封闭的国家。可是,他们孤独的声音传至今天,他们就像落地而死的麦子般,虽然一粒麦子死了,但还会长出更多的麦子。


题图为电影《广岛之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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