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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对于作家班维尔,为什么都柏林能让他的灵魂永远向往?

曾梦龙2019-11-20 15:39:29

班维尔的漫游,就像鹰的飞行一样,既狂野又全面,囊括一切,让人想象更多。——《纽约时报》

《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

内容简介

爱尔兰,欧洲神秘的岛屿,都柏林,古老而文艺的心脏。

在那里,他们曾年轻、写作、做梦、满怀憧憬,然后老去。

巴黎之于海明威,是一场流动的盛宴,都柏林之于班维尔,同样如此:乔伊斯、叶芝、贝克特等纷聚于此,在都柏林寻找自己的文艺梦。在班维尔的引领下,一场奇妙而独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铺展,重回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黄金创作年代,游荡于此时彼刻的都柏林的文化、建筑、社会、历史、班维尔的文学交友记忆与创作现场……

作者简介

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爱尔兰著名小说家、编剧。

1945 年出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班维尔的小说以精准、冷酷、充满辩证的散文风格著称,同时兼具纳博科夫式的创新。他的主要作品有《哥白尼博士》(1976 年布莱克纪念奖)、《开普勒》(1981 年《卫报》小说奖)、《牛顿书信》《证词》(入围 1989 年布克奖短名单)《幽灵》《雅典娜》《裹尸布》等。 2005 年,凭借小说《海》获布克奖。 2011 年,获弗朗茨·卡夫卡奖。近年来,班维尔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译者简介

金晓宇,生于天津。自由译者,从事翻译二十多年。英译中图书有《船热》《诱惑者》《写作人生》《嘻哈这门生意》《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和《十首歌里的摇滚史》等;日译中图书有《和语言漫步的日记》《飞魂》和《丝绸之路纪行》等。现居杭州。

书籍摘录

1 关于时间(节选)

都柏林从来不是我的都柏林,这使得它更加诱人。我出生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那是一个小镇,当时比现在更小、更偏远,它的过去不为外人知晓。我的生日是 12 月 8 日,在圣灵感孕节(the Feast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那一天——我一直把这事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上帝在弄混出生日期这个问题上,实在是不太精明、太过荒诞。 8 日常常既是宗教节日又是公休假日,来自外省的人们纷纷涌向首都,做圣诞节采购,同时,他们对都柏林的圣诞灯饰惊叹不已。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前五年,我的生日乐事都是乘火车去都柏林,这件事我事先会盼上好几个月——事实上,我怀疑前一年的短途旅行一结束,我就开始期待下一年的旅行了。

我们将在冬日清晨的黑暗中从镇上的北站启程。我相信当时仍然有蒸汽火车,虽然柴油机车已是新事物。在昏暗和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走多么令人激动,我的脑袋还因为没睡醒而恍恍惚惚,而等在我面前的是一整天的冒险。火车将从罗斯莱尔港(Rosslare Harbour)驶来,运载着从威尔士的菲什加德(Fishguard)来的夜班渡轮,走下来的乘客目光迷离,其中一半喝醉了,另一半表现出晕船的症状。我们将乘着火车咔嚓咔嚓地出发,我旁边的窗户像一面昏暗的玻璃镜子,我可以从里面端详自己阴森的映像,想象自己是一个秘密特工——在过去的间谍小说中,常常这样称呼间谍——登上了东方快车,身负绝密使命,前往黑暗而危险的东方。

我们会来到接近阿克洛(Arklow)的某个地方,这时黎明来临,霞光将霜白色的田野变成一片亮闪闪的云母粉色。

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刻,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带着奇异的生动和清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奇异是因为,它们如此清晰、生动,以至于人们怀疑一定是他们的想象力把它们编造出来的:一句话,它们一定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在那些12月的旅行中,我记得,或者我确信我记得,火车在河湾的某个地方慢下来——那一定是阿沃卡河(Avoca river)——在我的记忆之眼中,我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方,而且我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了这个地方,比如在《牛顿书信》(The Newton Letter)中,摘录如下:

在河的那一边,有一片平坦的田野延伸至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边缘,山脚下有一幢房子,房子不太大、孤零零的、四四方方,屋顶很陡。我会凝望那寂静的房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知道那里面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谁堆放起柴火,挂起那冬青花环,在山上的白霜中留下那些足迹?我无法表达那一刻的快乐,奇怪,又令人心痛。当然,我知道,那些神秘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但这才是要点。我追求的并不是异域风情,而是平凡的人或事,那种最奇特、最难以捉摸的谜团。


当然,都柏林是平凡的对立面。都柏林对我来说,就像契诃夫的《三姐妹》中的莫斯科对于伊琳娜一样,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应许之地,令我饥渴而年轻的灵魂永远向往。我比伊琳娜幸运,因为从韦克斯福德到都柏林的路程相对较短,只要我想经常去,就能如自己所愿。在贫穷的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本身,也就是真正的都柏林——基本上是一个既没有吸引力又难看的地方,但是这并没有磨灭我对它的憧憬,甚至当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也热望着它,以至于平凡的现实在我眼前不断地转换成超乎寻常的浪漫。没有人比一个小男孩更浪漫的了,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的那样。

……

过去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过去的?那些以前仅仅是发生的事情要过多久才开始散发出神秘和超自然的光芒,标志它们已经真正成为过往了呢?毕竟,我们记忆中承载着的辉煌幻象,一度只是现在,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完全不值一提,除了一些时刻,譬如一个人刚刚坠入爱河、中了彩票,或者听到医生传达坏消息的时候。当我们把经验送进过去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魔力才将其塑造和打磨出最后所呈现的光辉?这些问题都只是一个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们就让我着迷,那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即创造物不仅包括我和我的附属物——母亲、饥饿、偏爱干燥甚于潮湿等——而是,一方面包括我,另一方面也包括世界:由其他人、其他现象、其他事物组成的世界。

这么说吧,现在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过去是我们梦想去往的地方。然而,即使它是梦,它也是坚实和持续的梦。过去是一个用绳子拴住和不断膨胀的热气球,使我们在空中飘浮。

然而,我再问一遍,过去是什么?现在必须经历什么样的嬗变才能成为过去?时间的炼金术在一个明亮的深渊里暗自蓄力。

……

韦斯特兰路车站(Westland Row Station)——多年以后,它才变成皮尔斯车站(Pearse Station)——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被煤烟熏黑的玻璃穹顶,几座阴冷的站台,以及向下通往街道的斜坡。现在我才察觉,以往的 12 月 8 日,我们每次到这里时都在下雨。它并不是外省猛烈的暴雨,而是只有在城市才能见到的那种,它的雨滴像中微子一样,细小又有穿透力,那些大批倾盆而下的亚原子,实际上是比亚原子还要小的粒子,在每一个瞬间快速穿过你、我和所有事物。这样的雨水与其说使人行道变得潮湿,还不如说使它们变得湿滑,所以人们脚踩滑溜的皮革鞋底在上面行走时,必须小心谨慎。

在车站出口处,我们左转到韦斯特兰路,立即看到赫然耸立着的在我看来是这座城市位置最为古怪的教堂之一——圣安德鲁大教堂,它就像是被一个天上的打桩机猛压进一排 18 世纪的房屋中间,那排房屋毫不张扬,也不受教会管辖。我总是觉得这幢建筑有点诡异,我现在仍然这样觉得:它那对特大号的仿科林斯式柱子、一扇巨大而冷漠的门,以及微微倾斜的屋顶;屋顶上站立着一尊圣安德鲁本人的雕像,圣安德鲁没有弟弟彼得名气大,他呆若木鸡、沮丧愤怒地做着手势,挥动手臂似乎在发出一个警告,告诫即将到来的大灾变,但无人理会。

在街道的尽头,过去有——现在也有—— 一家肯尼迪酒馆(Kennedys pub),萨缪尔·贝克特在附近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读本科时经常在此喝酒。左转弯,然后马上右转,我们将进入梅里恩广场(Merrion Square),那里的一号楼是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有露台排屋的建筑典范(至少在外表上看是如此),奥斯卡·王尔德即出生于此。他的父亲是威廉·王尔德(William Wilde),一位“杰出的医生”,就像人们过去常说的那样。奥斯卡的母亲是出了名迷人的简·弗朗西斯卡·王尔德(Jane Francesca Wilde),她的娘家姓埃尔吉(Elgee),她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笔名斯佩兰萨(Speranza)为“青年爱尔兰”(Young Ireland)成员所办的报纸《民族报》(The Nation)撰写爱国诗歌。她的诗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在某个动荡的时期,她差点被指控煽动叛乱,投入监牢。

我几乎不需要说,在我正在记述的那段时间,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我怀疑我当时甚至没有听说过可怜的奥斯卡,而今天有一座造型极其丑陋、着色俗不可耐的雕像纪念他,雕像中的他正不合礼节地躺卧在栅栏后面的一块岩石上,位于他诞生地的对面广场的一角。我们竟认为我们可以自由地拜访逝去的名人,这是何等的侮辱!我们以萨缪尔·贝克特——这位最热爱和平的人——的名字命名一艘炮艇,而《尤利西斯》的零星片段,用浮凸字体雕刻在微型黄铜板上,嵌入都柏林的人行道,供大家踩踏。

我在这里停下来惊奇地思索,在几个世纪里,很多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尽管这种联系太过微弱,却令人惊讶不已。简·“斯佩兰萨”·王尔德的父亲是韦克斯福德的一名律师,而不久前我在巴黎投宿的酒店房间,正是她的儿子奥斯卡最终断气之所,当时他因为债务不堪重负,同时抱怨着糟糕的墙纸。世界是偌大的一个地方,但有时似乎的确小得令人起疑。

在我最早进行生日之旅的时期,我的南姨妈(Aunt Nan),我母亲的姐妹——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是在都柏林度过——住在珀西广场(Percy Place)一套小小的单元房里。单元房位于一幢现在早已消失的房子的底层,我记得它最清楚的一个特点:一进前门,你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台阶从一条小道下到门厅里,即使长大后我通过得相当轻松,我也总是觉得这是一种令人害怕的动作。童年充满了无名的忧虑和恐惧。

在楼上的单元房里——那时候,它们一直是单元房,从来不是公寓,不管它们有多宽敞或豪华——住着一个喧闹的大家庭,他们姓雷克,我想他们的姓氏古怪而迷人。雷克家的一个孩子,一个留着长发卷、有着粉红色的膝盖、骨节凸出、假小子似的女孩,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暗恋对象。我经常在昏暗肮脏的门厅里充满渴望地闲荡——门厅里散发着煮茶的气味和“泔脚”的恶臭——希望能够一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爱人,当她穿着大大的校鞋“噔噔噔”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她的长发卷上下跳动时。我怀疑她甚至没注意到我——面如土色地躲在那里,心里揣着不善表达的思念——丘比特箭下较为早熟的受害者之一。

街道的另一边是一排六幢房子,它们一定是在那个时期新建的;它们是中产阶级的居所,带有凸窗和闪闪发光的黄铜门环。诺曼·雪利(Norman Sherry)在他撰写的篇幅浩大的格雷厄姆·格林传记中,讲述了一则和那排房屋有关的奇妙轶事,那排房屋本来看上去是非常体面和正派的。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格林那位出生于美国的情人,美丽活泼的凯瑟琳·沃尔斯顿(Catherine Walston)—— 极其富有的英国商人哈里·沃尔斯顿勋爵(Lord Harry Walston)的妻子,在这些房子的某一幢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她在自己的衣服下面塞上一个垫子,以给人留下一种怀孕了的印象。这似乎是因为她丈夫的一位女情人在爱尔兰怀着孩子,而凯瑟琳作为一个大度的妻子,已经同意假装那个不合时宜的婴儿是她的。她来到都柏林,展示她凸出的假大肚子,秘密地陪着那个女人分娩,然后把那个女人生下的小男孩带回英国,好像他是她自己的儿子。Autres temps, autres moeurs。

我想也是在这个时候,沃尔斯顿夫人——据她的一个情人说,她“对牧师有特殊好感”——遇见了多纳尔·奥沙利文神父(Father Donal O'Sullivan)。他是一位有趣的耶稣会士,后来他将成为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妒火中烧的格林给他起了个绰号“臭鼬伯格”。凯瑟琳和这位牧师大人有了婚外情,或差不多那样的事儿——由于当时爱尔兰的法律禁止使用避孕药具,那些日子的性生活,几乎经不起别人的猜测。当然,这对男女每年一起在威尼斯度假,并且据说在她的都柏林单元房有过频繁幽会——在珀西广场?我真希望如此。

我想知道,当沃尔斯顿夫人住在这儿时,她是否遇到了城里另一位品德有问题的牧师,康·李神父(Father Con Lee),韦斯特兰路那座没有尖顶却依然高耸的圣安德鲁大教堂的助理牧师。他是个时髦的家伙,穿着剪裁精良的牧师服——他的全名是科尼利厄斯·弗劳利·李(Cornelius Frawley Lee ),他的家族在托马斯街拥有一家弗劳利百货公司,一度大受欢迎、非常成功——用黑檀烟嘴吸烟,还炫耀一根珍珠柄手杖。我的姐姐认识他,并告诉我说,大概是因为他黑色、时髦的打扮,流浪在韦斯特兰路街头的儿童给他起绰号“蝙蝠马斯特森”。他自以为是个文学人物——他在诗人约翰·蒙塔古的回忆录中短暂地出现过,后者记录了这位不虔诚的牧师一天傍晚去赫伯特广场的公寓简短拜访他和他的妻子。他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第一位天主教礼拜堂牧师。大主教约翰·查尔斯·麦奎德(John Charles McQuaid)——此人想起来就叫人憎恶——将他召唤到大主教宫(Archbishop's Palace),告知他这个任命,并威胁说,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委派,如果有什么“麻烦”——他没有具体说明哪一类——李神父只有“靠他自己”了。凯瑟琳·沃尔斯顿一向喜欢将那些品行不端的神职人员收入囊中,康·李不正是那种人吗?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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