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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沃格林反思现代文明危机,怎样看待西方政治观念的演变?

曾梦龙2019-11-25 13:11:22

在思考世界文明的历史性危机方面,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无疑是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二人精深的哲思和广袤的视野,西方学界迄今无人能与比肩。——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

内容简介

《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尝试。

从古希腊世界的“精神解体”,到西方文明的现代危机,沃格林看到了秩序的瓦解,以及思想家们寻觅秩序的努力。为了营造一个意义的庇护所,人创造了“秩序小世界”,即“小宇宙”。观念作为政治小宇宙之实质性部分,在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和制度庇护的同时,需付出高昂代价——以人类生存的真理为代价。面对智识和政治的失序,具有伟大心灵的个体纷纷提出新的政治理论和人性论,以回应时代的危机,结果把人们推上人的启示这条道路。

然而,精神失序和文明危机绝非不可避免的命运,没有人注定要陷入一个社会的精神危机。《政治观念史稿》尽管不是沃格林关于当下和历史的定论,却一步步地证明了,在以虚无主义而告终的“精神反叛”之后,我们如何能够不通过教条而重获实在。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用尤金·韦伯的话说,沃格林“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代表作有《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书籍摘录

“沃格林集”出版说明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沃格林(1901—1985)出生于德国古城科隆,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后来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博士期间攻读的是政治学,沃格林喜欢的却是哲学和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当时的学界思想泰斗韦伯。不过,沃格林虽荣幸做过凯尔森的助教,后来却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者之一。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博士毕业即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访学美国,回国后写下处女作《论美国精神的形式》(O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ind)。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沃格林流亡美国(1938年),数年后在美国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谋得教职(1942年)。

此前沃格林曾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要为大学生撰写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简明教科书。但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即便如此,他仍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这个写作计划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最终废置,变成一堆“政治观念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不仅仅是“卷帙过大”,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打破这种现代式学术藩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部“史稿”不仅对西方学界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依笔者陋见,在林林总总的各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经后人整理的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最为宏富、最富启发性,剖析我们关切的问题,迄今无出其右者。

沃格林觉得,即便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已经显露出种种凶相的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沃格林以政治思想史方式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究时,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他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

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符号”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更为根本。于是他另起炉灶,大量运用“史稿”已有材料,撰成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以及其他重要文集。我们会感到奇怪,如今的《政治观念史稿》何以从“希腊化时期”开始,其实,此前的材料大多被用来撰写《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了。

沃格林启发我们: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而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正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1951 年,沃格林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次年,讲稿以“新政治科学”为题出版,成为沃格林思想成熟的标志。随后,沃格林全力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时有其他专题文集问世。 1958 年,沃格林返回德国,执教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并创建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然而在战后的德语学界,沃格林的学问几乎没有留下影响痕迹,这着实令人费解。退休以后,沃格林再度赴美,继续撰写因各种事务而搁置的《秩序与历史》后两卷。

在思考世界文明的历史性危机方面,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无疑是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二人精深的哲思和广袤的视野,西方学界迄今无人能与比肩。

沃格林去世后,他的美国弟子着手编辑《沃格林集》,成 34 卷。除五卷本《秩序与历史》和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外,还有六卷《已刊文集》(Published Essays),以及其他自编文集和未刊文稿。沃格林学述将艰深的现象学思辨与广博的史学视野融为一炉,汉译殊为不易,译者极难寻觅。我们只能耐心等待胜任的译者,陆续择要迻译。

导言(节选)

段保良 译

建立政府是创世之文章。从冲突人欲的无形广漠,兴起一个秩序小世界,一个宇宙的摹本,一个小宇宙(cosmion),引领那饱受内部和外部破坏力之压迫的危殆不安的生命,通过对其内部违法者和外来侵略者施以终极威胁和暴力运用,维护它的生存。暴力之运用,不过是创造和维持政治秩序的终极手段,却不是其终极理由:秩序的真正功能,乃是创造一个庇护所,人在里面可赋予其生命一个有意义的模样。

就一套政治制度的发生学理论而言,就一套历史哲学而言,有必要追踪有组织的政治社会从早期无历史阶段到权力单元演化的步伐,诸权力单元的兴衰构成历史这出戏剧。就当前目的而言,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认为,远在我们西方世界的历史大致有连续记载之初,早在亚述和埃及帝国,我们就能够连续地追踪到一种努力,就是要以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观念,使小宇宙亦即秩序小世界的庇护功能合理化。

这些观念范围极广,细微之处变化极多,但它们的普遍结构在历史上始终保持不变,正如它们所合理化的庇护功能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恒久的普遍结构由三组观念组成:关于总体宇宙之构成的观念,关于内部秩序的观念,关于小宇宙在当时世界中和在历史中的位置的观念。细节上的变化取决于更多的因素,其中典型的因素是:人的概念;关于人生意义的宗教、形而上学、伦理学的观念;社会的经济结构;族群结构;政治组织的创生;被保留或被排除的传统要素;科学和理性思辨的作用,等等。

一部政治观念史的问题与这些现象的复杂性相当。从开端到现在的单线进化是不存在的。由于观念的主要功能是创造小宇宙,所以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政治观念总是与特定政治单元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密切地融入政治史模式中,以至于要把观念从它们襄助创造的现实中分离出来,或许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历史上的确有许多哲人认为,真正的政治史与观念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观念的作用是如此根本,以至于他们已用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来作为建立政治史模式的指导原则。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黑格尔的哲学史;经由一系列时间中的政治组织,客观理念越来越圆满地展开自身,从一个人的自由走向一切人的自由。脱离了大写的“理念”(Idea)的历史,就没有政治观念的历史;“观念”的历史与“观念”在政治制度中实现的历史是一回事。马克思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把观念视为基础性的经济制度的辩证发展之上的上层建筑;他对各种力量的排列[颠倒了]黑格尔的图示,但观念[客观地参与]历史过程,则与黑格尔的体系如出一辙。从这些奇妙的本体论构筑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思想家对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真知灼见。

显而易见,一部政治观念的历史,若是密切地关注召唤功能,就可能消解为一连串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观念,它们正好构造了时间顺序中的政治现实。如果我们走到全域的另一端,把一部政治理论的历史视为一套不断积累的、越来越系统化的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体系,我们同样会陷入难题,因为毫无疑问,在任何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套知识都不是以系统的方式增长。

不过,虽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问题至少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历史问题。当召唤观念与理论达成妥协,进入辅助观念的阶段,当它们进一步蜕变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时,它们就与召唤性的现实渐行渐远,变成一个多少可与现实分离的思想体系。许多学者在围绕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宾诺莎、霍布斯等伟大的理论[人物]来建构历史时,一直或隐或明地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尽他们的最大能力去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

此外,还有一个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政治观念史可以轻易地划分成许多截然分明的时代,比如说希腊城邦时代,基督教帝国时代,现代民族国家时代。这种划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时代的政治单元与一定的宇宙摹本的大类一致,这些时代的合理化和理论性的努力,显示出同归于相应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理想型理论体系的倾向。一个共同根系的召唤观念构成了基础,每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致力于对该共同根系加以沉思性分析的任务。

从这些大体上无人反对的假定出发,我们取得了形成材料组织的指导原则。一连串的召唤观念或[……],以及理论沉思的连续性并不存在。相反,许多漫长的历史时代乃是受同一些基本类型的召唤所支配,在这些时代里,沉思性的过程最终导致欲将该时代的材料系统化的一种或多种杰出的理论性努力。那么,一部历史就要展示理论从一个召唤性的处境中渐次发展;它要一路走到这样一种处境之内所能到达的极限,进而展示在新召唤的压力下,理论性思考的消解和[废弃]。每个召唤过程都要处理同样一些基本问题、因袭路线,以及从一个召唤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理论问题的阐述。一个召唤时代里的内在过程,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因袭过程,将为历史提供粗略的总体结构。

如何选取材料以及把材料组织进总体结构,留有自由裁量的充分余地,但过程却并非完全随意,无论如何,一部历史必须原始察终,从开端去研究在以后阶段起重要作用的要素。由于这个原因,我完全不能赞同通常可在许多政治观念史中看到的那种对材料的编排。这些历史一般从希腊人开始写起。尽管希腊人的体系无疑是系统化的政治理论的第一次大爆发,但是,它们绝没有把那些后来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所有要素囊括无遗。

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演变为一个普世帝国的观念的那股观念潮流,并非承袭了城邦时代的理论,而是与更早期亚洲的发展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城邦召唤的理论带有一种死胡同的性质。几个主要的观念潮流,源出于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召唤,经过希腊时代,汇流入帝国的召唤中。直到很久以后的时代,随着13世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兴,希腊理论的全部分量才再次被人们感受到。

因此,历史叙述至少要从早期近东诸帝国开始,甚至最好是从人类社会的更原始阶段开始分析,因为这些阶段的遗迹,可在后来的历史上见到。对人类发展的妇人当政阶段(gynaiocratic stage)的反思,明确见于柏拉图关于共妻制的观念中,见于第俄提玛(Diotima)的角色中,见于圣保罗的某些言论中,见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s Alexandrinus)记述的[卡珀克拉特(Carpocrates)及类似的灵知派传闻],而且还见于《查士丁尼法典》里表达妇女平等的某些规定中。图腾时代的许多原始的观念进入希腊城邦、基督教共同体的结构,以及罗马士兵的密特拉神教共同体观念。但限于篇幅,我认为我最好是对这些问题只偶尔发表意见,一般不会回溯到早期亚洲观念之前的情况。

同传统模式分道扬镳,不是由某个时代的任何内部问题所决定,不管是希腊时代还是后来的某个时代,而是由这样的需要所决定,就是有必要勾勒出许多线索,把一个又一个的召唤情境连接起来。仔细地说明这些连接线索,似乎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若非如此,这部历史就难免会堕落成一部关于许多重要理论成就的论文集,除了一本书的封皮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使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试图[提出]传统的主流,以作为贯穿始终的组织原则,始终[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新的召唤要素进入舞台,使不断累积的[群众]四分五裂或聚合为一。

东方的发展和希腊的发展,可以说是互不相干,在亚历山大时代及其继承人帝国中汇合在一起。罗马帝国的组织,统一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标志着下一个阶段。随着[……]部族的出现,东方在数百年的[缓慢]脱离以后,开启了在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中独立发展的新阶段,而西方则围绕卡洛林帝国而凝聚。十字军运动标志着东方与西方相交往的新时代,造成了东方知识遗产在西方的复兴。这个时代特别复杂,因为在知识上吸纳东方的同时,还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消解和民族国家的生长。尽管这个过程错综复杂,但是走到这里,我们已站在比较安全的土地上了。对于细节问题以及如何组织材料才最适当,学者们或许永远见仁见智,但有一个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特类型的政治组织,有一套从纯召唤到纯理论的独特的观念。

然而,关于[数量]和最新的发展,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解释,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我们仍处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时代;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民族国家的观念或许正在衰落,而且至少两百年以来,许多新型的召唤正在缓慢却明显地发展。诸民族国家借以充斥政治舞台的可怕喧嚣,很可能成为它们的磨难。我相当倾向于这种解释,因此在最后一章,我试图把我认为预示着新的召唤秩序的所有迹象汇集起来,尽管这些秩序的最终形式还需拭目以待。

[本文是沃格林《政治观念史》导言的一个誊录本,原稿为作者 1940 年春亲笔手书,是现在已知最早的导言版本。括号里的材料为编者增补的文字、无法辨认的笔迹,以及原稿分页。誊录和校订人是霍尔维克(Thomas A. Hollweck),格布哈特(Jürgen Gebhardt)和卡林杰拉(Paul Caringella)给予了帮助。——埃利斯·桑多兹注]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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