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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捍卫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加德纳,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申辩?

曾梦龙2019-10-17 16:13:05

“经过漫长的一生,我希望,在人们的心目中,我要么是一个教师,要么什么都不是。”

《捍卫想象: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79-1980》

内容简介

海伦·加德纳教授是传统文学价值观有力而雄辩的捍卫者。她认为这些价值观遭到现代学术圈中一些最能干的人和今日批评和教学中主潮削弱。在本书中,她讨论了那些新的批评学派,它们使用读者的权威取代了作者的权威,否定文本有任何固定意义,认为文本是无穷的意义游戏,其意义有待个体读者发现。她遗憾地指出,今日文学教师往往看重现代文学,却忽略了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他们教授过去的文学,前提是要与现代产生某种“关联性”。在戏剧领域,尤其是莎剧领域,她审视了导演的主导地位;文本和演员的表演艺术服从于导演的总体主题观念和各种景观,结果是事件取代了戏剧。在文学传记领域,她发现一些现代传记作家,为了呈现传主的内心生活,忽略甚至扭曲作家的作品,或将之作为心理档案,而非想象性的产物。最后一章部分内容具有自传色彩,验证了她在献给文学研究的一生中找到的那些价值观念。

作者简介

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 1908-1986),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牛津大学文学博士,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不列颠科学院院士,皇家文学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院士。她的著作很多,尤以对宗教与文学、宗教诗歌以及对多恩和艾略特的研究最为知名。代表性作品有《艾略特的艺术》《宗教与文学》《捍卫想象》《玄学派诗人》《新牛津英语诗选》等。

书籍摘录

第六章  为我的生活方式申辩(节选)

1979 年 10 月,就在我即将从英国起飞前往哈佛时,我得到一本样书,是关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出自我以前的学生和同事,于是我欣然自豪地随身带到美国。此书的编者在一篇非常友善的序言中解释说,如果所收的文章要与该书文后刊载的我那篇文献目录中的丰富内容相匹配,那么,这本论文集将是一个大杂烩,因此,他决定将论题缩小到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个决定是审慎的,因为出版社必须卖书,在公众接纳一本书之前,它要觉得有可能接纳的公众。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时期的英国文学是“我爱的家园”。无论我漫游到多远,漫游得多开心,当我回到在我看来英国诗歌史上最取之不尽、最令人愉悦的那个时期,我总会有回家的感觉。

我必须承认,我的那篇文献目录看上去更像是《仙后》(The Faerie Queene)或《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中间某个复杂章节的摘要,其题材就如意大利作家阿里奥斯托(Ariosto)笔下的骑士和贵妇,消失了一阵后又重新出现,或者永远从视线中消失,然后出现了新的意想不到的人物。但是,尽管我还没有做我老早就打定主意要做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以后都不会做),我还是如斯宾塞一样,我觉得没有失去我的“罗盘”,尽管我的航船经常“停滞”,但它从来没有“偏离航向”。回首过去,我发现我的人生故事中充满了他人提供给我的机遇,充满了让我改变计划的偶然和幸运,充满了我一直倾心的教学中遭遇的问题,充满了看起来只有懦夫才会拒绝的邀请,充满了看起来是个死胡同,但我一转身就出乎意外踏上新路的东西。如果我也像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个内在的精灵对我说“不”,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我的内在精灵总是对我说“好的”。引领我穿越“诗国乐土”的向导,一直是寻求愉悦,各种形式的愉悦,以便我呼应斯宾塞的话语,正如《仙后》第六卷的开头:

这里的条条大道,

引领我疲惫脚步,

穿越这诗国乐土,

如此开阔而宽敞,

洒满了各种甜蜜,

令我的耳目欢欣,

我心中只有愉悦,

忘记了旅途疲乏;

当我感力有不济,

诗歌给了我力量,

重振我麻木心灵。


正是在我中等教育的最后一年——那时我遇到一个非常优秀的英文教师——我找到了我真正的家园。 1926 年,我被告知,鉴于我对莎士比亚、多恩、弥尔顿的热爱,我获得了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奖学金。在牛津,我读的是那时为英国荣誉学位开设的普通课程,攻读三门语言,撰写六篇文学论文。 1929 年,我获得一级荣誉学位。作为奖励,在我十一岁到二十一岁期间一直供我上学的伦敦市政议会又延长了我一年的奖学金。显然,我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为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做论文选题,并且在一年时间里,我要完成论文的主体,因为牛津规定,学生申请该学位,只能住校一年,然后离校,找工作,最后是希望抽出业余时间完成论文。在那些遥远的岁月,学生遇到这样的事情,不会背上太重的包袱,左思右想,反复考虑。无论如何,我会有机会在大学教书,这看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从来没有动过此念,利用这追加的一年宝贵时间,再拿一个学位。那时,在英国,这种观念——没有研究性学位,一个人要想在大学教书,或想做个学者,写本书,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还没有投下其暗影。

我非常清楚,我那时的中世纪文学的知识完全不够格,我也早就渐渐明白,如果我想研究莎士比亚和多恩(他们是我隐密的抱负),我应该做更好的准备,“从后面悄悄追踪”。我不知道的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有多少人有过同样的抱负,或事实上正心怀同样的抱负。那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拉德·法纳姆(多年后我们成了朋友)正在撰写《伊丽莎白时代悲剧的中世纪遗产》(The Medieval Inheritance of Elizabethan Tragedy);还有一个相当严肃的年轻人(他在试读文学学士学位,我们是在一起上弥尔顿的剧作《科摩斯》〔Comus〕的课堂上认识,这门课是临时取代了佩尔西·辛普森的课),即将写出《爱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我以为自己是个孤独的先驱,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一支日渐庞大队伍中迟来的新兵。我就向多萝西·埃弗雷特求教,如何找一个十四世纪的题材研究。我在读本科阶段,曾经在她的指导下做过中世纪研究,她很赏识我为她做的关于约克郡神秘主义者理查德·罗勒的工作。这是她在剑桥做过的课题,于是她指引我去做那时真正是片处女地的十四世纪晚期神秘主义者研究,比如《未知之云》的作者、沃尔特·希尔顿以及来自诺维奇的朱利安等人的研究。除了伊夫林·昂德希尔写过关于他们的著述,并将他们的一些文本变成现代文本出版)和一些天主教的学者(他们也用现代文本形式出版了一些作品,收入古老的果园丛书〔Orchard Series〕),这个领域唯一的垦拓者是霍普·埃米莉·艾伦,一个最专注和大度的学者,他在 1927 年出版了大作《理查德·罗勒: 作品与生平》(Writings Ascribed to Richard Rolle and Materials for his Biography)。我最开始是一头空白撞入沃尔特·希尔顿的作品研究;过了一个学期,我就决定,真正需要的是他的经典著作《完美的天平》(The Scale of Perfection);这个文本毫无疑问是他写的。我定下心来寻找这部大书的各种手稿,最早的英文本和后来的拉丁译本,然后就是做让人生畏的对勘工作。此间,我也扎进对基督教神父们的研究,力图追查希尔顿的思想来源。我天真地以为,这个来自并非显赫家庭的奥古斯丁式修士,广泛涉猎基督教诸神父的著述,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靠着放满米涅神父编撰的《教父著作集》(Patrologia)的书架阅读,因为将每卷本放在书架上站着阅读比拿到阅览桌正襟危坐地读要便利。我没有意识到,希尔顿频繁引用格利高里和其他用拉丁语写作的著名神父的引文,很可能来自《教父著作精选》(Flores Patrum)。米涅神父编撰的文本是挺讨厌的每页双栏印刷,尽管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苦读对我的视力或拉丁语水平有好处,但我也不认为我的时间完全白费。像许多人一样,我从米涅神父精彩的分析性文献索引中受益良多。让我开心的是,我在这个阶段没有满足做一个“啃噬索引的雪貂和鼬鼠”,而是至少获得了关于圣经注疏方法的一些认识,对奥古斯丁、格利高里和伯纳德这些教父的思想也有所了解。

与此同时,我也在上为十一二个攻读英国文学学位的学生开的专题课程: 戴维·尼科尔·史密斯讲授英国学术史,佩尔西·辛普森讲授伊丽莎白时代的笔迹和文本问题,斯特里克兰·吉布森讲授文献学。由于我在做中世纪课题,所以我获允上历史系学生的一门课,著名的E.A.洛博士开设的中世纪拉丁古文学。这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年份之一: 唯一的一年,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博德利图书馆阅读,课堂上听课;课堂上,我们被认真看成是想进入学术圈的人,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当洛伊博士问,是否有人会读某个词,就有人大胆读出来,他就可能说:“猜得不错;你再好好猜猜”;当有学生力图捍卫第二个四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个冒号,佩尔西·辛普森在经过长考后,摇着手指严肃地警告说:“是的;倘若你不小心,你可能变成另一个胆大妄为的莎学家多佛·威尔森。”

那时,牛津大学大多数的研究奖学金是由各学院提供,但女子学院的研究奖学金很少。只有一种奖学金专为女生设立,我成功申请到了这笔奖学金。当然,它不足以维持我生计,但我想有办法找到经济来源补贴。就在我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准备回牛津再做一年研究时,我接到伯明翰大学英文教授欧内斯特·塞林科特的电报,问我能否尽快前往他那里,为他一个请假照料病母的同事代课。以前他遇到类似情况,总是向他的老朋友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海伦·达比希尔求助,要她推荐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但这次,我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好运,达比希尔在自己学院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她就告诉塞林科特,圣希尔达学院有一个年轻女生口碑不错,然后把我的名字给了塞林科特。那是 1930 年秋,我获得大学职位的机会似乎很渺茫。我虽申请了几个职位,但我事实上还没有好好准备推荐信。因此,尽管只代课一个学期,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奖学金,发电报告诉塞林科特,我乐意接受。那时,我继续住在牛津,一周前往伯明翰三天,辅导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同时上一门成教课。过了半个学期,塞林科特把我叫去,问我是否愿意再续一个学期,因为我顶替的那人申请延长假期。尽管我很开心,可以把门外的饿狼再挡住一个学期,但我装出平静的样子说我很乐意。塞林科特对我的支持当然也是巨大的,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申请了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职位,在那里做了三年助理讲师。就在我聘期结束时,伯明翰大学正好空出了教职。我在伯明翰大学非常快乐地教了七年书,直到 1941 年,我回到母校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担任学业导师(tutorial fellow)。

无论是在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还是牛津大学,我都遵循那时的英国模式,教本科生英国文学都从乔叟开始,下迄课程教学大纲规定停止的地方。在此期间,直到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都一直在下功夫研究《完美的天平》,各种阅读笔记塞满了一个又一个鞋盒,我的业余时间也主要用在与中世纪和神学有关的阅读上。随着这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它离我的教学越来越远,离我为教学和备课所做的阅读越来越远。动荡的三十年代越来越动荡,它也与我的生活环境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吻合。我像大多数同代人一样,积极介入国内外政治。伯明翰这个大工业城市(据说当它开始从为二战做准备的工作中获利时,还在吃一战的红利)就呈现出奇怪的景观,它全部十二个选区都落入保守党手中。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埃格巴斯顿的工人阶级聚居区——这是内维尔·张伯伦的选区——为工党拉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我在英国中部地区组织集会,筹集金钱,资助西班牙共和党人。后来,我又加入了红十字会,传授急救知识,培训防空人员,为眼看无法避免的战争做准备。战争开始后,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那些手稿转入地下;但即使在接下来的六年战争岁月,我依然能够接触到这些手稿,但对于一个四肢健全的人来说,比起编辑《完美的天平》,似乎有更紧迫的任务要做,似乎有更急迫的职业使命: 在一个看起来要重回野蛮时代的世界,当务之急是尽力保存人类价值。能够在那样一个世界继续教书是莫大的安慰,我认为,正是那些年的经历,坚定了我的信念,过往时代的文学具有革新的力量。早在战争结束前,我就知道,我不会回头研究希尔顿了,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语文学者,应对其中牵涉的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怀疑,利用文本分析的古典方法,能否获得一个满意的平话本;这个文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由说不同方言的缮写者抄写,要么植入了他们在所抄手稿中见到的一些文字,要么他们自作主张植入了一些文字。这看起来不大可能,希尔顿这部作品会如《安瑟尼·维斯》一样,给这种英勇的解决方案以回报: 在校勘《安瑟尼·维斯》的时候,早期英语文本协会做出了大无畏的决定,不是设法弄出一个定本,而是分别校勘现存的所有手稿。到此为止,我讲述的职业生涯似乎听上去是可悲的故事,浪费了精力,误导了激情。

回首人生,我从未承受出版的压力,对此我心怀感激。我也认为,正如事已证明,我很幸运,在我那个时代,还不存在今日这种研究生奖学金制度。要是换在今天,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勇气,放弃在牛津再读两年的机会(甚至还可能延长在读时间),跑到伯明翰大学临时代课一学期。不过,我同样怀疑,如果我拒绝了那次代课机会,在一个教职极度稀缺的时期,我能否在大学找到位置。我认为我的感觉是对的,在那时,若没有比之前更加丰厚得多的知识,我是没有做好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多恩那种重量级的作家。尽管我逐渐意识到,我走过了一条错路,但是,那条错路教会了我许多技巧(我很高兴获得这些技巧),给了我阅读和思考的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些背景高度相关)。如果我一直能够留在牛津,延长在读时间,递交关于《完美的天平》的研究申请博士学位,然后觉得还有必要继续弄出《完美的天平》的版本,那么,我现在看来的误判(它要在多年后才开花结果),会是致命的错误。当然,我意识到种种失败、错误和愚蠢,但我只有一大遗憾。我与安德鲁·阿奎切克的愿望相同,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语言学习”。我希望多上一年中学,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在修读英文之前,我能够通过牛津大学古典学的荣誉大考。除了这一大遗憾,我觉得我做了想做的一切。我一直非常幸运,能够一生与更优秀的人为伴。他们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各种想象世界的制造者、无数深刻而重要的人类生活和经验之意象的创造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我发现,也帮助他人发现

大诗人笔下

美丽的自然的知识

和更多的永恒的欢悦。


我很高兴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作结,因为如他一样,经过漫长的一生,我希望,在人们的心目中,我要么是一个教师,要么什么都不是。


题图为华兹华斯,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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