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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什么思想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今日世界?

曾梦龙2019-09-29 14:15:31

马克•里拉将我们引上了关注现代“反动”心灵的旅途,重新将许多思想家——包括被忽视的和仍然被铭记的——的信仰和学说带到我们面前。动人的文字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博内容,堪称知识分子传记中的典范。——罗伯特•卡根,美国历史学家

《搁浅的心灵》

内容简介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革命”,“反动”的力量及背后的信念、思想图景被严重忽视了。马克·里拉在本书中将反动思想及其历史衍生物置于与革命思潮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案例和具有针对性的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于 20 世纪三位思想家——弗朗兹•罗森茨威格、埃里克•沃格林、列奥•施特劳斯,里拉从他们的著述出发,详细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怀旧情结。继而,里拉仔细考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始终盘踞在欧洲上空的反动历史叙事,以向我们展现它们是如何被应用于当代神学保守主义者和学术极左派的作品中,且同时引发了幻想重建哈里发帝国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与欧洲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作者简介

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政治学者、思想史家,美国最具有公众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牛津大学、耶鲁大学讲席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

马克•里拉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生活,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在欧美公共领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因见解深刻,文笔优美,善于叙事,而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也因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法国教育部“学院棕榈骑士勋章”以及美国政治学学会“列奥•施特劳斯奖”。

他关注的领域包括知识分子研究、 20 世纪欧洲哲学、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等。主要著作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等,另编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

译者简介

唐颖祺,生长于上海。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哲学系,现于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书籍摘录

序言(节选)

反动(reaction)是什么?搜寻任何一座成规模的大学图书馆,你都能找到上百本由世界所有主要语言写成的有关“革命”这一概念的书。而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书却寥寥无几。我们拥有理论探讨革命如何发生、如何成功与为何成功,以及革命为何最终丧失活力。关于反动,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论,却仅仅抱着自以为是的信念,认为它源自无知与固执,甚至是更难见天日的动机。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两个世纪以来鼓动着全球政治运动的革命精神可能已经偃旗息鼓,而与此相生抗衡的反动精神却存活下来,事实证明它形成了强大的历史力量,从中东直至美国中部。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理应激起我们的好奇,可是相反,它引发了一种自鸣得意的愤慨,随后又转为绝望。反动者是被弃置于受人尊敬的学问边缘的最后一位“他者”。我们不了解他。

“反动”一词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在 18 世纪第一次进入欧洲政治思想的词汇表,当时由孟德斯鸠从艾萨克·牛顿的科学论著中借鉴而来。孟德斯鸠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用力学的词汇把政治生活描绘为一系列永无休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他将革命视作这些政治行动中的一种,但认为它罕见且无法预知。一场革命可能使君主制蜕变为民主制,另一场革命却可能使民主制转化为寡头制。革命的后果难以预料,它会催生何种“反动”也无从得知。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两个词的意思。起义在巴黎爆发后不久,观察者们随即着手开发有关这场革命如何铸就世界历史轴心的故事。雅各宾党人(Jacobins)将年份重新调整为“共和元年”以示与旧制度决裂,并在此基础上将所有月份重新命名,意图使公民们不再混淆过去与当下。一切先前的历史都由于为这一事件做铺垫而获得了意义,所有未来的行动从此都能指向历史既定的终点—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之后的政治生活会是怎样的呢?黑格尔认为政治生活意味着现代官僚制民族国家的建立,马克思却设想着一种共产主义的无国家状态,那里居住着自由的人们,他们清晨垂钓,午后放牧,晚饭后进行批判。然而,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历史终点将会无可避免地到来的自信相比,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并不那么重要—两人都认为,时光之河一往无前,逆流而上是不可能的。在雅各宾党人统治的时期,任何抵抗时代潮流前进,或对于抵达历史终点没有表现出足够热情的人们都被标识为“反动”。这个词语由此带上了延续至今的消极的道德含义。

到了 19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者很显然不再全是准确意义上的反动者。本杰明· 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斯戴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和托克维尔(Tocqueville)等改革派自由主义者断定旧制度的崩塌是无可避免的,但他们认为随之到来的恐怖统治可以避免,这意味着大革命的承诺仍然可能被兑现。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保守派人士则抵制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尤其排斥随后围绕着大革命展开的历史神话。伯克认为,把历史视作将我们带向某个固定目的地的非人力量是一个错误而危险的观念,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这个观念,以未来的名义给罪行提供合法性辩护。(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改革派人士对此还抱有额外的顾虑,他们认为这种历史观念会纵容人们的被动。)在伯克看来,历史在时间中缓慢而无意识地前行,伴随着无人能料的结局。如果时间是一条河,那么历史就像尼罗河三角洲和它的上百条支流,向着能够想象得到的任意方向蔓延。

当统治者或执政党认为他们能预言历史既定的前进方向时,麻烦便诞生了。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这一问题的写照,它不但没能终止欧洲的独裁政治,而且还意外地将一位科西嘉将军直接推上了帝国的皇位,同时无意地催生了现代民族主义—这些后果是任何雅各宾党人都无法预知的。

反动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这是人们需要理解的关于他们的首要特征。反动者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变得像革命者一样激进,并被历史的愿景深深吸引。鼓舞革命者的是对具有救赎性质的新社会秩序的千年祈愿,以及对人类复兴的期盼;而盘踞在反动者心头的却是对将要进入世界末日般的黑暗时代的恐惧。在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Maistre)等早期反动思想家眼中, 1789 年象征着一段光荣历程的终结而不是起点。那时,天主教欧洲那坚固的文明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衰退为一具蔚为壮观的船骸。这不可能是一场意外。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迈斯特和他的众多弟子成了讲恐怖故事的高手。他们的故事往往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叙说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与智识发展如何通过启蒙运动登峰造极,启蒙从内部腐蚀了旧制度,致使其在遭到挑战的瞬间分崩离析。之后,这个故事在欧洲成了反动历史学的模板,不久又传遍了世界。

“后此,所以因此”是反动者所尊奉的信仰。他的故事始于一座幸福安稳的国度,在那里,各得其所的人们和谐相处,臣服于传统和神灵。随后,外来入侵的思想在作家、记者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的宣扬下对这种和谐形成了挑战,于是维护秩序的意志从顶端开始削弱。(精英的叛变始终是所有反动故事的关键。)很快,错误的观念就降临整个社会,使它心甘情愿甚至无不欢喜地趋向毁灭。唯有那些对旧世界仍存有记忆的人能察觉到世事变迁。这时,社会究竟是返璞归真还是义无反顾地堕入厄运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抵抗。如今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欧洲民族主义者以及美国右派向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继承人诉说着的故事在本质上一模一样。

反动者的心灵是搁浅的心灵。当其他人眼中的时光之河一如既往地流动时,反动者看到的却是漂浮在眼前的天堂的遗骸。他是时间的流亡者。革命者能看到他人所看不到的未来并为此感到激奋。而反动者已不为现代的谎言所感染,他能看到的是无比辉煌的过去,并同样为此感到激奋。反动者认为自己与对手相比更有优势,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卫士而不是先知,他捍卫着确实已经发生的事实,却无须预言尚未发生的可能。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反动文学中总洋溢着不同寻常的令人欣慰的绝望感,或是触手可及的使命感—正如美国反动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在创刊号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的使命是“堵截历史,呐喊停下!”(“stand athwart history,yelling Stop!”)。这种怀旧情结所带有的进攻性使反动者成了独具现代特色的形象,而非传统形象。

反动者特殊的怀旧情结也足以解释反动精神为何经久不衰,即使是在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规划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发生着不间断的社会性与技术性变革,无论在哪里享受现代生活,从心理上讲都像是在经历一场没完没了的革命。马克思关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将被亵渎的言论实在很对,他仅仅错在误认为单是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就能重塑世界的质感与灵性。简单来说,反动者批判现代性的时刻也是他最接近自身制造的历史神话之真相的时刻,因为这真相的本质就是不断的自我革新。这一过程所引起的焦虑如今已成为普遍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反对现代性的反动思想能够在世界各地吸引拥护者,尽管除了被历史背叛的感觉之外,他们鲜有共性。每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都会留下一片崭新的伊甸园,这继而成为另一些人怀旧的对象。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动者发现,怀旧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动力,它的力量甚至强过希望。希望可能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

当代革命者的心灵世界始终是伟大文学的主题。然而,反动者却尚未找到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康拉德。倒行逆施、性压抑的神职人员、有施虐情结的右翼暴力犯、霸道专制的父亲与丈夫往往成为我们文学与视觉文化中的脸谱式人物。这些形象的无处不在是劣质电影懒于发挥想象力的表现,这类电影中警察永远被安上白帽子,而坏蛋总是戴黑的。但这并不表示,相比于入世的革命者,入世的反动者们赖以为动力的激情与设想就更浅显易懂,反动者用来解释历史进程和理解当下的理论也不见得更简单。革命者思考,而反动者只是做出反应—这种观点纯粹是偏见。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反动者在政治上的怀旧如何塑造近代历史,他就无法了解近代历史本身;而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反动者作为一名自称的流亡者有时能以不亚于革命者的水准,比那些安于此刻的人们更明晰地看清当下,他同样也无法理解当下。我们如果要对得起自己,就必须去理解反动者的希望与惶恐,以及他的执念、他的盲目,还有—没错—他的洞见。

《搁浅的心灵》是一个谦卑的开始。这是我在过去二十年内随性阅读的成果,带来的是一系列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案例和反思,而不是系统的论述。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用以下方法更好地理解20 世纪的意识形态纷争,即研究一些典范式的知识分子型人物如何卷入其中。 2001年,我出版了《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其中收录了一些我写的关于思想家的肖像散文—他们受到自身蛊惑转而支持诸如纳粹德国、苏联以及伊朗神权共和国等现代暴政,或干脆否认它们存在的事实。当时我希望能增进对我称之为“知识分子亲暴政”(tyrannophilia)现象的理解,即知识分子出于自恋被某些暴君所吸引,幻想着这些暴君能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

写作那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另有一股力量塑造了政治思想家的想象与 20 世纪的意识形态流变,那就是政治怀旧。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怀旧如阴云般盘踞在欧洲上空而从未飘散。这股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尤其显著,它散布着一种“ 如我们所见,文明已终结”式的绝望,这种绝望和 1789 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所感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屠杀的公之于世、核武器的使用以及随后的扩散,这种痛苦愈发强烈。接踵而至的灾难哭喊着等待解释。于是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在内的一群思想家开始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极富影响力的研究著作《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给出的解释。众多衰落论者将他视为楷模,纷纷宣称发现了导致我们厄运的决定性思想或决定性事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类说辞受到了欧洲与美国右派人士的追捧并日渐增长。但人们也能在左倾阵营中发现类似的说辞,在那里,预言世界末日的资深生态学家、反对全球化的人士和反对增长的活动家都已加入了21 世纪的反动者的行列。斯宾格勒式的历史神话还以更鲜为人知的形式出现在了极端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作品中,他们的故事诉说着世俗化西方的堕落,诉说着强劲的、复兴的宗教势不可当的凯旋,这故事浑身都沾有欧洲的指纹。

《搁浅的心灵》以一篇沉思结尾,由堂吉诃德为复兴黄金时代而展开的悲喜剧式的征途出发,审视了政治怀旧在心理上经久不衰的力量。政治怀旧反映了一种富有魔力的思考历史的方式。历经磨难的人愿意相信,与现今截然不同的黄金时代曾经存在,而他却拥有隐秘的知识用来解释黄金时代为何终结。但他与当代革命者的区别在于,当代革命者的行动受到他对于进步和即将到来的人类解放的信念的鼓舞,而怀旧的革命者并不确定该如何看待未来,也不确定如何活在当下。他是否应该收敛锋芒,成为一名内心世界的游子和暗地里的反抗者?他是否应该带头回到充满光辉的过去?不然,他是否应该为未来而拼搏,使未来成为比历史更绚丽的往昔?堂吉诃德探索了所有这些可能。有关我们这个时代集体政治事件背后的思想与激情,堂吉诃德的个人奋斗所教会我们的一切并不逊色于任何学究对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力量的分析。我们似乎已经忘记,这些力量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渗透进人类的主观认识,渗透进他们借以认识事物的观念与意象。我们对于自身个体的心灵越是着迷,我们就对理解其他国家、民族、宗教与政治运动的心态越是迟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法读懂当下就是缘于这种不平衡。《搁浅的心灵》的诞生意在为修正这种不平衡做出一份微不足道的贡献。


题图为沃格林,来自:law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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