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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以色列开国元勋佩雷斯,回顾 70 年政治生涯和历史关键时刻

曾梦龙2019-09-27 15:24:16

西蒙·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国一代的巨人,他坚持不懈地呼吁和平,他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希望和可能性。他也是我珍贵的朋友,是我智慧的源泉之一。他的故事如今成为了时代的故事,有太多需要我们去了解和学习。——巴拉克·奥巴马(美国前总统)

《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

内容简介

《大梦无疆》是西蒙·佩雷斯的自传,也是他的遗作。在书中,他从亲历者、决策者和见证人的角度,记录了以色列的建国历程,再现以色列国家历史上几乎所有决定性时刻,以及中东和全球的重大事件。他的第一手材料,各种幕后不为人所知的信息、决策和指令,是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好注解。

作者简介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2016),以色列开国元勋,接连作为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总理和总统服务于国家。他是以色列建国一代的最后一人,公职生涯长达 66 年,亲历并领导了现代以色列从无到有、从弱至强、从一穷二白到创新科技领先世界的全过程,同时也是中东乃至全球重大事件的决策人物。

佩雷斯的前半生为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和利益付出一切,此后四十余年则为推动中东和平倾尽全力。 1994 年,由于他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和平做出了非凡努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96 年,他成立了开创性的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专注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执行和平构建的项目,赋予年轻一代创新的力量和广阔的视野。

西蒙·佩雷斯在完成本书的几周后于 2016 年 9 月去世,享年 93 岁。

译者简介

吴越,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政策及实务硕士毕业。曾先后担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美国侨报纽约和华盛顿记者站记者、世界自然基金会媒体官员以及中国美国商会高级项目官员。在美求学期间,吴越还曾担任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办的《全球记者》杂志的编辑、隶属于国家地理协会的《国家地理旅行者》杂志和伍尔德·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研究助理。

刘洪,新华社高级记者,环球杂志前副总编辑,新华网总编辑助理。曾赴喀布尔采访阿富汗战争,后在耶路撒冷、华盛顿等地担任驻外记者。曾在《瞭望》《环球》《经济参考报》《新民周刊》等报刊开设专栏,著有《谁坑了中国企业》《公司的力量II》《和沙龙做邻居》《战地36天》等书籍。微信公号“牛弹琴”(bullpiano)创始人,曾负责新华社官方微信新媒体。

书籍摘录

第一章  从政的召唤(节选)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五日,我宣誓就任以色列第九任总统。那年我八十三岁。我的职业生涯贯穿了以色列国成立至今,那天则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当我站在台上、宣誓就职之时,占据了我思绪的却是维施尼瓦,它提醒着我这一路旅程始于何方。作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我对未来有着无尽的想象,但即使是在我最野心勃勃的梦想中,我也从未想过我会迎来人生的这一时刻。

宣誓就职的庆典之夜,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子走近我,以一种连我都忍不住羡慕的、不加掩饰的以色列式坦率直接开始了和我的对话:“总统先生,恕我直言,经过了这么长的职业生涯,您在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呢?”

“为什么我要工作?”我问道,“我猜我从未想过其他的选择。”

这是事实。在我记忆中,犹太复国主义一直是我立身的中心所在,并且为其服务是保证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我八十多岁时,在以色列政坛工作了六十年之后,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作引领着我走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当我还是英属巴勒斯坦的一名年轻人时,我所想象的工作并不是在政府中任职,而是在田间工作,开垦土地,为创立一种新型的社区而工作。除了想当个基布兹成员,我其他什么也不想。

被称为基布兹的第一个犹太人定居地叫做德加尼亚(Degania),它是在一九一〇年由一群逃离欧洲的年轻拓荒者在约旦河谷建立的。他们带着宏伟的计划而来,不仅是为了建造定居点,而且是为了把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变成现实。基布兹首先是一个农业定居点,是人们在岩石土壤上耕种、排干恶劣的沼泽地而加油苦干的地方。正是这些每天劳作的拓荒者们将无法居住的地方变得植被繁盛。德加尼亚适时地激励了其他的基布兹,耶斯列(Jezreel)和约旦河谷的贫瘠土地渐渐地布满了欣欣向荣的社区。当我移居以色列时,大概已有三十个左右的基布兹,经过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更多。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棕榈树、田里的庄稼、果园和牲口让基布兹焕然一新。它们使沙漠变得美丽而富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激发出无限潜力。在国家成立之前的岁月里,我们拥有强大的领导,并正在为国家机构和政府打下基础。在那段时间,出于必要,基布兹变成了我们最中心的机构制度,这并不是因为基布兹的收成脆弱或代表了崇高的思想,而是因为基布兹承担了最基本的职能:管理定居点和移民问题以及组织我们的防卫。尽管每个基布兹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它们都围绕着共同的中心愿景组织起来。在追求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过程中,拓荒者们也曾试图重新设想过一种新型的社会,一个建立在平等合作、正义公平以及集体共有和群居生活之上的社会。

我喜欢在特拉维夫的生活。每天下午,我会骑着自行车行驶在马路上,数着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大楼,把每日的施工进度分门别类。但真正俘获我心的是远方的基布兹。我曾在高中时加入青年运动,因此也见过这个犹太国家最伟大的拓荒者们,并向他们讨教学习。在学校,我们以学习为重;而在青年运动里,我们可以放飞梦想。我在童年时光一直将拓荒者们奉为重要人物,我已经确信,加入到他们之中就是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最崇高的呼唤。我想把城市的喧嚣和田野的安静作交换,着手探索改变这块土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组织的领袖艾拉南·伊沙伊(Elhanan Yishai)开始了解我要追寻的道路,非常好心地选择了我当他的助手。

1928年,我(右边),我的弟弟革顺(吉吉),我们的父母萨拉和伊扎克·帕斯基,于维施尼瓦。(西蒙·佩雷斯档案馆提供)
恩德培行动之后,总理伊扎克·拉宾和我欢迎人质回家。(乌里·赫茨尔·扎希克摄,以色列国防军和国防设施档案馆提供)

“我想你应该考虑一下本舍门(Ben-Shemen)。”在一次即将改变我人生的谈话中,他对我如是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本舍门青年村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它由德国医生、教育家齐飞格·莱曼(Siegfried Lehmann)博士于一九二七年建立。它也一直是我所知的最美好的地方。

首先,它是不少人称之为家的地方,这些人包括在欧洲成为孤儿但最终独自抵达英属巴勒斯坦的勇敢而孱弱的孩子。但它远不止如此。它既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知识中心,也是一个学习犹太复国主义信条最实际的运用的地方。它是男孩女孩学习技能的一个地方,比如,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定居,如何放羊、给山羊和奶牛挤奶,如何把种子播种到坚硬的盐渍土壤里吸取养分,以及如何正确打磨、挥动镰刀。它也是把男孩女孩训练成军人的一个地方,让他们了解犹太复国主义无疑需要一场战争。学生们学习如何射击、打仗,学习如何看星星辨别方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习基布兹生活所代表的价值观:如何平等地一起工作,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建造并维持一个社区。它是把孩子变为领袖的地方。本舍门刚接收了一大拨来自欧洲的孩子,基布兹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和那些早些时候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其他孩子结对,让后者帮助新来的孩子尽快适应不同的生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艾拉南又塞给了我一个消息。“你不一定非得去,”他说,“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推荐了你,因为我了解你家里的经济条件,我还为你申请了奖学金。”当时的我看起来肯定是一脸震惊。

“他们想你去,西蒙,”他笑着说,“而且他们会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如果你想去做,决定权在你。”我从椅子上跳下来,径直跑回家告诉我的父母。我甚至没有征求他们的许可。我只是怀着一个十五岁男孩所有的激情和焦躁,告诉他们我的计划和希望。我确信,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想,他们能感同身受。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本舍门,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和学习的渴望。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通过它的大门走进院子里的情景: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广场,一栋栋朴素的平房环绕在四周。院子中央有两棵美丽的橡树,它们就像年迈的巨人见证了几个世纪的沧桑。大树底下站着一小群孩子,正围绕在一个看起来像老师的人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讨论当天的课程。

我被分配到一间空出来的木头屋子里,就在狭窄的土路尽头,和其他两个男孩一起快乐地生活。有时乍看起来,这里还真像是夏令营。我们会说笑话、互相恶作剧,也会在火炉边唱唱歌。我们会经过临近的山麓开始我们漫长而蜿蜒的徒步旅行,也会在做家务的时候玩各种游戏。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地方,让我真正交到了朋友。在特拉维夫,我是个局外人。在本舍门,我是受人欢迎的。

不过,尽管有同志间的情谊和偶尔的恶作剧,我们都敏感地意识到我们肩负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要远远大于我们自身的使命。我们不仅生活在犹太历史的最前沿;我们正用自己的双手塑造这一历史。我们每种下一颗种子、每收割一次庄稼,我们的梦想仿佛就会向更远处延伸。就在这块恶劣的土地上,我们将重建犹太国家——驯服这块土地、确保它可以养活数百万人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再提醒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在我们的人到来时填饱他们的肚子,那我们又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安全?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

1993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签署《奥斯陆协议》。(艾维·奥哈尤恩摄,政府新闻办公室提供)
1994年,和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权利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共同领取诺贝尔和平奖。(萨阿尔·雅科夫摄,政府新闻办公室提供)

白天,我们在田间劳作或是在教室里学习。夜晚来临,我们站岗放哨。临近村落的阿拉伯人时常会向我们开火或是企图偷走我们的食物和供给。我曾被任命为一个哨所的指挥官,这个岗哨坐落在村子边缘一个加固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里。每当太阳落山,我就会爬上铁梯子、摆好望哨的姿势,我背靠墙,身旁是我的步枪。每次我都希望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但许多时候有人会向村里面开枪,许多个夜晚我也不得不向着黑暗开火。

每次站岗,我都会经过格尔曼一家的房子。格尔曼先生是我们的木工老师,我经常会看见他在前院锯长条木板。有时,我也会看见他的妻子在照料花园,浇浇花或是查看土豆的长势。我会挥手大声向他们问候。

在一个特别的夜晚,我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光脚站在他们家的门口。她棕色的长发梳在脑后、编成辫子,露出动人的眼睛,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美人。我们的目光仅仅接触了片刻,在相互微微一笑之后,我的心已被她俘获。她仿佛彻底击垮了我,然后即刻又把我给重新组装起来。她叫索尼娅,格尔曼家的二女儿,就在这个村庄长大。每天晚上,我都会看见她,她总是赤足紧挨着一台割草机。我彻底被她迷住了。

有时我会鼓起勇气跟她讲话。不过她并没有被我打动。我也尽力而为了:我给她念诗甚至读卡尔·马克思的章节,但似乎没有什么突破。直到有一天,我请她陪着我一起去一块小黄瓜地。黄瓜的香味,那种自然的浪漫终于起了作用。她看我的眼神与往日有些不同——最终有点像我一直看她的眼神。

索尼娅是我的初恋,也是我唯一的挚爱。我知道,我会找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既温柔又坚定,在每个方面都是伟大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索尼娅允许我放飞梦想,但也让我脚踏实地。在我追逐自己最狂野的梦想时,她信任我、支持我,但她从来不让我太过激进。她是我的指南针,也是我的良知,二者的合体。在这世界上,我爱的人非她不可,而且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某个原因——她似乎也做好了爱我的准备。

这是因为本舍门。这是一个我们白天看书学习、晚上持枪御敌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听从内心召唤、追逐自己目标的地方;是我们的灵魂伴侣可以等我们一起散步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充斥着政治戏码的地方。正是在那里,我完善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第一次有机会把这些观点付诸实践。实际上,就我们在本舍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切东西而言,没有什么比我们暗中做的那些事情更影响时局发展了。本舍门是好几个政治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在这些组织中,学生们会就犹太人的未来、成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创建犹太国家所需的策略进行辩论。但这种政治活动是官方明令禁止的,因此这些辩论一般都在晚上进行,以秘密的耳语或是慷慨激昂的诉求形式出现。这些是一代人之间的对话——最年轻的一代——这些对话源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试图建设的是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想说的远非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我们觉得,我们的使命仿佛要比保卫家园更加伟大,设想一个新型的社会也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基布兹体系背后的驱动理念,我们一直坚定拥护的一个想法。或许因为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还有因为我们的角色让人感觉如此重要,我们的辩论经常格外激烈。

尽管我们拥有共同的理想,我们中也涌现出大量的不同意见。一些基布兹的领导者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要求在基布兹内实行思想集体主义,他们视犹太国家为加强纪律和秩序的一种机制,希望可以复制苏联的体系。而我则相信,有的人曲解了马克思学说,其执政风格也并非社会主义理想。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独特的体系,而非复制苏联的体系或是任何其他体系,我们的体制应该能反映出建立在犹太人道德准则之上的国民精神。就像赫茨尔曾经说的那样,“的确,我们渴求拥有我们的那片古老土地,但在那土地上,我们期盼的是犹太精神能绽放出新的花朵”。

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成为这些秘密聚会的重要参与者,而不再是一个局外人。这些青年运动的早期经历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我的处事方式。当我越来越成为屋子里的主导声音的时候,我越发意识到我有多喜欢这样;还有,站在人群面前用话语而非其他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甚至是历史,是多么有影响力。即使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我就为自己拥有独特而浑厚的男中音感到幸运,因为它令我的话语自带权威的光环,甚至在我还没有任何权威之前。


题图为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约翰·泽尔顿摄,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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