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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任听老崔说完,又摸出一包烟 | 北京故事

文化

老任听老崔说完,又摸出一包烟 | 北京故事

刘璐天2019-09-25 09:07:36

#白塔寺顺城公园

北京顺城公园像一条中间夹有步道的绿化带,但它是附近胡同最大一块公共活动场地。

要去这儿,你得从鲁迅博物馆出发,沿着宫门口头条胡同往西走。它紧挨西二环东侧、阜成门地铁站北边,全长有 420 米,分三个景区,景致东西对称。7 月,海棠花刚过季,但棣棠花还开着,给浓厚的绿撒上些稀疏的黄。

每晚七点到十点,附近胡同的居民都来遛弯。他们颇有默契地自行划分了时间段和活动区域——大城市里但凡人多的公共区域,莫不如此。如果有研究公园时刻表的人类学课题,研究者大抵能在南北方文化里找到不多的共同点来。

七点,日头还有点余热。两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占据了北侧的几个花坛,打太极拳。茶水杯和毛巾就放在石台上。另一侧,两个穿黑色制服、戴红袖章和黑便帽的保安在闲聊。再往南走二十米,一位妈妈正照看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弟弟拼命追赶,还是跑不过紧紧抱住皮球的姐姐。八点,天彻底黑了。三位大爷坐到长廊下喝酒抽烟,打量来往路人。大妈们也出来了,有十几位。她们占据了那块方形空地,在路灯下跳广场舞,红红绿绿,颇有生气。一小时后,舞蹈结束。公园安静下来,只剩南段石椅上几对隐在暗处的情侣。

老任和老崔都六十多了,住宫门口头条,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也是首钢的老同事。老任矮胖,皮肤黑,头发乱糟糟在颈后和头顶炸开。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烟酒熏陶过的黄牙。说话吞音吞得厉害。有两个口头禅,“那可不!”,或者,“那你以为!”。老崔高瘦,光头,浓眉大眼。音色悠长而洪亮。

两人装扮差不多:拖鞋、汗衫、大裤衩。脚边站着两三瓶燕京啤酒,手边有包红塔山。约莫八点差一刻,我们在长廊里头相遇时,地上已经躺了不少烟头。第一瓶酒已经空了。

“咱们就是附近的,跟这儿没事乘乘凉,喝喝酒。我小时候,这里是城墙,二环路是护城河,现在还跟底下埋着,还通着呢。”老任说,邀请我坐在他俩中间一块儿唠嗑。

“我们家那会儿养兔子。我爬城墙,翻过护城河去给兔子挖草。二环外头都是农田。街坊邻居家家还都养金鱼。夏天用银丝袜子抓金鱼回来养。冬天捞线虫,红的、长的,喂鱼。胡同里那会儿也没这么多房,院里头宽敞。我们胡同里玩,或者墙洞下头待着。男孩玩弹球,弄烟盒叠成一三角,拍着玩。女孩儿跳个皮筋儿什么的。对面原来是个冷库。我小时候,它清冰库啊,黄花鱼、带鱼都往河里。我们淌着冰过去,捡鱼。新鲜着呢。什么鱼都有。谁扒的城墙啊?那是张百发。北京副市长。七几年的时候。”

“你说是当初好还是现在好?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会儿怎么玩都行。这会儿唱唱歌,那儿一举报警察就来了,说扰民。小时候猪肉几毛钱一斤,去年新发地八九块一斤,现在要十七八块。你让我比,我怎么说?”

他一口气说完一溜,掐灭烟头,扔掉,“啪”地按下打火机,又点燃一颗新的。

老任和老崔谈起老北京人的身份颇为骄傲,有点吹牛的意思。“咱们是满族人,皇亲国戚。皇坟就在土城外头,小点的官儿都埋在那儿,叫索家坟,早就给推平了。公园旁边这个门不叫阜成门,叫平子门。石景山运煤进城,必须走这门。骆驼祥子的故事就在这儿。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过来,运水。德胜门,打胜仗回来走。永定门,出去打仗。你问别人可不告诉你。这儿十个里八个都是外地人,老北京特少。我们都老北京。”老任说。

老崔接着补充:“我们老爷子都是老革命。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老爷子打进北京,我们在这出生,在这长大。改革开放以后变成做生意进北京。你在北京买房,就给你在北京落户。”

老任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拍的是他老爷子的从军证。证件照里的年轻人和老任一样的方脸,身着戎装,轮廓硬朗。两眼直视斜前方,脊背挺得笔直。老任大声念出来:“1948 年参的解放军,1965 年退的伍。当了多少年兵?17 年。90 啦!你看看,这我老爷子。一米八几的个儿。拐棍都不用,老革命。年轻的时候更帅。”

回想起自己的事,两人又开始感慨。“你看过《血色浪漫》吗?我们就跟他那一样过来的。”老崔说,“我们这一代是最惨的。小时候三年饥荒,吃不上饭。到上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回来好不容易有工作、成了家,下岗。都三十来岁,不到四十,还要养孩子。没收入。不让生二胎。我们 50 年代、60 年代生的这波人全赶上了。”

老任过完 15 岁生日没多久就没再上学。遇上上山下乡,去顺义插队。“我们村特穷,干一天挣几分钱,八块钱一个月生活费,你算算。干一年,自个儿都养活不了自个儿。国家给知青拨了五百块钱,得管两年,吃喝全在里头。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从家里带油炒面,拿水沏了吃。这就算吃得好了。”

老崔比老任大一点。1976 年高中毕业那年插队,去的延庆。当时就两个选择,不当兵就得插队。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当上兵。

“那时候我身高还有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我哥也是现役军人,我们家老爷子政审都不用。但我什么也不懂,等着发衣服。后来问了,人家说以为你当别的兵去了呢。那时候我们高中是去新疆,做地勤兵,苦。吃不上蔬菜,插队还能吃上自个儿种的菜呢。北京去了最久的,三年就回来了。没一个有出息的。只有一个留在那儿,现在提成副书记还是什么的。孟芳兰,我们原来交通队的。他儿子孟凡贵知道吗?说相声那个,就是兵团回来的。”

想当兵也是有大哥的辉煌做参照。老崔这一辈共三男一女,他排老二。上头有个大哥从南京军大毕业,以团级的身份回到北京,没过多久就做了军长,现在是局级干部。“他跟我们家哥儿几个里是混得最好的。当兵啊,我说我要当兵我也次不了。”

和老任一样,老崔插队的村也穷。“我们扎堆干一年,最后还欠队里的粮票。吃的白面是国家供给,那时候好像是一年不到 40 斤。不够吃,也吃不到好的。人家农民都叫我们小牲口。生茄子还没摘下来呢就吃。挖出来的水萝卜,剥了皮就吃了。偷鸡啊,都干过。后来有个插队的,我忘了叫什么名儿了。他们全都闹去,逮什么抢什么。本来全都是好孩子。所以后来就全给弄回城里来了。”

但也不全是苦。“年轻时候插队还觉得好玩呢。山里头空气好,玩啊,都是年轻人,同学。就跟现在孩子们上大学搞对象似的。好几对成的。我媳妇也在延庆插队,隔壁村的。”

老任听老崔说完,又摸出一包烟。这是今天的第三包。他在顺义只待了一年不到。1975 年,他 17 岁,被分配回首钢什刹海分部的液压部门,负责烧焦炭。烧起来不能停炉,烧不完下不了班。即便如此,老任还是嫌吃大锅饭太清闲,借下班后的空档去动物园摆摊,坐绿皮火车上广州背货。这是第一份副业。

“动物园最早卖服装,我头一天。年轻啊,真挣钱。从广州批牛仔裤, 7、8 块一条,到咱们这儿,30 三件。动物园那时候没有马路,没有大市场,就胡同里头,六七摊。后来发展了盖了高楼了。原来跟卖菜似的,铁棚子,往上一摆。那会儿时兴那个。标牌儿自己往上订。愿意啥牌儿订啥牌儿。”

老任后来陆陆续续又干过很多:交通协管员、小吃摊摊主。“那会儿挣钱,不像现在。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就一块钱一斤的花生毛豆,回来煮煮弄弄,一盘三块钱,你说多少利润。”但他挣多少花多少,没攒下什么钱。老崔喊他“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什么也剩不下。这些副业一直干到 1998 年,首钢倒闭,他 40 岁,以车间主任的身份下岗。

老崔也干过服装。那是 1984 年。在延庆插队三年后,1979 年,老崔被调回首钢西单分部待了三年。这算是优待——全队只有他和一位女性团支部书记被分到首钢,其他人大多去做的环卫或者建筑工人。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后门。“这事当地书记得说话。正好他们家孩子有病,我们家老太太是医院的,说上这儿来吧。跟我们家住给治的病。”

靠做“倒爷”,倒卖钢材票拿提成,老崔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两万元。“北京市万元户都上报纸了,我两万的人民爷爷都没言语。真没瞎说!怕被逮着。”1983 年,他又调到医疗器械厂。厂里的日子也清闲,两口子就在西单百花市场搞起高档服装,一个月两三趟,上广州高第街拿货——蝙蝠衫、麻纱的套裙。摊位费一个月 1000 多元。

“我们最早没案子,就挂衣服那个架子。摊口弄个台子收钱,跟顾客说你们挑去吧,挑完结账、出门、走人。那时候也没什么骗不骗的,你甭管,他保证交钱走。老实。李成儒知道吧?电影演员。他是高档服装厅第一个厅,第一个号,我们挨着。他就西单后头住,跟我同龄人,兵团回来的。他儿子跟我们姑娘一般大。”

1986 年,女儿出生。两口子忙生意,孩子两岁时就送去了幼儿园,或者托街坊领居照看。

但做到 90 年代,生意已不比从前。一方面,动物园和西单都起了高楼,摊位费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用老任的说法,是“让南方给顶了”。

“广东那边直接往这边发货了,太多了就,挣不着钱了。你也卖,他也卖,十个摊都卖这个。后来北京这边白沟也有了,做各种皮包。全都假货,但真漂亮,你分不出来真假。人家自产自销,你从那儿进货,你卖不动。”

与此同时,铁饭碗也松动了。1997 年,中央政府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即用 3 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当年 9 月,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据劳动人事部门统计,1998 至 2000 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在 600 万左右。

老任就是 1998 年下岗的那一拨。他倒是想得开,“跟着时代走嘛。想跳槽跳槽,哪赚钱跳哪”,在首钢旁边开了家饭店,雇来三四十个员工,做家常菜。川鲁粤都做,经营了近 10 年。“那精力你费的,全自个儿操心。但那时候挣钱。你就干一晚,金项链七八十块一克,能买一套,2000 块钱。我们家都是珠宝金行的发票,都繁体。”

老崔也是挣过大钱的。下岗后,他做了两年拆迁工程承包商。“二环往前走,金融街,仨银行全是我拆的。这是挣得最大的,比抢还来得快呢,一年能挣好几十万。这还只是到我手里的,还得把租金给人开了,100 多个工人的工钱给人开了。那时候就是好挣钱,弄一会儿就挣钱。”

但这门生意的基础是关系。关系没了,财路也就断了。“一代朝野一代臣。原来’王工’也是给区长开车下来的,我们跟着他干的。后来区长犯错误了,啪,换一拨人。要不我们怎么说干不了呢。”

正说着,老崔的电话响了。是另一个老朋友小肖打来的,问要不要一起去 KTV 唱歌。老任一听是小肖就感叹,“他赶上合适,他家拆了,他媳妇娘那儿也拆了”。小肖原来住在西直门,十几年前拆迁,拿到了巨额补偿款。老崔媳妇娘家在德胜门,还没说拆迁的事;白塔寺这一片就更指望不上了。

“有一个拆都行。”老崔又点燃一颗烟,“我们愿意拆迁,他重点保护你就走不了。这儿守着一个鲁迅博物馆。站在胡同里,二环上开一车,能看见白塔。高楼建起来,白塔就看不着了。这儿可是文化一条街。你看从这儿捋,鲁迅博物馆、帝王庙、白塔寺、广化寺,一条街全是古建筑。没法动,动不了。”

不仅动不了,也不能卖、不能租。老崔的房在一个四合院里,占了多半个院。老崔估摸整个院房价得有两千万多万,那么自己也算千万老头了。但这是房管局的房。

“我们家两间房在前头空着呢,20 多平,两间。原来一直让租,一个月统共收两三千。我媳妇娘家胜门那边也租着,一个月 3000 多。前年开始,房管局的房不让租,我们就翻建了。新政策不是二环内改成中央政务区了吗?三年啦,弄不动。”

白塔寺周边原来有部分区域也提过拆迁,补偿款是一个户口给补偿 70 万。老任听到这儿气不打一处来,“这帮人也不是谁让走就走,你给太少谁也不走”。他指着二环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侧的一片居民楼小区说,“那个小区就是七几年这边民房拆迁,他们搬走又回迁的地方。那合适。现在拆迁都是去六环,西三旗、回龙观。要想待在二环里,拿补偿款你买得起吗?你说我们这儿交通方面,那边是人民医院,这边是儿童医院,那边是北大医院。谁愿意走?下班往这一坐,多好。都不爱住楼房,光跟屋里局着,谁也不认识谁。人哪,要接地气。不接地气活不了。”

老任的房是自建房,有上下两层。倒是可以出租,十年前北京奥运会那会儿也租出去过,2000 一个月。现在房租比原来高,3000 一个月,但老任反倒不愿意租了。“乱,都是外地生意人。做买卖的有钱,不然租不起这里。好多在对面天意(新商城)做生意的,去年不是给关了吗?我们买东西不方便了,他们外地人没生意做也都回去了。”正说着,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骑着车路过,比着手势询问可否收走喝空的酒瓶。老任向他摆了摆手——啤酒瓶是付了押金的,一会儿还得还回去。

现在,胡同里住的都是些外国人。老崔和老任在顺城公园里常碰到三五个,还能聊两句,“人家中文好着呢”。金融街的白领则很少看见。他们大多住在马路对过的高层公寓里,那里月租 8000。

不只胡同,二环路一带变化也大。老崔说:“这条街的变化,我们知道的,刚开始都让你们做买卖,满街都是,开个门脸做什么买卖的都有。满街放着歌曲、霓虹灯,越繁华越好。现在全都给封上,高空广告牌都不让放,连大银行的都不让了。”但他觉得这是好事,“就跟人似的,一开始穿得花里胡哨,成熟了都穿得特朴素。”

顺城公园靠近二环路的沿街门脸现在只剩一家,“老北京大栓副食店”。老崔解释说,这是因为大栓他爷爷也是老革命,大栓没工作,如果把店封了就只能吃低保了。店面很小,只有不到 10 平米。进门右侧有一台立式冰柜,兜售饮料矿泉水;左侧架子上摆着些零食、香烟。正对着门脸的玻璃柜台,只有紫砂壶和晒干的葫芦。一抬眼,天花板上也全挂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这天大栓没在,去台湾旅游了。只有他 63 岁的母亲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眯着眼吹风。一只叫花子的三岁小猫躺在她边上。另一只叫波波的小狗则在店前的空地上来回奔跑。

公园里前两年还有个花鸟鱼虫摊,从白天起铺开一溜。现在时不时有保安来清理,摆摊者便逐渐消失了。公园入口处立着块不锈钢牌子:“自行车、机动车,禁止入内。禁止遛狗,禁止摘花。”

这块牌子拦不住老任。他有条爱犬柯基,叫毛豆。“谁都知道我们家那毛豆。听话着呢。快递、送报纸的不敢进门。熟人骑自行车打门口路过,它去迎接你。逮黄鼠狼、逮猫、逮耗子。”老任每天牵着毛豆到顺城公园玩。“他们拦我,我说’别拦我,我跟这住,我这狗挂着牌儿的,有北京市户口。你有户口吗?你有户口你拿出来。’”

老崔的拆迁生意结束不久,2003 年,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4050 工程”的新政策,允许 40 至 50 岁的原国企及事业单位职工返聘。那一年老崔 45 岁,回到了首钢工作。老任心里憋了股气,“谁返聘?我没有”,接着干他的餐馆生意,直到北京奥运会。

退休后,两人都按原首钢职工的身份拿到了退休金,一个月 3000。老任觉得有点不公平,“我有个兄弟一会儿来,人家房管局的,属于事业单位,退休金拿 7000 多。搞卫生的、开公交的都比我们拿得多。搞卫生属于北京市环保局,开公交属于北京交通局,都事业单位,一个月 5000 多。”

但孩子们几乎没让两人操心。老任的女儿 2008 年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真厉害我们姑娘,他们一个班里就俩考上”。经老任大哥战友介绍,女儿毕业后直接进入一家总部在澳大利亚的外企,负责翻译资料以及谈判业务,没几年就在东三环买了套房,140 平米,800 万。“我姑爷家也有点,没有房贷。我们逗乐,说等这儿能拆了,上她家楼下买套挨着住。”

老任的儿子大学学的企业管理,毕业后在上海当了几年兵。转业回到北京,在国家投资委工作了五年,接着又跳到双安商场做经理。挣得也挺多,但还没买房,还和老任两口子住在一起。“我们家几个孩子也全都是博士研究生。我弟是北工大教授,我媳妇家有个孩子是海淀区 101 中学的教务处主任,我媳妇他姐还有姐夫都是 301 医院的军级干部,研究生物科技的。”老任想起自己只读了个夜校,叹了口气。“没文化不行,但你有本事还得有关系。”

老崔自诩高中学历比老任好点,“但两年也没学什么东西。那时候还学俄语。我们班主任就是留苏回来的。和苏联闹僵了,不吃香了,就从教俄语改教英语了。我那时候还学得不错呢。”他伸了伸舌头,但发不出大舌音。“但都能听出来,知道那意思。”

这时正方形空地上的广场舞跳完了。这是九点一刻。

但就像老崔说的,许多事都过去了。退休后,他就专心养他的花。院子里不让露土,铺上了吸水砖。他就把花都移到大花盆里。一盆大叶滴水观音,雨季长得贼快。老崔最喜欢,养了十年,舍不得扔,白天从屋里移到院里,晚上又搬回去。

全家人还养着四只狗。“姑爷一个、姑娘一个、我一个、我媳妇一个,四只一人牵一只”。寄养一只要四百,一家人开车出去玩就把狗都带上。一路开到东戴河,到了把狗往海里一扔,人也跟着跳进去,一起欢腾。

老任养菊花、君子兰,还种了些黄瓜。“这么大”,他比划了一下,两只胳膊拉得老长。他还养过鸽子。鸽棚弄一个要花 5000,有阳台那么大。但是猫多,黄鼠狼也多。老任也爱玩,在屋里待不住,没法定时喂水喂食,就放弃了。

“给我烟。”三瓶酒都喝空了,老崔打断了老任的鸽笼回忆。他一天抽一包,而老任一天带三包在身上。”他不想活了呗他。“老崔挤兑说。老任一年前患上了肠癌,做了六回化疗,但烟酒照旧,儿子也拦不住。

“不怕死。抽!喝!”老崔笑道。两人的对话类似相声中的捧哏和逗哏那样展开。

“它老不合格。”

“这一喝合格了。”

“死也是死。我是开心,爱怎么着怎么着。心里开心,病也就没了。”

“快一年了,恢复多好。”

“六回。特疼。”

“以毒攻毒。”

“人家来采访,问怎么恢复这么好。‘我就抽烟喝酒’,人以为瞎说呢。”

“我们都上山下乡,16 岁就抽烟。哪能说断就断。”

正说着,老任收到消息,小孙女刚回去洗澡了。“天伦之乐,有什么遗憾。隔着辈疼啊,我都管她叫奶奶。两岁了,一看我喝就拉着我,不让喝。点烟,给我倒酒、干杯。”老任放下手机,笑得满脸褶子,手上还攥着烟。这是第三包了。

老崔倒是有点遗憾,就是没能当兵。“但是你转了一圈回来,最后终点还回到起点,一样。将军退休了也一样,也一小老头,说点脏话,就多挣点或者少挣点。什么都没有,这一辈子就这么着。”

十点差一刻。长廊里只剩了老崔、老任,一地烟蒂,和四只空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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