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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五代十国的代表闽国,如何形成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曾梦龙2019-09-23 14:10:39

薛爱华凭借少量材料写出了一本有趣的书,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地方历史的认识,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剑桥中国史》主编

《闽国:10 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

内容简介

本书是薛爱华最早出版的一部汉学专著。闽国(据有今福建省之地)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本书以 10 世纪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国为研究主题,采用大历史视角,从自然环境切入,介绍了闽国的政府和政治结构、编年史、经济、艺术、信仰等诸多方面,不是单纯的闽国政治史,而是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的结合。在五代十国中,闽国既不强大也不显眼,但在闽地的开发和文化发展史上,闽国的历史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篇章,也是我们了解五代十国史的一扇窗口。

作者简介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美国著名汉学家, 20 世纪后半期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 1947 年获得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958 —1964 年,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主编, 1974—1975 年,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其代表作包括《闽国》《撒马尔罕的金桃》《朱雀》《珠崖》《神女》等。

译者简介

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1983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 1989 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2008 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发表学术著作、译著、论文众多。

侯承相,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研究生,英语译者。

书籍摘录

绪言

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研究这个复杂而又重要领域的历史与文化时,欧洲各种语言中可资利用的材料极为贫乏,这一点,只要扫一眼诸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亨利·柯迪埃《汉学书目》之类的书目,或者浏览各种中国通史中有关这一时代的相关章节,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但 10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理应引起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以期揭示自晚唐至宋初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与制度演进的连续性。在历史年代表中,将后梁与唐代隔开的那条黑粗线完全出自于我们的想象,这一点甚至比我们想象出来的赤道线更甚。举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节度使,我翻译为“Legate”,“枢密使”,我翻译为“Chancellor”,这两个官职在唐代起源不明,多数情况下,居此高位者都成了唐朝行将就木时掌握实权的人,在五代时期他们也处于政治中心。研究远东政治制度的学者,如果只关注这些官职在 907 年之前的演变过程,而忽视其后的发展变化,必将所获甚少。或者,当我们观察此前的历史,宋代雕塑艺术和文学艺术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倾向于笼统地认为它们是从 11 世纪的天才们绝世聪明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而且一出来就很成熟完备。事实上,它们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萌芽,并成为重要的形式。直线型“建筑风格”绘画—界画,就是其中一例,众所周知是出自宋代及宋以后画家之手,其实却是郭忠恕在五代首创的。

各种西方语言中对原始资料进行认真研究者,只有几篇关于五代时期的文章,且大多数失之简略。我所见到的唯一完整勾勒这一时期历史图景的是查尔斯·弼顿(Ch. Piton)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第十卷(1881—1882) 第240—259页,题为《中国历史的一页—通常所称“五代”时期概述》(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a Sketch of the Period Commonly Called the“ Five Dynasties”)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通鉴纲目》等资料汇编,勾勒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事件以及统治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描述老套,但是即使这些内容,许多也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所未知的。

幸运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知识中的这条鸿沟已经被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劳动成果部分地填平了。他对 10 世纪华北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值得高度赞扬。我这里只提他的两篇文章:《五代主要政治集团的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ading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发表在《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1/2(1947),第19—28 页;《五代州级行政建制的社会学分析》(Some Sociological Remarks on the System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 1948年第7 卷,第1—18 页。他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沙陀突厥人的研究,同样很重要。

然而,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我在本书中所专力研究的,乃是这些几乎不为人知的王国中的一个,在正史中,往往没有一句提到它,或者只有很短的一段记述。但在进入与闽国直接相关的问题之前,我要向那些在我之前已经踏平通往这一色彩斑斓之境的道路的学者们致敬,因为经过宋代征服者的践踏,这一时期已几乎消失于历史视野之中。我可能会漏掉一些人,在此谨向他们致歉。我注意到包腊(E.H.Bowra)的作品,他的论文《五代时期的广州刘氏家族》(The Liu Family, or Canton,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发表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1873 年316—322 页。这篇文章勾勒出了这个事实上垄断南亚及其周边水域大量贸易长达 55 年之久的王朝的历史概貌。学术意义更大的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精彩研究,即他在《通报》第十七卷发表的《吴越国》(Le royaume de Wouet de Yue)一文。最后,为我们展示了蜀国君主王建墓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凭这个规模宏大的发现也值得我们向其致敬。这个蜀国位于四川,曾为 10 世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了庇护。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在这里提到所有有兴趣从历史废弃物中拼接出一幅所谓“十国”图画的中国学者们。但是,我必须向研究 10 世纪福建的前辈魏应麒致以敬意,他率先对王氏统治下的福建的文明展开详细研究,并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以《五代闽史稿之一》为标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完全是在讨论闽国的宗教和神话,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开列福建宗教建筑的目录,包括兴建时间以及其他相关史实。同样是这位作者,还分析了在 10 世纪初流行的传统观念(这与王氏集团统治闽国的必然性有关)以及这种观念所依托的一般玄学理念。这段分析虽然篇幅不那么大,但价值却不容小觑。在研究闽国历史过程中,我时常引用这里面的一些材料,但我并不希望与魏先生在材料完整性上一争高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材料对他而言是唾手可得,而对我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我之所以有勇气赓续这一已有良好开端的研究事业,只是因为我不知道魏先生是否已续写他的《五代闽史稿》,也因为用英语来研究同样的课题是可取的。

说到原始材料,如果说有唯一应该参考的,那当然就是正史。而且,就众多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正史也确实给研究者提供了绝大多数有益的学术问题。然而就研究10 世纪的十国而言,它只有第二手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通例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些与唐朝末代皇帝或宋代开国之君命运攸关的历史人物,传记叙述都比较充分,尽管这些传记更多见于新、旧《唐书》或《宋史》,而较少见于新、旧《五代史》。黄河流域正统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在新旧《五代史》中都有相当充分的记述,那些有幸在这一时期生活于北方的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而南方诸国的皇帝们(这些统治者许多都自称为皇帝),在史书中却只有寥寥数笔,并且诸多轻蔑之辞。在新、旧《五代史》中,欧阳修所作《新五代闽史》对这些分裂的王国描述较为充分,即使此书与其竞争文本相比,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即便如此,此书仍然受到《十国春秋》的作者、清初吴任臣的批评,认为其对十国着墨不够充分。《新五代史》有几处显眼的史实错误,例如欧阳修写到一位藩王,名叫王继恭,将其当作第二代闽王之子,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为第二代闽王之幼弟。

薛居正《旧五代史》强调十国的不合法性,故提及其中的官衔与爵衔时,往往冠以“伪”字。更有甚者,这位史官不屑于使用十国的年号,而是使用五代皇帝的年号作为时间坐标轴。欧阳修为十国各自设立一卷(卷61—70),同时还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年表(卷71),而薛居正将其对十国君主的记述压缩到一卷世袭列传和三卷僭伪列传中。应该强调的是,两部关于这个时期的正史都没有叙述十国典章制度的“志”。写一部肤浅表面的政治史是相对容易的,相对而言,从众多史料中一点点儿搜集散落各处的信息,以便勾勒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要艰难得多,往好里说,也必然充满缺漏和不确定性。

但是,确有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书,提供了有关 10 世纪这些南方王国的大量信息,远远超逸那两部纪传正史,这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欧阳修的同时代人,在处理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物时,其公正性远超欧阳修。由于他的不朽之作填充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史实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十分客观地探究那个时期的正统王国与非正统王国。《资治通鉴》是我考察 10 世纪福建历史,特别是政治史和外交史领域时,极为重要的一种原始文献。

此外的材料极为有限,只有各种各样小书中零碎记载的材料,诸如有关名人怪癖的逸事掌故,其中许多显然旨在揭露那些意图挑战北方统治者公认权威的南方王国国君的轻浮举止与不伦之行。尽管如此,此类文献却提供了非常可观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宫廷节日、艺术、宗教生活,涉及指称常见事物的方言词、乡村习俗、民间传说以及其他许多事物,这些事物比起杀人奸臣与有德谋士的事迹或许更值得研究。除了这一批资料,还有碑传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太丰富,而且多数并非第一手材料,只保存在从 10 世纪到 20 世纪的学者的抄录中,然而,这些碑传材料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它们能够补充重要政治家的职官与生平行事。为什么十国的史馆最终没有留下当代的历史,马令在其《南唐书》自序中解释了一部分原因。他指出,十国的朝廷事实上都设有史官,他以南唐为例说明这些史官的共同命运:在新建立的宋帝国的道德压力下,可能还有更多现实的原因,南唐那些品德高尚的史官焚毁了自己的手稿。

为英语读者撰写一部闽国的文化与政治史,最简易的方法莫过于将吴任臣(1628—1689 ?)《十国春秋》中的闽国部分翻译过来。这部由负责《明史·历律志》的博雅数学家撰写的著作,共 114 卷,后来,周昂又增补了两卷新材料。吴任臣在序言中引征了较早的补史之作如《十六国春秋》等,以其为他编纂此书的先驱。西晋帝国瓦解之后占据中国北方的“蛮夷”自治政权,在晋代正史中记述不足,《十六国春秋》等旨在弥补这些不足。尽管吴任臣著作很有价值,但要核查其资料来源,仍很困难,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 6 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近来被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谨慎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查证出处,否则我不会使用。

本书的研究并不自诩已穷尽 10 世纪福建地区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无疑充满谬误,但我希望它将有助于为未来如何研究一个完整的文化指明方向。


题图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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