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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曾三次惨遭瓜分的波兰,1000 多年来有着怎样曲折的历史?

曾梦龙2019-09-24 15:11:29

新颖、独特且精彩易读……对于那些对波兰一无所知的读者来说是完美的入门读物,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深知波兰的读者来说,本书也能够引起一些有益的思索。——安妮·爱普尔博姆(Anne Applebaum),《旁观者》

《波兰史》

内容简介

在一般人眼中,波兰这个国家似乎总是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就波兰历史而言,三次惨遭瓜分的经历与纳粹德国侵略者的残酷暴政也为这个国家蒙上了“失败者”的色彩。但事实上,波兰这个国家也有着伟大的过往与充满希望的现在。本书就从梅什科一世开创波兰王国起,讲述了波兰这个国家一千多年来的历史。

波兰裔英国历史作家亚当·扎莫伊斯基分析讲解了波兰历史中的诸多史实,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之中来讨论。之后,作者走入当代,为读者展示了在波兰人民历尽艰辛重获独立与统一之后,又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作者简介

亚当·扎莫伊斯基,波兰裔英国历史学家与作家。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于 1974 年获得荣誉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历史与文化,著有《肖邦传》《莫斯科1812》《华沙1920》等书。

译者简介

郭大成,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师,现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工作。

书籍摘录

22 试与错(节选)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于 1953 年 3 月 5 日发布,让一些人松了口气,但让更多的人感到震惊。斯大林式的体制在波兰扎根的深度,可以从这个事实管窥出来:许多波兰人真心为斯大林的逝世哭泣。卡托维兹迅速改名为斯大林诺格鲁德(Stalinogród),表示对逝者的纪念和服从,而统一工人党则在紧张地等待观察后续的风向变化。在几个月后,从莫斯科发出的信号表明“解冻”即将到来。于是,作家数年无法出版的作品得以面世,记者们开始谈论禁忌的话题,经济学家则开始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

又过了几个月,波兰公安部第 10 局的副局长约瑟夫·希维亚特沃中校叛逃西方。他主管的工作是对统一工人党本身进行监视。他叛逃后,开始在西方广播电台中的一系列节目中亮相。即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高层党员了解到莫斯科的指示在波兰社会各方面渗透的程度后,也感到诧异。哥穆尔卡等一些人被悄无声息地释放。公安部被撤销,安全部门也不得不保持低调。总书记贝鲁特承认犯下了“错误”,承认存在“安全部门活动范围过度扩大的趋势”,但他仍然在犹豫。

他的处境并不值得羡慕,他不得不一直琢磨莫斯科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因此一直在解冻和镇压之间摇摆不定,而他个人更倾向后者。在党内有许多和他类似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希维亚特沃的叛逃,他们的反应不是自己的体制需要清理和纠错,而是要继续绷紧安全这根弦,保证类似的丑闻不再外泄。 1955 年 5 月 14 日,作为对前一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反应,华约组织成立,这使得所有的东欧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莫斯科的周围,也使得这些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更加安心。

1956 年 2 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做法进行了全面否定。出席会议的贝鲁特随后死亡,据称是心脏病突发。统一工人党陷入了混乱。赫鲁晓夫来到华沙,参加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准备选出党中央新一任第一书记。在会上,赫鲁晓夫提名爱德华·奥哈布,后者也成功当选。接下来奥哈布宣布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赦免政治犯,并逮捕了总检察长以及公安部多名高级领导。他承认党应该改正最近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但是如同当年夏季那几个月所证明的,这项工作也颇为危险。

早在 1955 年 12 月,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工厂—原来的采盖尔斯基机车厂的工人们发现,由于管理者的官僚主义、腐化僵化,他们的工资收入被部分克扣。他们向厂方提出了抗议,将问题提交给地方党委,最后向华沙派出了代表,最终却一无所获。 1956 年 6 月 28 日,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期间,工厂工人举行了游行。他们要求见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并谈判。被拒绝后,示威者攻击了警察局,夺取了武器,随后前去破坏无线电通信干扰站以及波兹南省公安局。官方对此的回应是派遣坦克进行镇压,最终暴乱在持续两天后结束。在这次事件中平民死亡约 70 人。

“帝国主义代理人”成了被谴责的对象,党内的保守势力也认为这一事件的爆发是纪律松懈不可避免的结果。在统一工人党继续推行经济分权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时,一部分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死硬派—所谓的纳托林派,召唤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盟友。 1956 年 10 月 19 日,统一工人党一届八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突然乘坐专机抵达华沙,同时驻扎在波兰的苏军也开始向华沙进发。在危机萌芽时候,波兰政府也开始调动部队,甚至向华沙附近热兰的华沙小汽车厂(FSO)的工人民兵分发了武器。波兰的事件也和国际局势有所关联。

尽管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全力试图至少留下一个波兰军团的骨架,但从 1946 年起,在西方的波兰军队还是开始被逐步遣散,不过流亡政府仍然没有放弃这一要求。流亡政府得到了高度活跃的波兰侨民的支持,某种程度上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亡波兰国家。冷战爆发后,美国再一次对波兰事务表现出了兴趣。 1952 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向东方阵营各国连续不断播放新闻和文化节目。他们与在伦敦的波兰人展开了合作,还向波兰空降特工,和当地的人们进行联络。坚持战斗的地下游击队在 1948 年彻底失败,但许多前成员仍然没被抓住,武装斗争和更平常的反抗行动—比如污损宣传海报、刷写标语等—一直持续到 1955 年。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成功说服了赫鲁晓夫,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局势。在苏军部队返回基地后,哥穆尔卡在 10 月 24 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说:“统一工人党将团结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领导波兰走上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将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波兰民族特色。枢机主教维辛斯基被释放,教会在发誓效忠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前提下,获准重新进行日常活动。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数百名苏联军官获准离开波兰。滞留苏联的 25 万波兰人也获准回归波兰。苏波两国对经贸协议进行了重新磋商,波兰方面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而驻波苏军所需经费也改为苏联承担。但两国关系的基础条件没有改变。

10 月 30 日,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宣布将实施多党制, 5 天后,苏军“为保卫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出兵匈牙利。对波兰的警告也颇为明显。

哥穆尔卡发现,即使是他,也难以驾驭那些推举自己上台的变革力量。党的各级机关开始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清洗,西里西亚的工人们替换了他们的厂长,集体农庄也被农庄庄员们自发解散。 1948 年被禁止的协会和杂志重新恢复活动,从而开启了对所有领域问题的讨论。为帮助匈牙利起义者而进行的资金募捐和送药献血等活动让波兰政府颇为尴尬,因为波兰发现,在联合国关于匈牙利问题进行投票时,他们不得不和苏联站在一起。 12 月 10 日,苏联在什切青的领事馆被愤怒的工人袭击。

即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改革派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重点变成了团结一致,保卫党的利益。几个月前,哥穆尔卡曾经赞扬波兹南的工人给党“上了痛苦的一课”,但他从来没有放弃独裁主义的看法。到 1957 年年中,罗兹的电车司机罢工就被贴上了传统的“破坏分子骚乱”的标签,而在卡托维采地区, 1500 名矿工被以“不守纪律”的理由开除。在 1957 年选举中,哥穆尔卡展示出了波兰救世主的姿态,而在选举后他就开始重新镇压党内改革派。梅奇斯瓦夫·莫恰尔,纳托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老“游击队”英雄,被任命为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对教会的新一轮小规模迫害活动开始了。政府最初试图对教会进行压制,但却仅仅把神父们变成了受难的圣徒。政府也试图鼓励类似“爱国神父”的运动,通过调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宗教教育,对宗教进行颠覆破坏。但是类似的运动在最初小有成功之后,还是以彻底失败告终。从此以后,教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日常活动中遭到的琐碎阻挠、司法上遇到的不公正,以及政府鼓励青年进行反对宗教的活动。信仰天主教并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被禁止在党内担任职务。安全部门也对教会进行渗透,侦查得知那些神父所犯下的琐碎错误后,就将其发展成为安全部门的卧底和线人。学校和医院中的十字架被拆除,国家还颁布了禁止新建教堂的禁令。

尽管如此,教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一步步加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不公正、谎言和单调乏味的各阶层群众,需要在教会中得到真实和美好,获得精神慰藉。由于农村地区的“精英”阶层已经被有步骤地清除,各地区的神父就成为人们乐于求助的有教养的人。在可怕的城市工业区里,工人们向神父们求助,希望获得安抚和指导。他们在希望建立教堂的地方竖起十字架,而在民警试图拆毁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甚至以武力进行阻拦。

卢布林的天主教大学是可以进行自由学习的地方之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克拉科夫出版的天主教的《路标》(Znak)杂志和《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成为仅有的维持出版自由的出版物。他们吸引了神父和平信徒,组成了一个“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KIK),这个讨论小组很快成长为一个年轻的组织,成为除统一工人党支持的社会组织外,人们的另一个选择。

在 1956 年“解冻”之后,大学一度再次成为教育的中心,文化生活也得以复兴。贸易、旅行、文化交流和广播(比如自由欧洲电台)让波兰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日益增长,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燃起了与世界各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的希望。但是与外界的接触也带来了令人沮丧的一面:他们发现,世界其他国家经常用负面的眼光来看待波兰。

战后的波兰所需要面对的一个更苦涩的问题是,经历过世界大战之后,波兰不仅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名声也被严重玷污了。战前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一般被认为是落后而且独裁专制的。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青睐,也使得波兰成了一个合适的反面角色。战争中波兰所做的抗击努力,被一般人当作徒劳无功,而战争中波兰政府的领导在人们眼中更是笨拙。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天主教并不流行,波兰人所坚持的那些传统价值观同样不受西方的待见。此外,波兰国家还一直受到法国和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的指责,他们认为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和德国相比也不逊色。甚至连纳粹德国建立在波兰领土上的灭绝营,也被当作波兰人支持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证据—而事实上这只是因为纳粹准备消灭的人口有八成居住在这一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在英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

缺乏来自外部世界的同情,意味着波兰社会必须向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而这对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战争中大批30年代已经有所成就的作者死于战火,而活下来的人们则流亡在世界各处:伦敦、巴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特拉维夫。他们的作品虽然只能依靠国外独立的侨民出版公司面世,但最终往往都能传播回波兰。同时,他们在文化大繁荣的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包括:诗人塔德乌什·鲁热维奇、兹比格涅夫·赫尔伯特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小说家耶日·安捷耶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德加特、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以及塔德乌什·孔维茨基,剧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作家斯特凡·基谢列夫斯基,哲学家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可以和他们百花齐放的成就媲美的是波兰的电影艺术,其代表人物是安杰伊·瓦伊达,他用微妙但极有洞察力的镜头艺术展示了波兰社会的真实一面。

美好的时光并不长久, 1958 年,镇压再次开始。一些图书遭禁,一些期刊被停刊。审查机构比以往更加无情,甚至连一本书印多少本、一部戏演多少场都由审查机关来决定。不合作的作者们陷入困境,甚至因此入狱。作家们开始退缩,比如改明示为暗示,或者用别的手法,甚至如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一般,直接转进到科幻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对语言文学的控制达到了极端严苛的程度。

1965 年,两个年轻的党内活动家,即亚采克·库龙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对政治机器进行完全的改革,并重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他们立即被逮捕投入监狱,但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同伴亚当·米赫尼克,在大学和青年团体中继续了这一讨论。而哥穆尔卡此时已经变得愈发保守,党内的一小部分人认为他变得软弱和不称职。已经改任内政部部长的莫恰尔将军正在蛰伏,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

教会正在准备纪念 1966 年波兰皈依天主教 1000 年的纪念活动,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1965 年 11 月,波兰的主教们向他们的德国同道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两个国家能够互相宽容,捐弃前嫌。然而哥穆尔卡已经在筹备一个和千年纪念活动针锋相对的计划,预计发起一场纪念波兰国家 1000 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只需要合适的借口,他就可以依靠警察和“工人活动家”对教会的庆祝活动进行破坏。于是,莫恰尔的小集团掌握了神父们的公开信后,就指责他们鼓励“德国复仇主义”,暗中对波兰国家进行破坏。

1967 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六日战争”,使得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各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多数波兰人倾向以色列,并乐于看到以色列人的胜利—部分原因仅仅是以色列人让苏联颜面扫地,另一部分原因是一些人对以色列人有一定的认同,因为许多以色列人都是从波兰移民过去的。在波兰议会中表决关于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时,包括议员康斯坦蒂·武宾斯基在内的两人投出了反对票。这是对战争中的以色列公开表示同情的众多事例之一。作为回应,哥穆尔卡宣布波兰人只能有一个祖国,所有同情以色列的人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1968 年 1 月,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在华沙上演时,大学生们对演员激烈的反俄台词报以热烈的欢呼。政府此时荒唐地禁止了这部剧的上演。随后,华沙大学的学生们发起了抗议示威。在民警以及民警志愿后备队(ORMO)的暴力镇压下,游行的队伍被驱散。超过 1000 名学生被捕,还有 1000 多人被开除。一场声援这些学生的小规模游行示威激起了类似的过度反应。数百名民警志愿后备队的“社会政治积极分子”把这一切搞成了双方互相投掷石块的街头斗殴。议会中的天主教会代表对此提出了抗议,主教会议也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学生们的抗议示威活动蔓延到国家的其他地区以及其他行业。示威者公开提出要求,要求启动民主进程、获得出版自由等。而新闻媒体则多是关于大规模骚乱的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基本是在治安部队的授意下发出的。 3 月 11 日,媒体还谴责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特务”,说他们接受了德国的授意。


题图为电影《钢琴家》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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