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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金蔷薇》作者的自传体纪实长篇,展现从沙俄到苏联的社会历史图景

曾梦龙2019-08-28 15:43:31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清新自然,如阳光般明媚,其中蓄满凝缩了的青春能量。这些作品神采飞扬,激动人心,没有颓唐的情绪,有的是一如既往的南方的大海带着咸味的气息以及炎热的正午时分的光芒。——尤里·邦达列夫 作家

《生活的故事》

内容简介

本书为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共分为《遥远的年代》《动荡的青春》《未知世纪的开端》《满怀希望的时期》《投身南方》《漂泊的篇章》六卷。书中既有对往昔岁月的追溯回望、对创作历程的思考探索,亦有对大自然空灵淡远的诗化描绘,作者更是艺术化地书写了与之同时代的作家,诸如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谢维里亚宁等人的生平轶事。此外还着力刻画了船夫、马车夫等普通人物群像,行文间流溢着生活的厚重感和纯美诗意。从中可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也可一窥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从沙皇俄国到苏联时期的社会历史图景。

作者简介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俄罗斯作家。生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员工家庭,当过工人、记者等,参加过红军。 1932 年凭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成名。一生著有多部小说和散文作品,其中探讨文学创作的《金蔷薇》和长篇自传体小说《生活的故事》尤为著名。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书籍摘录

父亲的死

那时,我还是基辅中学最高年级的学生,一封电报来通知我,在白采尔科维附近的戈罗季谢庄园,我的父亲将不久于人世。

第二天,我坐车来到白采尔科维,住在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邮政所长费奥克蒂斯托夫那里。这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眼睛近视的老头儿,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破旧的邮政部门的制服上衣,铜领章上有交叉的号角和闪电的图标。

已是三月份的月末。下着毛毛细雨。光秃秃的白杨树矗立在雾霭之中。

费奥克蒂斯托夫跟我讲, 夜里, 在汹涌澎湃的罗西河上有浮冰漂过。我父亲行将去世的那个庄园位于这条河流中间的岛上,距白采尔科维有二十俄里 远。河上有一条石砌的坝埂通往庄园。

春汛时分的河水现在正波涛汹涌地经过坝埂,显然,任何人都不愿意送我到岛上去,哪怕是胆子最大的马车夫。

费奥克蒂斯托夫一直在考虑,在白采尔科维的马车夫当中,有谁最敢于冒险。在昏暗的客厅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女儿——中学生济娜正在用心地弹钢琴。橡皮树的叶子由于这音乐声抖动着。我看着小碟子里一片发白的、已被挤干汁水的柠檬,默不作声。

“那好吧,我们叫布列格曼来,不怕死的老头儿!”最终,费奥克蒂斯托夫做出了决定,“他是个神鬼不怕的人。”

很快,马车夫布列格曼来到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堆满一册册硬封皮上压着金色花纹的《田地》 杂志。马车夫布列格曼是白采尔科维“最不怕死的老头儿”。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的矮个子犹太人,留着稀疏的胡子,长着猫一样浅蓝色的眼睛。被风吹粗糙的脸庞红红的,就像是天堂的苹果。他一只手抡着小鞭子,带着嘲笑的神色听费奥克蒂斯托夫讲话。

“哎哟,不幸!”他最终假模假式地说,“哎哟,不幸,费奥克蒂斯托夫老爷!我的车是轻便的敞篷马车,马也不壮实,是茨冈马!它们不可能把我们拉过坝埂。马会淹死的,还有马车、年轻人和老车夫。谁也不会哪怕在《基辅思想》 上报道一下这个死亡的事。这让我受不了,费奥克蒂斯托夫老爷。去,当然啦,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去呢?您自己也是知道的,马车夫的命总共值三个卢布,——我不会对天发誓,说是五卢布,或者假设,十卢布。”

“谢谢,布列格曼,”费奥克蒂斯托夫说,“我知道您会同意的。您可是白采尔科维胆子最大的人。就看在这件事的分儿上, 我为您订阅《田地》杂志,一直到年底。”

“嗯,既然我这么勇敢,”布列格曼一边冷笑着,一边尖声尖气地说,“您最好给我订《俄国残疾人》 。在那里边儿,我至少可以读一读关于世袭兵 和乔治十字勋章得主的事儿。一个小时后,马就到大门前台阶旁,老爷。”

布列格曼走了。

我在基辅收到的那封电报里写着这样一句奇怪的话:“从白采尔科维带一个司祭或司铎 来——随便谁都行,只要他同意过来。”

我了解父亲,因此,这句话使我惶恐和担忧。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和我的外祖母之间永远都在发生冲突,原因就是他嘲讽司祭和司铎;而我的外祖母是波兰人,几乎和所有波兰女人一样是狂热的信徒。

我猜是我父亲的姐姐坚持要教士去的,她叫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夫娜,或者像大家都称呼她的那样——多济娅姑姑。

除了恕罪礼,她否定教堂里所有的仪式。对她来说,舍甫琴柯的《科布扎歌手》就可以取代《圣经》了,这本书藏在一个大铁皮箱子里,就像《圣经》那样,纸已发黄,而且滴上了蜡油。偶尔,在夜里,多济娅姑姑会把它拿出来,借着烛光读《卡捷琳娜》,还一个劲儿用深色的头巾擦眼睛。

她为很像她本人的卡捷琳娜的命运哭泣。在农舍后面潮湿的河滩林中,她儿子的坟墓上已经长出青草,多年以前她儿子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就死了,那时,多济娅姑姑还很年轻。这个半大小子,就像当时人们说的,是她的“非婚生”子。

多济娅姑姑爱上的那个人欺骗了她。他抛弃了她, 但她却忠诚于他,至死不渝,而且一直期待他回到她的身边。她猜想他一定是得了什么病,穷困潦倒,生活窘迫,而她狠狠地责骂他之后,最终还是会收留他,并且给他以关怀。

没有一个司祭愿意去戈罗季谢,他们借故生病和事务繁忙而推辞。只有一个年轻的司铎同意了。他事先通知我,我们要顺路去教堂取圣餐,这是为即将死去的人举行圣餐仪式用的,而且警告我,不要和拿着圣餐的人说话。

司铎身穿黑色的长襟大衣,大衣的领子是天鹅绒的,他还戴着一顶怪怪的、同样也是黑色的圆帽子。

教堂里昏暗且寒冷。通红的纸玫瑰耷拉在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的台架旁。没有蜡烛,没有铃铛的叮当声,也没有管风琴的阵阵响声,此时的教堂很像白天单调的光线下剧院的后台。

我们先是坐马车默默地走着。只有布列格曼吧嗒吧嗒嘴,“喂!喂!”叫几声,催促那几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他不时地吆喝它们,就像所有的马车夫那样喊,不是“喔”,而是“喂”。低处的花园里雨声淅沥。司铎拿着用黑色斜纹布包好的圣餐盒。我的灰色中学校服外套湿透了,变成了黑色的。

在雨雾之中,布兰尼茨卡娅伯爵夫人著名的亚历山大花园似乎升腾起来,直耸云霄。这是些占地面积很大的花园,就像费奥克蒂斯托夫跟我说的,跟凡尔赛宫一样大。花园里的雪在融化,冰冷的水蒸气掩映着林木。布列格曼扭过头来,他说,这些花园里有野鹿。

“密茨凯维奇 很喜欢这些花园。”我对司铎说。我忘了,他一路都要保持沉默。

我只是想对他随便说点儿什么高兴的事儿,以感谢他同意这艰难且危险的出行。司铎微笑以示回答。

泥泞的田野里满是雨水。水里映出寒鸦飞掠的影子。我竖起大衣领子,想着父亲,我对他的了解太少了。他是个统计员,几乎整个一生都在不同的铁路段供职——莫斯科—布列斯特、彼得堡—华沙、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还有西南铁路。

我们经常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莫斯科到普斯科夫,然后到维尔诺、基辅。无论在哪儿,父亲都跟上司合不来。他是一个很爱面子、急性子而又善良的人。

一年前,父亲离开基辅,去奥廖尔省的布良斯克工厂做统计员。工作不久,他便出人意料地、没有任何明显原因地辞职了,他去了祖父的老戈罗季谢庄园。他的弟弟伊利科住在那里,是一名乡村教师,同住的还有多济娅姑姑。

父亲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所有亲戚当中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反应最强烈的还是我的母亲。当时,她和我的哥哥住在莫斯科。

来到戈罗季谢一个月后,父亲就病了,现在将不久于人世。

道路开始沿着沟壑向下延伸。在沟壑的尽头,可以听到水流不停地喧嚣。布列格曼在车夫的座位上也开始坐不安稳了。

“坝埂!”他说,声音很低落,“现在你们祷告天主吧,乘客们!”

拐过弯来,坝埂突然出现了。司铎欠起身子,抓住布列格曼那条已经褪了色的红腰带。

河水本是夹在花岗岩峭壁之间轻快流淌的。但在这里,罗西河冲决而出,怒吼着,穿过阿尔滕山脉。河水漫过石坝,好似透明的墙体,轰隆隆地向下奔腾,冰冷的水雾飘荡,犹如蒙蒙细雨。

在河的对面,在坝埂的那一边,高大的白杨树仿佛直冲云霄,一座小白房子若隐若现。我认出来那是岛上的庄园,我很小的时候在那里生活过——它的宅边园地、篱笆墙、井上打水的吊臂,还有河岸边上的岩石。这些岩石把河水切断,形成一股股独立的巨大水流。在这些岩石上,曾几何时,我和父亲钓过长着须子的鮈鱼。

布列格曼让马停在坝埂旁边,爬下马车,用鞭杆儿调整了一下马具,他带着疑惑仔细地查看自己的马车,摇了摇头。这时,司铎第一次违背了保持沉默的誓言。

“耶稣-玛利亚!”他小声说,“我们可怎么过去啊?”

“唉,唉!”布列格曼回答说,“我哪知道怎么办?老实坐着吧。马已经哆嗦了。”

这几匹枣红马扬起脸,打着响鼻,走进湍急的河水。河水咆哮着,把这辆轻便马车冲到坝埂没有护栏的那一侧。马车倾斜着行进,铁轮箍咯吱咯吱直响。马在发抖,强撑着,几乎要扑到水里,这样河水就不至于冲倒它们。布列格曼在头顶上空转动着鞭子。

在坝埂的正中央,河水最凶猛,甚至是隆隆作响,马停了下来。泡沫飞溅的瀑布在马的细腿边翻腾着。布列格曼带着哭腔叫喊起来,并且残忍地抽打起那几匹马。马向后退,把马车顶到了坝埂的最边上。

这时,我看到了我的叔叔伊利科。他骑着一匹灰马从庄园向坝埂奔驰而来。他喊着什么,在头顶上空挥舞着一捆细绳子。

他来到坝埂上,把绳子扔给布列格曼。布列格曼赶紧把绳子绑在车夫座位下面的一个地方,三匹马——两匹枣红的和一匹灰色的——终于把马车拖到了岛上。

司铎画了一个大大的天主教式的十字。布列格曼给伊利科叔叔使了使眼色,说人们将会长久记得像老布列格曼这样的马车夫的,我则问,父亲怎么样了。

“他还活着,”伊利科回答,并且吻了吻我,他的大胡子扎痛了我的脸,“他等着呢!你的妈妈——玛丽亚·格里高利耶夫娜在哪儿?”

“我给她发了电报到莫斯科。或许,她明天到。”

伊利科叔叔看了看河面。

“还在涨水,”他说,“很不好,我亲爱的科斯季克。嗯,或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走吧!”

多济娅姑姑站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迎接我们,她一袭黑衣,眼睛已经哭得干涩。

闷热的房间里散发着薄荷的味道。我没有立刻认出这个脸色蜡黄、脸上长满灰色硬胡茬儿的老头儿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才五十岁。我一直记得,他有点儿驼背,但是身材匀称,优雅,头发是深色的,总是带着不同寻常的忧伤的微笑,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神情总是十分专注。

现在他坐在圈椅上,艰难地喘息着,一直看着我,泪水顺着他干巴巴的脸颊慢慢滑落。他的泪珠凝固在大胡子里,多济娅姑姑用一块干净手帕把它擦掉。

父亲不能说话。他得了喉癌,就要死了。整个夜里,我都待在父亲的身旁。所有人都睡了。雨停了。窗外的星星一闪一闪,有些阴森。河水的喧嚣声越来越大。河水涨得很快。布列格曼和司铎不能返回去,滞留在了岛上。

夜里,父亲微微动了动,他睁开眼睛。我俯身看他。他试图拥抱我的脖子,但无济于事,他嘶声低语道:

“我担心……缺少毅力……会害了你。”

“不,”我低声反驳,“不会这样的。”

“你要是见到妈妈,”父亲对我耳语道,“我对不起她啊……让她原谅我……”

他沉默了,有气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当时不明白他的话,只是很久以后,过了许多年,我才开始明白这些话的痛苦含义。甚至是更晚一些时候,我才明白,我的父亲从本性上说根本不是个统计员,而是个诗人。

黎明时分,父亲死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我似乎觉得,他只是静静地睡了。

在我们这里的岛上住着一个老爷爷——涅奇波尔。人们叫他来给父亲诵读赞美诗。

涅奇波尔不时中断诵读,出去到门厅里抽马合烟。在那里,他小声地给我讲了一些简单但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的故事,比如,去年夏天他在白采尔科维喝过的一瓶酒,还有,他在普列文近郊见过斯科别列夫本人,跟他离得那么近,“就像牦牛挨着篱笆”,他还讲了令人惊奇的美国风车,它是靠避雷针工作的。涅奇波尔老爷爷,就像岛上人们说的那样,是一个“轻浮的人”——爱撒谎,爱饶舌。

他读赞美诗读了一整天和接下来的一整夜, 他用黑乎乎的指甲掐掉蜡烛的芯, 站着睡觉,还打呼噜,醒来后又重新嘟囔起含混不清的祈祷文。

夜里,在河的对岸,有人挥动着灯笼,拖着长音呼喊。我和伊利科叔叔出去到河岸边。河水在咆哮。河水好像冰冷的瀑布流过坝埂。夜已深,一切毫无生气,头顶上空一颗星星也没有。浓重的凉气扑面而来,这是春汛和土地解冻散发出来的凉气。有人一直在对岸挥动着灯笼呼喊,可是,由于河水的喧嚣,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准是我的妈妈。”我对伊利科叔叔说。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们走吧,”他说,随之沉默了,“岸上很冷。你会感冒的。”

我不想回房子里去。伊利科叔叔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走了,而我站着,看着远处的灯笼。风刮得越来越猛,白杨树摇晃得很厉害,不知从哪儿飘来甜丝丝的焚烧麦秸的烟雾。

早晨,人们埋葬了父亲。涅奇波尔和伊利科叔叔在峡谷边上的小树林里挖好了墓穴。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到罗西河后面的森林和初春微白的天空。

人们把覆着宽幅绣花巾的棺材从房子里抬出去。司铎走在最前面。他用平静的灰色眼睛直视前方,口中低声念着拉丁语的祈祷文。

当棺材被抬到门口台阶上的时候,我看见在河对岸有一辆旧四轮马车,几匹马已经卸下牲口套,马还拴在车上,有一个小个子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裳——那是我的妈妈。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岸边。她从那里看着人们把父亲抬出去。然后,她跪下,把头俯向沙土地。

一个高高瘦瘦的马车夫走到她跟前,俯身向她说着什么,可她依旧一动不动地俯身在那里。

然后,她跳起来,顺着河岸跑向坝埂。马车夫抓住她。她无力地坐到地上,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人们抬着父亲沿着通往小树林的道路走。在拐弯处,我回头看了看。母亲依旧坐着,用手捂着脸。

所有人都沉默着。只有布列格曼时不时地用鞭杆儿轻轻拍打靴子。

在坟墓旁边,司铎抬起灰色的眼睛朝向冷冷的天空,他慢慢地、清楚地用拉丁语说:

“把永远的宁静、永久的光明赐予他吧,主啊!”

司铎开始沉默,他在仔细倾听。河水在喧嚣,头顶上老榆树的枝头有山雀在啼鸣。司铎叹了口气,接着讲起对幸福的永恒思念和流泪谷的道理 。这些话跟父亲的一生出奇地相吻合。听了这些话后我的心都揪紧了。后来,每当我萌发对幸福的渴求、感受到人际关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都会体验到这种揪心的感觉。

河水在喧嚣,鸟儿小心翼翼地叫着,棺材碰掉潮湿的泥土,泥土沙沙作响,撒落着,用方巾覆着的棺材慢慢地被安放在墓穴里。

那时,我十七岁。


题图为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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