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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历史学家王汎森探讨知识创造的人文向度

曾梦龙2019-08-20 14:32:43

“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部分重要文章的结集,共可分为四部分。一是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感想,对学术界动向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被作者以“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为总结,并作为本书的书名。二是演讲稿《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和《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谈了他认为一个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注意什么。三是作者对自己的几位老师,包括余英时、牟复礼、杜希德等的回忆文章。四是作者几次接受访谈的记录。

作者简介

王汎森,台湾云林人。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目前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到现代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

书籍摘录

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最近我应邀到高雄中山大学做一场大规模的通识教育讲座,我粗定的讲题是《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漫谈学术环境的营造》。在演讲中我提到:我们太注重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往往忽略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事实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应该交叉循环为用。

我想从几个事件说起。几年前我与一位留学英国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最近我与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这一“拨”。

我所说的成日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中,即有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他曾经很谦虚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实总是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但是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曾经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人类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与外星人谈话,那就非柏林莫属了。柏林有一本八九十页的小册子《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1953),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传诵最远。

有一本柏林的传记说,当时英国颇有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后来柏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柏林偶然发现“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柏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上,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诵千里,直至今天。

在谈论中激发火花的例子,在 19 ~ 20 世纪的西方简直是不可胜数。 19 世纪末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维也纳的 Café Griensteidl 咖啡馆就有包括茨威格(Stefan Zweig,《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作者)在内的大人物们。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及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与以别林斯基(V.G.Belinsky)为中心的文艺圈子是分不开的。我对 20 世纪初海德堡城中韦伯(Max Weber,1864-1920)家的“周末派”(Weber Circle)——一群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在一起谈论——也感到印象深刻。后来韦伯的一个学生移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教书,而留给我们一份相当生动的记载。“周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样的大学者(像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甚至还有一位后来的德国总统。

再回到维也纳。林毓生先生说, 1920~1930 年代,维也纳之所以造就了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私人讨论会密切相关。当时米塞斯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奥地利财政部的一名商务顾问,那一群围绕在他旁边读书讨论的人中就有哈耶克、 Eric Voegelin 等大师。

综合这些“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的事例,我有一种感触。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2000 年代初,我因为特殊机缘,有机会参与许多研究计划的审查,我觉得各种审查会中有两种气氛隐隐然在竞争着。一种认为申请计划的计划书中所写的,应该与后来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如果做出来的成果皆在计划书的预测中,这种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会太多。我个人所取的态度是“因其已知,发现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设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许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计划之外的。线性的推进很要紧,但是从旁边撞进来的东西,也不能小看。历史上许多“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发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从纵向的、线性的推衍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纵横交叉,与自己原先的构思方案不经意碰撞、引会的产物。我愿意把这一点提出来,以供有意营造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环境者参考。

(原载《南方周末》 2008 年 12 月 13 日)


题图为美剧《天才》第一季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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