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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我们如何阅读文学,以及为什么而读?

曾梦龙2019-08-19 15:37:40

数十年来,文学理论家和普通读者在“我们为什么阅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有霄壤之别。但芮塔·菲尔斯基展现了不可能之事:两者之间不仅有话要说,而且相互依赖。—— 杰拉尔德·格拉夫, 2008 年任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主席

《文学之用》

内容简介

人们容易被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出戏剧,击碎心灵,这种体验不仅是一瞬间,更是永恒;不只是个人感受,更是万人共鸣。这正是文艺存在及重要的原因。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文学之用》正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书。

作者直击“文学、艺术这一神秘的虚构行为”与读者、现实世界产生的关联,探究“文学、艺术如何使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发生改变”。《文学之用》抱着这样的使命出发,并提供了四种思路,为学术意义上的“文学之用”与普通读者日常阅读的“文学之用”架起桥梁。

作者简介

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曾任《新文学史》主编,弗吉利亚大学英语系小威廉·柯南讲座教授;美学、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杰出学者。 她 1979 年获剑桥大学学士学位, 1987 年于莫纳什大学获博士学位。 2010 年,获古根海姆奖。 2000 年,获威廉·帕克·赖利奖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颁发给在协会期刊上发表“杰出文章”,并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语言和文学研究中最有声望的学者)。

主要代表作:《批评的极限》《女性主义之后的文学》《创制时间: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文化》《现代性的性别》《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迁》。

译者简介

刘洋,南京大学英语系(牛津大学英语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文章见于《外国文学评论》等。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当今批评界关于文学及其价值和用途,有两种对立的立场。意识形态批评者坚称文学作品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样,永远处在社会等级秩序之中,并为了权力而挣扎。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仅在于其用途,衡量其价值的标尺是其缓解或加剧社会矛盾的能力。认为艺术无关政治或没有目的是幼稚的,这只不过是与社会现状同谋(布莱希特语)。神学批评者对此论调皱眉蹙额,认为它过于笼统,是对艺术作品施行的暴力。他们心中深埋的是对用途论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以用途衡量价值是唯目的论的简化做法。这种不信任可以在许多论述中看得见:如浪漫主义美学,新马克思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还有后结构主义对同一性思维的怀疑。这种思路认为,将文学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是对所有算计目的和功能的行为的抵抗。

我将书起名为“文学之用”似乎表明了我站在意识形态批评之列。但实际上,我想提出一种对“用”的更广阔的理解——这种理解为对文学他者性的强烈主张,以及将文本简化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的基本要素的这两种方法之外,又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种对“用”的理解使我们得以处理文学的现实层面,同时对其保持尊重而非抽象简化,与其平等对话而非盛气凌人。“用”不总是有策略或有目的的,也不总是有善于操纵或牢牢把握的意思;它不一定意味着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或对复杂的形式视而不见。我斗胆提出,艺术价值与“用”密不可分,而我们对文本的处理也总是多样、复杂且难以预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的实用性不会破坏诗性,也不会将诗性排除在外。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其用途,意味着对一系列实践、期望、情感、希望、梦想和阐释进行调查研究。

有一个现象让我常常感到困惑不解:有的评论者声称文学作品并无明确目的,却忽略了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其实展现了他们的批判才能,满足了他们的智力与审美意趣,还有,俗一点讲,也推进了他们的职业发展。艺术怎会存在于由热情与目的驱使的多面向游戏之外呢?相反,急于将文学的本质价值定位于意识形态之中的学者们也遭到了各种各样对其方法论的反对。他们并非如保守主义者抱怨的那般为了主题和内容忽略了作品的形式;他们受过几十年的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训练,往往对语言、结构和风格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但是麻烦在于,评论者试图强行将文本结构和社会结构画等号,或在文学形式和政治效应中间建立因果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时常会看到评论者试图赋予文学作品过于夸大的能动性(阿曼达·安德森语),把文学作品描绘为极其有力的物体,甚至可以独立施加权力或掀起起义者的反抗浪潮。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文学作品的确会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效应。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提出女性主义小说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改变了人们的政治与文化态度,并创造了一个我所谓的反公共领域。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站得住脚。但当我们审视文学批评家喜爱阅读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所起到的激起或抑制社会变革的作用绝不是不言自明的。这些作品往往与社会对立运动没有直接联系,与权力中心的关系也不明朗,其政治含义往往是拐弯抹角甚至是模棱两可的,甚至会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阅读结论。更进一步讲,文本无法控制自己产生的效果;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很少会告诉我们它应该怎样被理解和接受,更不用说它对整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无法通过文学结构推断或导出其政治功能。正如文化研究和接受研究所充分显示的,艺术作品在不同语境中会有不同的意义;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是多样、偶然且难以预料的。

或许这些听上去都不新鲜,也不易引起争议。我们这些人不正是在政治功能主义的斯库拉女妖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卡律布狄斯女妖之间费力前进,并在努力为艺术作品的社会意义正名的同时不轻视其艺术力量吗?批评界历史转向的一个可喜结果是,人们对文学如何存在于现实世界有了更灵活、更准确的解释。阿托·奎森(Ato Quayson)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艺术特例,也是一个门槛,面向文化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层面。我同时也在思考我自己的领域——女性主义批评。此领域在过去几年间严谨地重估了其论述。现在的评论者不再将一成不变的女性主义或厌女主义强加为文学文本的核心内容,而是更倾向于强调其变化的和冲突的含义。此类阅读更关注社会背景、时代细节和性别与文学互动的多种方式,从而得以避免背上更以偏概全的社会背景理论常常背负的简化论的罪名。

这种随历史的改变而改变的理论方法,于我而言,比试图强行将艺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更加有效,后者常显得好像艺术形式与题材中有一个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核心。他们从福柯那里得到了灵感,规避了文学低人一等的问题,认为文学文本有自己独立的形式、创造出了新的观察方法,而非对先定的政治真理的附和或扭曲。他们支持文化研究所称的表达之政治(politics of articulation),展现了文本意义如何在与不同的意趣和阐释群体发生关联后产生变化。进一步讲,这种新历史方法也表达了对阅读的情感层面的关注。它们琢磨特殊情感结构的不同特质,并通过对形式——如情节剧和情感小说——的关注重现美学反应的失落的历史。

但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忽略之处和过失,都有看不见和做不到的事。作为一种理论,我们可以说历史批评鼓励我们关注文本对于他人的意义:一部作品被追溯到它的起源时刻,并由过去的意趣和力量、话语和受众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定义。当然,现在每一个批评者都明白我们不可能将历史还原为其“本来的面貌”,并且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我们现在的欲望和需求的驱使。然而,阐释活动仍然围绕着尽可能地刻画往日某时刻的文化感性以及该时刻的文学意义而展开。

这种嵌入历史的方法的后果之一是批评者不再需要思考自己与文本之间有何联系。为什么是这一文本被选中进行阐释?它现在是如何对我言说的?它的当下意义是什么?仅仅关注一个作品的来源意味着将其对当下读者的吸引力抛诸脑后。从尼采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是将历史用作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从而绕开关于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情感、投入和弱点等问题。文本不能言说,它只能通过累积的历史证据被言说。但文本在往日具有的联系、内涵与效应并不会损耗其对当下产生影响的力量。文本具有穿越时间界限的能力,能产生新的不可预知的共鸣,甚至其原始环境中的人们也预料不到。这种能力又如何呢?宋惠慈(Wai Chee Dimock)曾注意到,我们常规的历史批评模式“没办法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作品在当下仍有意义,为什么在远离其原始时期之后,它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并吸引人们来阅读”。

如果我们冒险跳出学术批评的讨论范围,这些问题就会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大多数读者对文学的历史细节没什么兴趣;他们拿起一本来自过去的书读起来的时候,心里希望的是这本书能向当下言说。并且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小学和大学的文学课程还是围绕着个人与文本的相遇展开的。尽管现在的学生很可能对批评界的论争与文学理论并不陌生,但他们还是被期望有自己独特的对待文学作品的方式,而非摹仿其他人的阐释。那么这种相遇的本质是什么呢?其中包含了什么样的智力或情感的回响呢?任何试图澄清文学价值的努力都必须思考读者的多样的阅读目的,并思考阅读这一神秘的事件。但当代理论却鲜少为我们提供解答这些问题的指导。我们急需对自我和文本如何互动提供更丰富、更深入的解释。

在此,我要声明一下我的论点的独特性。我不想将文学理论和常识对立起来,相反,我想更好地消除两者间的隔阂。这并非因为我对所有的常识都表示赞同,恰恰相反,这是因为理论思考得益于塑造日常思想的动机和结构,因此任何拒绝接受日常思想的行为都是不怀好意的。在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 30 年间的重要理论在现在看来就像是启蒙运动的大哲学家们所秉持的传统的最后喘息,他们坚信推理思索能将他们从杂乱、平凡、易犯错的可耻日常存在中解脱出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对商品化、权力的监狱化体制和公认的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暴政的哀叹,与文学研究中浪漫主义根深蒂固的反世俗传统啮合得太过顺理成章。在将自主的、复杂的艺术视作对专制体制的唯一抵抗源泉的同时,他们也抹杀了文学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用途的非同质性,以及这种用途在政治上的多变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下文在本质上讲是一篇非宣言;它反对多数文学理论的先锋敏感性,而“先锋”一词已失去其可靠性。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理论实践要求我们探查普通人物背后的故事,并揭露他们是被骗了还是犯了罪。当代学术界确实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流派——实用主义、文化研究、哈贝马斯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它们指出了学界怀疑主义的局限,并认可日常思考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没有将其看作机械的强迫性行为或自欺欺人。我们可以在这份名单中添上关于信念(doxa)的有趣的新作。那么,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想法,并把它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至少意味着,我们需要严肃对待阅读的普通动机——对知识的渴求或对逃避的向往——此类动机在文学学术界常常被忽略。尽管很少被认可,此类动机常隐含在学术文章的脚注和辩护中。“阅读”一词在文学研究中常指迥然不同的几种活动,从翻阅一本平装本小说到发表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的精妙阐释等,不一而足。一词多用掩盖了其中的不同。后一种阅读由一篇文章或作品构成;是一次公众活动,受制于把关控制和专业规范:这意味着对创新性和娴熟的反常识的独到阐释的高度重视,对引用该领域重要学者的观点和使用快速变化的批评词汇的强制要求,以及对个人风格太明显的语体的隐晦禁止。这种活动与老师在课堂上的点评或老师在家里舒舒服服读书时的所思所想没什么共同点。换句话说,出版了的学术作品并不能可靠和全面地反映做学问的人如何读书。我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理论上如此纯洁,即,用鲜明的怀疑姿态剔除平凡却更多彩的阅读反应。我并不是想用平民论者的论调捍卫大众阅读、反对学术阐释,而是想论证尽管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它们之间还是有共同的情感和认知的考量的。

我会提出:阅读活动包含着一种认识逻辑;审美活动在祛魅的时代与着魔有相似之处;文学创造了独特的社会知识的结构;我们应该珍视被所读之物震惊的体验。这四个类目是我所说的接触文本的几个模式:它们既不是文学的固有属性,也不是独立的心理状态,而是对读者和文本而言都不可简化的两者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这些模式与自我塑造、自我变革的现代历史交织在一起,而其用途的多样性也确保了它们不会被削减为单一的政治目的。


题图为电影《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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