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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500 年来的阿拉伯通史,内外力量如何塑造了它的今天?

曾梦龙2019-07-30 16:39:24

一部精心创作的历史杰作。如果你想了解现代阿拉伯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最佳选择。—— 基什维尔·福克纳,《前景》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内容简介

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广泛利用五个世纪的阿拉伯资料,将阿拉伯人的经历放在其关键的历史背景之中,从阿拉伯人自己的视角加以客观呈现。这本著作涵盖了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整个阿拉伯世界,探索了近现代阿拉伯历史。从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开始,到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竞争,再到现在的美国霸权时代,罗根生动描绘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身份的演变过程和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富有学术洞见。

作者简介

尤金·罗根,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近现代中东史。他的作品《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国家边界》获得了阿尔伯特•侯拉尼奖。《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17 年出版。目前居住在牛津。

《好奇心日报》曾和尤金·罗根教授做过访谈,你也可以点击文章阅读,分为《牛津大学教授尤金·罗根: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上)| 访谈录》《牛津大学教授尤金·罗根: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试图建立透明和问责政府(下)| 访谈录》

译者简介

廉超群,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从事阿拉伯语社会语言学、中东语言与政治研究。

李海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大叙利亚地区近现代历史与政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

书籍摘录

序 言(节选)

2011 年的阿拉伯“革命”震惊了世界。在威权统治者治下稳定了几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被看似前所未有的急剧与戏剧性变化席卷。这就好像阿拉伯政治的地壳板块从地质时间转向现实时间。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向导——这是经常被政治分析者忽视的简单事实。在西方,低估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再常见不过。正如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所写:“当美国人用‘这是历史’来评价某事物时,他们的意思是此事物(与当下)毫不相干。”这个观点大错特错。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与知识分子若想了解“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应对 2011 年后阿拉伯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需要更关注历史。

在现代,阿拉伯各民族一直绞尽脑汁应对内部与外部的重大挑战。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推动变革,建立较少专制、对公民更为负责的政府。这些是阿拉伯现代史的大主题,决定了本书的书写方式。

对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产生后 5 个世纪,也即公元 7 — 12 世纪的历史,阿拉伯人极为自豪。这是伊斯兰帝国的黄金时代,基于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的诸帝国主导了世界事务。可以说,在伊斯兰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阿拉伯人被界定为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之间共享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共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回望伊斯兰初期,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视之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其间阿拉伯人统治着世界。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响应这一说法,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最贴近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之时最强大。

11 世纪末起,外来入侵者糟蹋了伊斯兰的土地。 1099 年,在血腥围困之后,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开启了十字军王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外族统治。 1258 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当地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 1492 年,天主教收复失地运动(Catholic Reconquista)逐走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穆斯林。但开罗在马木鲁克苏丹国的统治(1250—1517)下,依然是伊斯兰权力的基地,该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当今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的红海诸省。

只有在 16 世纪奥斯曼征服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被外国都城统治。 1453 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the Conqueror)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该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开始从那里统治他们日益壮大的帝国。伊斯坦布尔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横亘欧洲和亚洲,在两大洲都分布着街区。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尽管是逊尼派穆斯林帝国的首都,但却远离阿拉伯世界———距大马士革 1500 千米、距巴格达 2200 千米、陆上距开罗 3800 千米。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语言是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对现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统治下开始的。

过去的 5 个世纪内,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 4 个世纪。随着时间的延展,帝国在经历变化,统治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沙里亚”,即伊斯兰法)。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可以在社群领袖的领导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总的来说,在这个当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内,阿拉伯人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

18 世纪,统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在 17 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但在 1699 年遭受了第一次领土丧失,欧洲的敌手们夺取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的波多利亚省。这个现金流干涸的帝国开始拍卖政府职位和行省农业地产作为税收来源。这让边远省份的强人们积聚了大量土地,从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权力挑战奥斯曼政府的权威。 18 世纪下半叶,一批这样的本地领袖对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发起了严峻挑战。

到 19 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这个改革时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统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欧洲的有关公民的新思想。奥斯曼改革试图在行政、兵役和税收等领域建立所有公民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视同仁。他们推动构建一个新的认同———奥斯曼主义,试图跨越奥斯曼社会各种民族与宗教分野。改革并没能保护奥斯曼人免受欧洲的侵蚀,但确实让帝国加强了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义侵蚀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位置之际,诸阿拉伯行省变得益发重要。

但那些启发了奥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样带来了关于民族与社群的新观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满,不满其自身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开始对奥斯曼人的统治恼怒不满,日益指责后者使阿拉伯人自 12 世纪起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比过去的辉煌与当下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卑微屈膝,以及这个帝国在更为强大的欧洲邻国面前的节节败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许多人呼吁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独立。

1918 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他们希冀在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上复活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呼吁民族自决,这让他们振作不已。但他们将面对苦涩的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尔逊的原则而是欧洲的规则。

英、法利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在刚刚脱离奥斯曼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给予这两个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国人则赋予他们的阿拉伯领地伊拉克和约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宪。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国人不顾本地居民的反对而承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破坏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殖民势力给每个新阿拉伯国家确定了首都,作为政府驻地,并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制定宪法、组建民选议会。边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为设定的,由相邻国家协商确定,但常伴有争执。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才能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据欧洲的规则,只有获得承认的民族国家才是合法的政治实体,这与是否拥有帝国的历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时代的一个长期遗产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到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两种民族主义间的分歧已成为永久性的。其中的问题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义所创制的政治体的、更小范围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法的。对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 20 世纪重振雄风的人来说,只有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有如下前景:动员起足够多的民众、团结一致,这对于恢复阿拉伯人在当今各国中应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经历让阿拉伯人成为一群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社群,对于这样的结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二战撼动了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战后的岁月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与非洲各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而独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性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被称为冷战,将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尽管已进入民族独立时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间依然受到外部规则即冷战规则的限制,时长近半个世纪(1945—1990)。

冷战的规则很直接:一国可以成为美国或苏联的盟友,但不能同时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总的来说,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但徒劳无功。最终,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迫站队。

那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阿拉伯国家自称“进步国家”,但西方则称他们为“极端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在 20 世纪下半叶经历过革命的每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而那些选择站在西方这边的阿拉伯国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则被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称为“反动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温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超级大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阿拉伯国家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军火来发展军队、获得援助来发展经济。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这个体系就能维持相互制衡。苏联和美国都不敢在该地区发起单边行动,担心激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回应。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生活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日夜操劳,防止中东点燃这样的大战之火。阿拉伯领导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级大国之间,他们以倒向敌对阵营来威胁庇护国,以获得更多的军火和发展援助。尽管如此,到冷战结束时,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们离冷战初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程度的独立、发展和尊严依然遥远。随着苏联的解体,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对之更为不利。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冷战结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个单极化的时代始于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苏联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领导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战争时,格局已然确定。冷战期间的稳定状态被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力量主导的时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摇摆不定。 20 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各任总统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对于苏联解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国际主义与接触战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特征。 2000 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新保守派上台,美国转向单边主义。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到袭击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并最终发展成针对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为主要嫌疑人的反恐战争。巴拉克·奥巴马试图撤销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此过程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时代的规则,被证明是自现代以来对阿拉伯世界最为不利的。没有其他强国来限制美国的权力,阿拉伯各国政府发现他们正面临切切实实的入侵和政权更迭的威胁。将“9·11”之后的几年描述为阿拉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一个简短而悲剧性的中断。萨米尔·卡希尔在 2004 年观察到的,今天依然成立:“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

过去 200 年,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从外部势力获得独立而奋斗。同时,阿拉伯各国人民也在试图限制本国统治者的专制权力。“阿拉伯之春”不过是阿拉伯人为实现问责政府和法治社会而进行的世纪斗争的最新一章。

到 18 世纪末,专制主义已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常态。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做到了用选举议会限制王权。 1789 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宪法: 1789 年在美国, 1791 年在波兰和法国, 1814 年在挪威, 1831 年在比利时。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法律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臣民获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在 19 世纪的第一个 25 年访问欧洲的阿拉伯人,归来后会着迷于他们在巴黎和伦敦所接触到的新政治思想。埃及宗教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Rifa'a al-Tahtawi) 1831 年从巴黎归国后,将 1814 年法国宪章的全部 74 条翻译成阿拉伯语。生活在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专制统治之下,塔赫塔维对于法国宪法对国王的限制和对公民的保护大为惊叹。突尼斯改革家海伊尔丁·突尼西(Khayr Al Din al Tunisi)受塔赫塔维作品的启发,主张推行宪法,限制突尼斯总督的专横统治。突尼斯和埃及分别于 1861 年和 1882 年推行宪法,这两个最早立宪的阿拉伯国家也是最先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下一波宪政改革同一战之后欧洲的殖民统治的开启同步。 1923 年的埃及宪法、 1925 年的伊拉克宪法、 1926 年的黎巴嫩宪法和 1930 年的叙利亚宪章,都显示了阿拉伯人基于合法政府和法治、为谋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而做的努力。尽管这些宪法赋予阿拉伯国家以选举的、多党制的立法机构,但殖民当局竭尽全力破坏阿拉伯人的主权。自由宪政受到损害,成为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

1948 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痛击阿拉伯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国 78% 的土地作为新生的犹太国家。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自由主义遭到否定。缺乏战备让爱国军官同他们的国王或总统心生隔阂;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的军队,被阿拉伯的宣传机器贬斥为“犹太黑帮”,败于这样的军队,削弱了阿拉伯公民对新近独立的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信心。阿拉伯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叙利亚(1949)、埃及(1952)、伊拉克(1958)、也门(1962)和利比亚(1969)的军事政变扶持果敢的行动派人士掌权,统领由技术专家官员组成的政府。这些军事政权既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独立于外部势力的新时代。作为回报,这些新的军事统治者要求他们的公民绝对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阿拉伯公民自愿停止他们为限制专制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来换取政府的承诺,满足他们的需求。

进入 21 世纪,这一既有的阿拉伯社会契约被违背了。到 2000 年,除了富裕的石油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力兑现承诺。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只有该地区统治者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家人才能从经济机遇中获益。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引人担忧。阿拉伯各国并不处理公民合法的抱怨,反而以更加高压的方式回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更糟糕的是,这些高压式的政权通过世袭继承积极维持他们家族对政治的掌控,年迈的总统们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不仅阿拉伯社会契约被破坏,而且这些失败的政权还有可能让自己屹立不倒。

2011 年,阿拉伯各国人民站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重新制约统治者。开罗城中心的一个标语牌上这样写道:“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强人重新掌权———只有突尼斯是个例外, 2010 年 12 月菲达·哈姆迪和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致命冲突使这场运动首先在那里爆发。此后在那个国家形成的脆弱的宪政秩序,是将成为未来阿拉伯社会秩序的预兆,还是“阿拉伯之春”一个独特的成功案例,目前尚不得而知。


题图为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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