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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爱情和个体性之间,究竟有什么复杂关系?

曾梦龙2019-07-26 15:26:09

“假如自由就是一切,那么,在爱被不自由地追逐之时,征服别人的自由本身,就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目标了。”

《社会学家的絮言絮语》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过去所写的九篇文章,其内容涉及不同的现实生活领域,相当程度地代表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对当前复杂社会的基本看法和问世态度。九篇文章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区块:一、有关现代性与现代人的处境(第一至第三篇);二、攸关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问题(第四至第七篇);三、有关爱情的社会本质问题(第八与第九篇)。尽管看起来主题相当分散,但事实上它们有着共同的轴线支撑,可以说都是以“现代化”作为基调的社会现象。

作者简介

叶启政,台湾大学心理学学士、硕士,美国密苏里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主要著作有《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论述对话》、《迈向修养社会学》、《象征交换与正负情愫交融》等。

书籍摘录

爱情和个体性——从《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一书谈起(节选)

一、前言

几个世纪以来,爱情一直为人们(至少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女性)所憧憬、崇拜着。尤其是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爱情甚至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更是让他们感觉到生命是炙热而有意义地抖动着的关键经验成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爱情似乎却又常常刺伤了那充满期待的焦炙心灵,为人们带来的是无数的被误解、被冷落、被忽视、被屈辱或甚至被背弃等等,挫败感受经验的痛苦煎熬,总是常相左右。虽然如此,人们仍然不死心地期待着爱神的降临,祈求能够蒙受上苍特殊的恩宠,让浓郁的爱情液汁滋养着幸福。

或许正因为在爱情这一条道路上,理想一直是充满着炙热的火花,但却总是与现实有着扞格,以至让感情的火花射不进对方的心坎深处,于是,爱情才成为文学家笔下描绘人类可歌可泣之故事中最常见的题材,也最为人们喜爱阅读。当然,视听传播媒体的出现以后,这更成为影片最常叙述,也是最常歌颂的主题。如今,学术界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这样一个筑砌“爱情”殿堂的行列。或许他们的意旨并不在于歌咏赞诵,但是,把充满着遐想与多变的感性爱情当成研究课题,弄到理性论述的台子上来解剖,看起来似乎有点亵渎,也有些唐突,但是,留给人们更多些思考的空间,却是可以肯定的。作为社会学者,对此,我禁不住想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一向只关心极具严肃性的大概念、大问题与大论述(如现代化、社会秩序的体系性、科层组织等等)的社会学家们会开始关心起市井小民们日常生活中芝麻绿豆大的爱情现象与问题来呢?这是一个有趣而严肃的问题,涉及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思考走向的转移,也关乎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倾向,是值得加以厘清与剖析的。不过,在这儿,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实在无法进一步地对这个问题表示个人的意见。或许,这很遗憾,但也无可奈何,至少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着。

二、持具个体为本之自由主义信念主导下的爱情观——自我认同的吊诡性

在西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到了十九世纪,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已逐渐取得了导引整个社会运转的领先地位。其中,浪漫的情爱思想是为他们所歌颂的重点,对出自资产阶级的女性,情形尤其是如此。这本名叫《爱情的正常性混乱》的书就是采取历史的观点,针对这样一个历史潮流,尤其,它与婚姻(家庭)制度的纠结发展过程,做了相当细致而翔实的社会学分析。文中不乏洞见,实有推荐给读者们阅读的价值。

依我个人的意见,两位作者的论述理路明确,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轴线——以“持具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为本的自由主义信念,并且以此为线索来经营整个论述的经纬。不过,奇怪的,也是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在行文之中却没有把

这条历史主轴明确地拉出来,尽管单就书名《爱情的正常性混乱》而言,他们似乎已道出了此一思想轴线为西方人所带来的历史命运了。依我个人的揣测,他们所以没有把这条极具主导作用的历史轴线清楚地明点出来,理由或许很简单,只是因为对西方人(尤其知识分子)而言,这条思想的历史轴线早已深化进入西方社会的底层,而潜藏于西方人的潜意识里,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因而,也就视而不见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化性疏忽总不免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对于读者(特别是非西方世界的读者)来说,极可能正因为作者们这样“理所当然”的潜意识遗漏,而无法充分体味到两位作者之论述背后可能内涵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同时,也难以有效地掌握他们所阐述(特别是所谓“后现代社会”)之爱情、婚姻与家庭的特征和问题所以是如此的基本症结。在这篇文章里,个人不揣才疏学浅,尝试揣摩两位作者的思路基线,为他们的论述做一些补充,但盼,这样子的作为,对读者们的阅读能够有所助益。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借此引申出一些可资进一步讨论的议题来。

在此,让我们暂时撇开作者在书中提到传统的家庭形式正逐渐面临解组这样的说法不谈,单就历史演进的过程来说,假如婚姻的形式是(或谓至今尚且还是)让“家庭”这样一种制度获得正当性基础的话,那么,结婚之当事者双方建立一种相互同意,且具共同体(Gemeinschaft)性质的亲密社会关系,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关系形式所以可能之更为深层的基础了。更进一步地来看,塑造这样的共同体关系模式的基础则是所谓“爱情”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基模。又,假如,诚如本书作者所说的,现代西方婚姻(进一步推论地说,即家庭)的理想基础是伴侣们所共享的自我认同的话,那么,这个共享的自我认同基本上乃依靠双方共认而共感的爱情来经营、滋润与证成。“爱情—婚姻—家庭”于是乎连成一条具有时间序列意涵的生命图线,成为人们(尤其男女双方)在个人生命史中塑造重要社会关系线索的理想演进过程。它为许许多多的人们所期待、所憧憬,甚至被视为生命中至为重要的终极价值之一。

“自我认同”的说法可以说是展现“个体持具”为本之自由主义精神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表现形式。基本上,持具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以外在且具体化“存有”的形式来证成人之所以为“人”。这也就是说,人是以自己身体往外伸延的外在控制程度的大小(例如有多少财富、权力、地位、学识或象征化,但却具体的相互回馈物等等)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当然,这也顺理成章地同时证成了一个人的“自我”。把这样的基本理念施之于具共同体性质的社会关系中,其所求的即是,在能够维持这样之“自我”的前提下,当事者两造又能得到一种具统协感的理想关系状态。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发生的总是与意愿期待的相背左,因此,历史的现实似乎并不是站在怀抱个体持具之自由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这一边,而是一直给它难堪。分析起来,这样的难堪乃内涵在西方爱情观本身所具的历史特性当中,而这个特性正是塔纳斯在其著《西方心灵的激情》一书中引用贝特森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一概念。基本上,这是西方启蒙理性内涵的特质,也正是西方理性思想主导下现代文明所面临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

准此西方历史发展的轨迹,在无法完全否定社会集体性自存的前提下,彰显“自我”的个体性如何被保证,一直就是恼人的课题。因应这样的历史课题,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地这么说:爱情与婚姻(因而家庭)之所以连贯起来,基本上乃是西方人企图透过婚姻这样的社会制度,对以“性”为基础的感性情操(即爱情)予以理性化的一种作为。如此,以“个体持具之存有”为本之“自我”概念所支撑出来的爱情,透过婚姻的形式,似乎证明了“自我”的个体性与社会集体性得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绝大部分的现实情况下,事实上,这只是一份充满着想象的理想而已,因为,就爱情作为展现“自我”的一种历史形式的角度来看,其背后所内涵的“个体化”历史幽灵,总是不停地反噬着此一理性化社会制度编织起来的集体连带网络,结果是迫使着家庭(婚姻)作为代表社会集体性的传统形式,乃至其制度本身的存在,相当程度地产生了解组的现象。

三、爱情与自由之间的吊诡

作者在书中指出,假如自由就是一切,那么,在爱被不自由地追逐之时,征服别人的自由本身,就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目标了。作者引用法国哲学家萨特( Sartre) 的话说道:“如果不正是因为另一个人使我成为我,我为何要将另一人据为己有呢?不过这正包含了一个占据的特殊模式;另一个人的自由本身正是我们想要拥有的。”两位作者于是说,这就是“自由的吊诡”。是的,这正是以“持具存有”为本之“个体自我”所支撑的爱情观念内涵的内在吊诡。只要具“持具存有”的“个体自我”观是爱情的基本内涵,这个吊诡性总是存在着,也总是带来紧张与矛盾,而这就是“双重束缚”一概念所企图意指的。

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当中,社会资源常常是有限的。以此为前提,强调外在控制性的“持具存有”于是乎意味着“分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课题,而且冲突与矛盾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无怪乎,在西方世界里,自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抢到了历史主导权之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一直就是社会思想家关心的课题。甚至,我们说“这是唯一的课题”,也不会是过分夸张的。不是吗?因为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思考模式也一样地表现在作为与资本(自由)主义对抗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而且是他们思考与建构社会图像的基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同样的思考模式顺理成章地也就被运用在爱情与婚姻的议题上面了。

很明显的,以个体“持具存有”为核心之古典自由主义所承接的思想,施及于“爱情”上面,强调双方各自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平等”与“自由”几乎是共识的基本命题。对企图把婚姻与家庭制度视为爱情的自然衍生这样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理想期待而言,个体持具的自由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冲击,很明显的。首要的是,在个体性必须无以避免地与集体性相互搓揉着的情形下,为确保个体化有着最伟大而辉煌的历史成就,把集体性压缩到最小的程度,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历史迈进的潮流。一方面,这冲击着人们对婚姻与家庭所持有的传统期待;另一方面,它也为现代爱情观奠定下主导的基调。

这么一来,爱情作为表现个体性的一种社会形式,现实地来说,就如同我们上面辗转引述萨特的话所意涵的,它经常是希望对方吻合而纳入自己的生活形式与哲学之中,让对方成为个体自我的一部分。但是,吊诡的是,一旦对方如此,人们却认为这太缺乏个性了,觉得乏味,甚至轻视,以为没有价值。因为,在西方的现代文化信念里,人们需要、期待、崇拜的是具势均力敌的竞争关系,唯有如此,个性才能充分地彰显,得来的爱情才有成就感,也才有味道,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隐约之中,西方人期待的是,在至少具隐藏性之紧张与对立的状态中,争取到对方的感情,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才得以展现爱情的真谛。爱情总是在双方把“自我”提得高高的,永远以戒慎,乃至迟疑的态度来检视对方的“自我”的情形之下进行着,这中间充满着敏感而紧绷的怀疑与不安,本质是多变而易动,而且,也希望是多变而易动的。这样的关系基本上潜藏着浮动不定的因子,不时会有不满(甚至厌倦或厌恶)对方的情绪出现,因此,它具动态的紧张性,随时都有可能解组的风险与危机。


题图为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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