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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技术如何改变未来战争,又给军人、决策者和公众带来什么挑战?

曾梦龙2019-07-25 17:15:32

用简洁有力的一卷书,拉蒂夫列举了未来的全球冲突将由什么来主导——从计算机网络到生物工程,从人工智能到隐形战略轰炸机。他的视野清晰,他要传达的信息令人冷静,任何一个决策者和军队干员都值得一读。——詹姆斯·史塔里迪斯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

《未来战争》

内容简介

21 世纪的全球化信息时代,科技的力量让未来战争的面貌焕然一新。技术改变了战争的维度也改变了战争的效率,但技术也让军方、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面临挑战,比如战争波及领域日益扩大,平民的安全与隐私由谁来保证?计算机取代人类进行决策,负责执行指令的将士是否承担道德责任?面对日新月异的致命性武器,国家领导人如何在军备竞赛和安全防卫的需求间平衡取舍?

美国前空军少将罗伯特·拉蒂夫,以多年国防情报工作的一手经验,在世界各国不断追寻科技强国强军的今天,重新审视技术变革对全球战场的塑造影响,也为人性和道德的危机发出警告。

作者简介

罗伯特·H. 拉蒂夫(Robert H. Latiff),前美国空军少将,现执教于圣母大学,从事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相关的研究。

拉蒂夫早年以工程学博士学位加入美国空军,从事新式隐形战机的材料研究,后进驻五角大楼,参与“星球大战”计划。他曾主持一系列情报、监测与侦察活动,为美国国家侦察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项目服务。

2006 年结束服役后,继续向政府、企业和大学等机构提供有关高新技术的咨询建议。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8 月一个闷热的夏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所导致的美俄之间的高度紧张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美国和中国也一直在就南海局势唇枪舌剑、激烈交锋。就在人们准备下班回家,从曼哈顿冷气充足的办公大楼涌向拥挤的高速公路和地铁之时,东海岸几座大型发电厂的巨型涡轮机同时骤然加速。电厂工作人员无法关停蒸汽涡轮机,因为涡轮机的自动控制和数据系统遭到了复杂的恶意电脑软件的入侵,使那些涡轮机分崩离析、自我毁灭,造成东北部大片居民区和工业区停电。大楼的电力系统关闭,医院开动了发电机,火车停开,交通信号灯不亮,华尔街的交易活动戛然而止。与此同时, 1700 千米以南,一枚巨型火箭已经加满燃料,准备将一颗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的卫星运载升空。就在此刻,一架装满炸药的私人飞机在低空飞入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发射场,不顾多次警告,直接撞上压缩燃料罐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引发一片火海。半个世界以外,配有最新高科技装备,但不属于任何国家军队的精英特种兵对有争议领土附近的美国及盟国的利益发动了攻击。一场新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上述事件均为假设,它们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冲突,新冲突中使用的是新工具,打击的是陌生的新敌人。大多数人想到战争,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交战两军用坦克、大炮和人们熟悉的其他武器作战的情景。然而, 21 世纪的战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未来的冲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又都将迥然不同。未来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将花样翻新、非比往常。许多武器技术是军民两用的,因此,有机会获得这些武器的人将比过去多得多,但他们却远远没有掌握熟练使用的能力。所谓的技术民主化削弱了先进国家对战争工具的垄断。

21 世纪的武装冲突常常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战场。两军对垒,你死我活,但作战行为受国际惯例的规范,这个概念似乎已成为过去。 1999 年,中国的两位空军大校乔良和王湘穗预言,以后的作战者将越来越多地是电脑黑客、金融专家、毒品贩子和私人公司的雇员,而非军人,作战的武器不仅有飞机、大炮、毒气、炸弹和生化制剂,还有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和金融衍生工具。他们此言真可谓未卜先知。

回首昨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是为了拯救文明国家不受疯狂的独裁者蹂躏;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则是意识形态的碰撞,要阻止一个霸权挤压另一个霸权的地盘。这些战争无论是投入的兵力还是暴力的规模都十分巨大。来看今天,战争更多地是因文化与宗教仇恨而起,暴力被用来作为改变人心的手段。在这样的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杀戮更加频繁。展望明朝,战争又会大不一样,主要将靠秘密运作和心计机智来争夺政治主导权。这样的战争以无辜平民和机构为打击目标,高度依赖信息优势,使用的是奇异的新武器。

美国的军队士气高昂、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定能适应新的形势,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并未准备好有效应对新型冲突和新型武器必然会造成的混乱不明的局面。我们仍不清楚什么算是网络空间的战争行为,也不确定该如何应对网络攻击。仅是军队作好准备是不够的。公众和决策者都尚未完全理解冲突类型和武器的变化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在一些情形中,决策者仍然需要,或至少认为需要派兵上战场投入传统的战斗。我们会继续使用强大的飞机、弹药和航母作战群来投射力量。在外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敌人很可能也同样装备了高科技武器。然而,战争会越来越个人化,经常就在本国进行,也不适合动用美军传统的强大火力。未来的战争不再只是在报纸上读到或在电影里和互联网上看到的遥远冲突,而会直接影响到每个人。

美国人将在本土遭到袭击,袭击者经常是本国的恐怖分子,正如我们在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和奥兰多(Orlando)所看到的。这种形式的战争混乱复杂,没有干净利落、有始有终的解决办法。我们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清楚是谁在对我们实施暴力。是国家支持的行动,还是随意的恐怖行为?要对外国发动大规模毁灭性打击来报复美国本土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吗?如果要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会产生何种后果?后果总会有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战士阵亡或被俘,或者是造成无谓的平民伤亡,或者是激起更多的暴力。我们是不经思考,条件反射式地立即还击,还是以高效专业的军事手段做出回应,全看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力进行逻辑思考,而不是鲁莽行动。在太多的情况中,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分析行动的后果就把我们拉入了冲突,利比亚就是例子。

今天,技术与战争这两个题目对所有人都非常重要。如今的冲突使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和高速全球通信等新技术。在埃及所谓的“阿拉伯之*”期间,社交媒体大显身手。最近,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克兰叛军的行动都使用了电脑攻击和社交媒体的手段世界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由某种技术来决定。按照任何标准,都可以说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期间发生了技术革新和进步的大爆发,大部分革新导致了人的状况的改善,但并非都是如此。可悲的是,这段时期也发生了造成巨大破坏的战争和世界各地似乎永无停歇的武器扩散和暴力蔓延。技术进步和战争的破坏性两者间的共生关系如今尤烈。

如果 50 年前有人问我,对于作战、武器技术或军队的行为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是否感到担忧,我的回答会与我的家乡—保守的肯塔基州南部的任何人的回答大致相同:“是对是错都是我的国。”“美国,不爱它可以走。”我来自退伍军人家庭,是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那个时代长大的。要不是得到了美国陆军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奖学金,我连大学都上不完。若真是那样,我不仅拿不到物理学学位,也不会发展出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伦理意识,以及对事物刨根问底的态度和拒绝人云亦云的健康的怀疑精神。

我拿到工程学博士的学位后参了军,当时的美军尚未从越战的疲惫中恢复过来。我在驻德国的陆军步兵部队中服过役,负责守卫富尔达隘口(Fulda Gap),据说苏联曾计划派大军从那里开入西德。后来我负责指挥一支装备“战术”核弹头的部队,如果美国的常规部队抵挡不住来犯的苏军,那些核弹头就会派上用场。就在那时,我开始思索我们做的事和可能要求我们做的事是多么疯狂。回顾当时双方的一些挑衅行为,比如故意逼近对方的边界飞行,甚至侵入对方的领空,双方居然没有打起来实在令人惊异。作为一名称职的军人,我肯定会忠实执行接到的任何命令,但我的内心极为不安。

后来我调到了空军,因为我不久前获得的博士学位在那里能派上用场。我很快就密切参与了对新型特殊材料的研究。后来我听说,我们研究的新材料准备用于新一代隐形战机。最后,我进入五角大楼,参与执行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拨给我们的资金用也用不完,于是我们开启了各种各样有趣而可怕的计划,比如发展核动力空间激光器。从理论上说,在外空引爆核武器会射出众多的激光束来击落敌方的弹道导弹。这个计划令人兴奋,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也有好处,但稍微仔细一想就能知道其实它不会奏效。讽刺的是,光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使苏联人感到害怕,因此它非常有效,能够造成高度不稳定。

海湾战争和柏林墙倒塌的那几年,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读书,修习历史、战略和国际经济学。我越来越不肯轻信,开始比以前更加清晰地了解人的个性、政治和金钱对战争这一生死大事的巨大影响。

我奉命主持过一系列越来越大的情报、监测和侦察行动,还指挥过陆基望远镜、雷达和大型预警飞机。后来,我晋升为准将,被派去领导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冷战时期的设施—位于科罗拉多州夏延山(Cheyenne Mountain)的地下指挥中心。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那里监视着整个地球以及外空,发现任何异常迹象都会立即上报给国家指挥当局。我们每天都演习受到核攻击时的应变程序。我在指挥链中处于非常低端的位置,但一旦发生核冲突,在某个时刻我可能必须向总统建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责任令我时时刻刻如履薄冰。我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不久离开了那个职位。我的朋友和隔壁邻居,一位刚退役不久的空军上校就坐在撞入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一架飞机上。我在一个大型空军基地担任副司令的时候,签署过阻止人员流失的命令,要求早该退役的飞行员继续服役,还派遣过飞行员去阿富汗作战。

我最后任职的单位是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缩写是NRO),美国的间谍卫星就是在那里设计、建造和操作的。我主管开发各种非常先进的侦察技术,用来监视和监听敌方;我还参与了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其他情报机构以及国防部等部门的下属技术机构联合执行的项目。大家都致力于追捕并消灭造成了“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及其同党,这当然没错。然而,有时我感觉美国在追求新方法时过于冒进。我们经常对关于隐私权和公民自由的担忧不屑一顾,在使用技术手段监视个人的时候屡屡触及道德底线,还谋求发展我们决不愿别人用在我们身上的技术。我在国家侦察局时还指挥着一大批空军人员,曾多次把他们部署到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

我于 2006 年结束第一线服役,之后负责向军事和情报机构提供关于各种技术的咨询意见。我沮丧地眼看着伊拉克战局失去控制。美军虐待和劫持当地人的事情揭露出来后,叛军获得的支持随之大涨。关于美国政府滥用监视权,包括未经许可即窃听民众电话的报道让我无地自容。美国对盟国的轻蔑不屑使我尴尬不已。我离开空军后,开始就战争的新形式和新工具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撰文、演讲、在大学授课,也给情报机构讲课。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奥巴马总统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辞中提及了“正义战争理论”的重要性和最后手段、比例、区别等战争原则。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许多作战指挥官也都公开讨论过道德伦理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高级领导人必须自己接受这些观念,还要大力向战士们灌输。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将这些观念付诸实施。

我写作本书是想探讨新技术如何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战争。我想强调技术和战争巨大而飞速的发展,并描述这给军人、决策者和公众带来的挑战。

总是有两种意见,有人渲染恐惧,把未来描绘得如同世界末日的反乌托邦;有人则把技术永不停歇的进步视为事物的自然发展,认为人类的未来一片光明。我认为二者皆不可信,实情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无论如何,未来的战争都势必发生重大变化,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却懵然不知该如何应对。几乎没有人明白未来意味着什么。更可怕的是,似乎也没有人关心。

好在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认识到新技术和新的战争形式会带来新的危险,并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人数目虽少,但正在逐渐增多。我希望本书能帮助引导这方面的探索,为军事规划者、武器技术专家、决策者和公众敲响警钟,敦促各方准备面对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未来。未来的新冲突和新技术复杂得令人惊骇,21 世纪的战争必然会带来令人进退维谷的致命难题。这些都迫使我们更加重视今后将要面临的问题,不要任其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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