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文化

专家已死,反智主义的盛行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曾梦龙2019-07-22 16:54:21

尼科尔斯写了一本睿智、及时而又新颖的书。他揭示了数字革命、社会媒体以及网络是如何刺激了对于无知的狂热崇拜。他树立了一个在我们的公共和政治事务探讨中运用理智和理性的典范。——罗伯特·利伯,乔治城大学教授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内容简介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大量的信息,这使得人们在自恋的和误导性的知识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任何事件信口开河。所有的声音,即使是最荒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虑,而对立的态度则被认为是精英主义。

本书作者指出,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顾客至上”思维,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诡异的是,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受教育大众的培养,反而开始产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

作者认为,当今抵制专业知识和学习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相信没有人比别人懂得更多,这使民主机构面临堕落为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或技术专家治国的危险,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结合。如今,这一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作者简介

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是美国海战学院的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哈佛继续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美国参议院的前助理,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作品还有《崇高的事业》(The Sacred Cause)、《无用:核武器与美国国家安全》(No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毁灭的前夜:防御战时代的来临》(Eve of Destruction: The Coming Age of Preventive War)和《俄罗斯总统》(The Russian Presidency)等。

书籍摘录

引言  专家之死(节选)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

所有这些选择,从营养饮食到国防,都需要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民众似乎越来越不想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意做这些决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 20 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那么,本书的核心就是专业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本书谈的就是民主社会里专家和平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正在瓦解,以及我们所有人,包括平民与专家,该如何应对。

大部分人听到“专家之死”,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互联网。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客户时,喜欢指责互联网是罪魁祸首。我们后面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错,但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过于简单了。攻击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联网,不过是给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祭上最新的工具,跟过去遭到滥用的电视、电台、纸媒和其他创新产品的角色一样。

那又何来大惊小怪?究竟是什么深刻的变化驱使我写下这本书,又让你们正阅读着这本书?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因为他们自诩为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许,这仅仅是每一次社会或技术变革后都会触发的专家对大众的焦虑。又或者,这只是像我一样接受过度教育的精英主义教授,在虚荣心受挫、怒火中烧后的典型表达。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伟大的图书馆里,那些图书馆的大厅令人望而生畏,就连有机会光顾的少数人也不例外。在过去那样的条件下,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但这也是因为平民没有能力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在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前,民众缺少公共平台来发起挑战。

直到 20 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参与政治、知识和科学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过教育、爱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里才会就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展开辩论。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没那么久远。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大多数人没念完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最后一小撮人进入专业领域,那样的时代仍是鲜活的。

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打破了普通美国人之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藩篱,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专家之间的屏障。辩论的范围越广,知识就越丰富,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摩擦更多。普及教育,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中产阶级壮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占少数的专家和占多数的平民,近两个世纪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识,而是滋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样聪明。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会提出这个问题的若干原因,其中一些植根于人性,一些是美国特有的,还有一些是现代社会和财富积累的必然产物。

在第一章,我会讨论“专家”的概念,以及专家和平民之间的冲突是否值得大惊小怪。当一个专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你要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里做出艰难决定时,你会向谁寻求意见?(如果你只信得过自己,你可能就是激励我写这本书的那群人。)

在第二章,我会探究一下,为什么专家和普通人,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会变得如此让人精疲力竭。如果我们够坦诚,我们就会承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谈论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时,尤其是当这些事还牵扯到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思想时,都会是惹人厌烦的,甚至是令人恼火的。专家与客户在工作关系上的很多障碍都源自人性的弱点,在这一章,我们会先看看有哪些天然屏障阻碍人们增进理解,然后再细细思考一下21世纪初期的具体问题。

我们都会受着一些问题的煎熬,比如“确认偏误”,就是指人在遇到一个命题时只会倾向于接受支持这个命题的证据。我们都有个人的经历、偏见、担忧,甚至恐惧症,阻碍我们接受专家的建议。如果我们认定某一个数字是幸运数字,没有哪个数学家能改变我们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飞行是危险的,就连宇航员或战斗机飞行员的再三保证也无法消除我们的恐惧。这样说可能有些无礼,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错了却不自知,就算意图再好也无济于事。有些人唱歌会跑调,有些人画不出一条直线,大家能力不均,这是现实。同样,很多人就是无法认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差距,或是不明白自己没有逻辑论证的能力。

教育本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确认偏误”这样的问题,填补知识上的空白,从而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公民。不幸的是,当今的美国大学,还有学生和家长把大学当作普通产品的态度,已经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三章,我会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学教育的普及让很多人自认为变聪明了,然而,他们以为的智识成长其实只是鸡肋的学位营造出的假象。当学生成为重要的客户,而非学习者,他们的自尊大大见长,但宝贵的知识却鲜有长进,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他们缺失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当他们遇到需要深思熟虑并作为选民投票的复杂问题时,他们不知如何衡量。

托马斯•尼科尔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

在现代社会,得益于科技与通信,人类知识突飞猛进,但人性的弱点也日益凸现出来。虽然“专家之死”不能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至少在 21 世纪是这样的。在第四章,我想谈谈,自从古腾堡(Gutenberg)发明了活版印刷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来源如何沦为专业知识攻击者与捍卫者交锋的平台。互联网是一个宏大的知识库,同时也是错误信息疯狂传播的源头和推手。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当中很多人变得愚昧,也让我们变得刻薄:人们各自隐藏在键盘后面,相互争吵而非讨论,彼此辱骂而非聆听。

在一个自由社会,当无知与求知撕扯着人类,记者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调解人之一。然后,当公民想要的是娱乐而非知情,又会怎么样?我会在第五章探究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依靠媒体获取信息,区分事实与虚构。世界纷纷扰扰,有些人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跟进每一个动态,也有赖于媒体把复杂的事情通俗化,端上易懂的资讯大餐。不过,在这个信息时代,职业记者面临新的挑战。和半个世纪之前相比,现在的新闻播出时间和篇幅几乎没有限制,而且客户期望的是无缝链接,只要一有空间,立马填补内容,并且持续更新。

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媒体环境中,编辑和制片人不再有耐心—或者宽裕的资金—让记者去深度挖掘一个话题。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客户想要这种细节。即使记者咨询了专家,最后的播出版本也简化为采访的原声摘要或“重要引文”。新闻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报道不够吸引人,不够夺人眼球,或者不够娱乐化,浮躁的观众就会“移情别恋”,他们只需轻点鼠标或者按下电视遥控器的按钮,就能看其他不那么费神的同类报道。

专家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他们也犯下过严重的错误,招致了可怕的后果。要想替专家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辩白,就要先翻开连篇累牍的灾难和失误:沙利度胺,越南,“挑战者号”,多食鸡蛋会导致胆固醇摄入量超标的警告。(现在可以好好享用鸡蛋了,美国已经撤销膳食胆固醇的警告。)可想而知,专家会反驳说,打个比方,人们容易记住一次坠机事故,却忽略了数十亿安全的飞行里程,道理是一样的。这样说也许没错,但飞机有时候的确会坠毁,而且坠毁的原因恰恰就是专家搞砸了。

在第六章,我会探讨一下,当专家出错了会怎么样。专家犯错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明目张胆的欺诈,到因为自负而弄巧成拙。有时候,他们就和普通人一样,会犯错。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普通民众要搞清楚专家是怎么错的,为什么会错,这不仅能让民众成长为听得进建议的好客户,还能让公众了解专家是如何进行自我监督的,从而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否则,专家的错误正好给断章取义的争论提供了素材,这是两败俱伤的结果:专家因为职业受到攻击而愤懑不已,普通人因为不知道专家在做什么而忧心忡忡。

最后,在结尾部分,我会提出“专家之死”最危险的一面:它是如何破坏美国民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们做决定。当选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们就要仰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专家和决策者就是两种人,美国人习惯把他们混为一谈,但这样会侵蚀专家、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信任。

专家负责出主意;当选的领袖做决定。为了评判专家的表现,评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选票和做出的决策,普通民众必须熟悉手头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指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费神去了解基本情况,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当选民对这类重要决策失去了控制权,那他们的民主可能就会被愚昧的煽动者劫持,或是民主机构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最终沦为奉行技术专家治国的威权主义。

专家在民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过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注意,这个区别很重要—的确会让这种沉默更甚,但这并不代表专家的责任解除了,他们还是要服务社会,要把自己的同胞们当成客户,而不是恼人之事。

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无论专家提供多少建议,最终只有公众可以决定重要国家政策决策的方向。只有选民可以在攸关家庭和国家的各项选择中做出决定,也是由他们来为决策担责。

但是,专家有义务帮一把。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题图为电影《整蛊专家》剧照,来自:豆瓣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