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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部以色列总理的私人史,近距离感受高层政治的复杂

曾梦龙2019-06-28 15:40:05

用扣人心弦、私密、错综复杂的细节和快节奏讲述了以色列的高层政治……近距离领略以色列治国大戏中的危机时刻、胜利时刻、悲喜时刻。——布雷特·斯蒂芬斯,《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总理私人史》

内容简介

《以色列总理私人史》是目前唯一一部讲述以色列从建国至今政治内幕的作品。书中披露了大量事关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决策、绝密军事行动和高层和平谈判的惊人细节,涉及梅纳赫姆·贝京决策轰炸萨达姆·侯赛因的核反应堆、伊扎克·拉宾组织乌干达恩德培营救行动、埃及-以色列和平进程等众多历史事件。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世界政要的风采,包括贝京、拉宾、里根、卡特、基辛格、阿拉法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等。这是一部政治回忆录,也是一面透视当今中东事务的多棱镜。

作者简介

耶胡达·阿夫纳,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从 1947 年开始一直生活在以色列。曾经担任拉宾、贝京、梅厄、艾希科尔等多位以色列总理的政治顾问和英文演讲撰稿人。他还曾任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爱尔兰非常驻大使、澳大利亚大使,以色列驻纽约领事,以色列驻华盛顿使馆参赞。

书籍摘录

第二十七章 吉米·卡特来了

“贝京先生——有时间回答个问题吗?”

《耶路撒冷邮报》专跑议会的记者阿舍·华尔费什(Asher Walfish)碰巧撞见贝京走出议会,准备去咖啡厅喝下午茶。

“是你啊,请随意,”贝京看见是他,笑得更开朗了,“一起喝杯茶吧。”他把华尔费什叫到角落的一张桌子前,对女招待说了一堆恭维她待客殷勤之类的话,啜了口茶问:“那么,现在你想聊什么呢?”

“昨天的美国大选,”华尔费什说着掏出笔和本子,“吉米·卡特赢了,并且宣布不准备让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拉宾总理说我们会以怀旧之情(nostalgia)来看待基辛格当国务卿的时代,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那是 1976 年 11 月 3 日,佐治亚州前州长吉米·卡特刚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战胜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啊,怀旧!”贝京咯咯地笑得像个小男孩,“这说的是什么呀!我甚至搞不清楚拉宾先生是不是真正明白它的意思。 nostalgia 这个词出自拉丁语的 nostos ——暗含的意思是渴望回到过去快乐幸福的日子。”

贝京喜欢炫耀他在华沙大学学法律时掌握的各种古典语言文字,而且他确信坐在对面的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生也很欣赏他小小地秀一下自己的语源学知识。但华尔费什对此回答并不满意,他步步紧逼地追问:“您是不是觉得拉宾不该这么说?”

贝京收起笑容道:“华尔费什先生——你觉得基辛格博士是个相处起来令人愉快,因而让人怀念的人吗?”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先生。”

贝京皱起眉头:“作为我们国家的总理,表达怀念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那就等于在对美国人民说,很遗憾,你们竟然选吉米·卡特先生当你们的下一任总统。”

“这么说起来,您很在意这句话?”

“在意?我当然很在意。我向你透露点媒体还不了解的情况。美国大选打得火热的时候,我和几个党内同僚曾经去拜访总理,我们表示,不能理解他发表的一些公开声明,因为这些话会被当成是对美国大选的粗暴干涉。”

“您指的是不是他称赞福特总统,以及提高对我们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那些话?”

“没错。我曾经提醒他,以色列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的支持,但那些带有偏见的话会打破两党之间的平衡。而且,拉宾先生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曾经公然表态支持尼克松,反对休伯特·汉弗莱。实际上”——说到这里,他顽皮地一笑——“它很快就见效了,正如你记得的,尼克松以极大的优势获胜。”

华尔费什嘴角泛起一丝嘲讽的微笑,他开玩笑地问道:“现在基辛格马上就要走人了,贝京先生您也会想念他吧——我指的是作为一个犹太人?”

贝京针锋相对地答道:“现在你已经喝完这杯茶了,华尔费什先生,你还想再来一杯吗——我指的是作为一个朋友?”

华尔费什笑着摇摇头。他是个跑新闻的老手,知道贝京脾气好而且容易相处,是新闻记者们喜欢的人。

“既然这样,我就给你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吧。”贝京说着,举起一根手指召唤女招待。然后接着道:“至于你的问题,我这些年来对基辛格博士已经很了解了,我想说的是,是的,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我们怀有某种感情。但是这些年来他向我们施加的这些压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我怎么会在他离开的时候怀念他呢?”

“这些压力,是指什么时候?”华尔费什双眼紧盯着贝京,他的笔却在飞快地移动,好像它会自动写作似的。

“比如,拉宾一开始拒绝和埃及签订所谓的临时协议,基辛格就在去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对我们实行了所谓的‘重新评估’政策。他说这是福特总统的意思,但我们都知道那是他的主意,他施加压力的时候毫不留情,最后终于迫使拉宾在西奈半岛上进行大撤退,放弃吉迪和米特拉两个山口,交出了油田,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了和平?一派胡言!萨达特甚至都没有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他更不会取消抵制,允许我们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他一口气接着往下说:“请允许我歇会儿,不然我妻子该找我麻烦了。”

贝京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个药片,就着茶水服下,笑盈盈地说:“现在你可以作证,我遵照妻子的命令吃了药。”接着,他又回到刚才那个沉重的话题上:“你看卡特和福特之间的第二场电视辩论了吗,是不是没看?”

“不,我没看。”

“卡特指责福特迫使以色列屈服——他的原话就是‘迫使其屈服’——那是因为‘重新评估’政策。他们还提到了‘赎罪日战争’期间的空运援助,那其实是尼克松的作为,而不是基辛格做的。还有”——贝京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在‘赎罪日战争’中给本来注定要投降的埃及第三军团放了条生路,夺走了我们与埃及人达成和解的一个机会,是不是?本来整个埃及军队都可以任我们摆布,可是他,基辛格敲着桌子企图威胁果尔达·梅厄总理,迫使她相信,如果我们不解除包围,苏联人就会过来打我们。我看过记录,看过他说的那些话。他说,‘梅厄夫人,你想要第三军团?好吧,美国不想因为你这么做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他的原话。”

贝京停下来深深地饮了口茶,突然眼睛一亮,闪耀着怀旧和顽皮。“我有个很棒的故事讲给你听,”他说道,“我曾经在议会演讲时向基辛格致辞,就好像他真的站在我面前一样。‘基辛格博士’,我说,‘您是个犹太人。您并非第一位在您所在国取得高官厚爵的犹太人。您别忘记那些犹太人,他们害怕被人指责偏袒犹太人,而做了全然相反的事。他们矫枉过正了,请您别忘了这些犹太人,基辛格博士。’”

“我记得,”华尔费什说,“而且我还记得您因此受到了政府人员的批评。”

“没错,”贝京的眼里依然闪烁着亮光,“有些人指责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我说出了真相。你猜怎么样?”——他咧开嘴笑起来——“不久以后,我遇到基辛格博士。他好像刚刚受了我的申斥一般,用他那冷幽默,满脸不快地对我说,‘贝京先生,我听说您在议会发言时简直把我骂下了地狱(gave me hell)?’。我说,‘基辛格博士,我说的——地狱(hell)?不,您属于天堂。做对以色列有利的事情,您会在天堂得到自己的位置。’”

“他怎么回答?”

“哦,他只是笑笑,但是我俩都心知肚明这不是件可笑的事情。”

几个月之后, 1977 年 1 月中旬,拉宾让我起草一封给基辛格的信。

“几天之后他就要卸任了,”总理说,“我想给他写一封告别信。”

“什么类型的,官方的还是非正式的?”我问。

拉宾想了想说:“兼而有之吧。这几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好时坏,有友情,也有争执。我得好好想想。”

他双手插兜,大步走到窗前,凝视着冬日里昏暗的暮色。有了思绪以后,他转过身把想说的话告诉我。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基辛格博士,

在你即将离开国务院的时候,我给你写了这封信,它不仅仅是一封正式的感谢信。你我相识这么久,彼此非常了解,不需要讲究这些客套。因此,我请您和我写信的时候一样,带着个人情感来读这封信。

我期待有一天,我们俩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聊一聊过去八年你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对美国和世界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年;如果说国际社会朝着理智的方向取得些进步,那毫无疑问,其中有你的一份功劳。未来的历史书中,“基辛格时期”这一章会提到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激动人心、最深刻、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之一。当你收拾办公桌的时候,你会心满意足地发现,如今国际事务的状态已经比你初登这个职位时改善了很多。

我希望,我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有过多次的私下和正式讨论,双方在中东事务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是我相信,我们都能理解对方,正如我深知,我们都被共同关注的事务与和平愿望所推动。

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在谈判中展现出如此丰富的地区知识、熟练的技巧、非凡的智慧,以及无限的精力。我希望你努力协助铸就的一砖一瓦,能够成为一座更加持久、更加牢固的建筑物的基石。

从某些重要的方面来看,以色列已经比你就职之初强大了许多。我知道,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所以我非常感激你,是你帮助我们将言语化作行动,将情感化为行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将美好的愿望化作了政策。我还想说的是,当你离职的时候,你已经在美以关系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谅解期……此刻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衷心祝福你未来一切如意。


拉宾看过这封信并签上名字,我问他,在这些年来经历过这么多的争吵和跌宕起伏之后,是不是真的会想念基辛格。他阴沉地看我一眼,点起一根烟,从最下面的抽屉里取出个酒杯,倒上威士忌和水,十分肯定地答道:“是的,我会想念他。”

“为什么?”

“有三个原因。第一——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理解阿以冲突的美国国务卿。第二——临时协议目前进展得不错;自从我们签订协议以来,就再也没有哪个以色列士兵倒在埃及人面前。还有第三——我们和华盛顿方面的关系是历来最好的。双方目前的关系相当于达成了战略联盟。”

“那么吉米·卡特呢——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拉宾转了转眼珠。“天知道!从我听说的情况来看,他好像是个爱开空头支票的空想社会改良家,他想拿我们开刀,治愈世界上的一切弊病。我担心他想发动一场幼稚可笑的改革运动给这片应许之地带来和平,最后成为一个被误导的干预者,将我们拖入地狱。”

所以想象一下,当吉米·卡特总统邀请拉宾在 1977 年 3 月 7 日访问美国并致辞时,拉宾心里有多么惊喜。卡特在公开的欢迎辞中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长期的承诺和友谊”,提到“我们两国人民因为共同信奉的民主原则、人类自由,以及对和平的不懈追求,而永远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说:“以色列必须有可防御的边界,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人违反和平承诺。”他还说:“在欢迎您和您的代表团时,我希望从一开始就打消你们的疑虑,总理先生,美国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和幸福。我们无意向您的国家强加任何会让你们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的决定。事实上,我们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比我们在该地区的其他任何利益更重要。”

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中听的话?可是在闭门的正式会谈中,当卡特总统向拉宾施压,要求重开日内瓦和平会议,要求以色列与所有邻国签订全面协议的时候,气氛突然急转直下。拉宾非常憎恶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那意味着苏联将和美国一起作为共同主席国,而且以色列还要面对满怀敌意的阿拉伯国家集团,他们得到了莫斯科和其他中立国家的支持,全都对软弱无力的以色列虎视眈眈——和平会议的想法即便不直接引发战争,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拉宾(左)和卡特(右),来自:维基百科

卡特总统的想法还不止这些:他不但想在日内瓦开会,而且还想探讨是不是要把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纳入整个谈判进程。这个核心问题是众议院议长托马斯·(蒂普)·奥尼尔[Thomas(Tip)O Neill]在卡特为 60 名重要政治人物举行的一次工作晚宴上提出来的。

蒂普·奥尼尔是个体态臃肿、步态蹒跚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当他站起身问到巴解组织的时候,他装出一副令人怀疑的天真的样子——拉宾怀疑他此举并不仅仅出自本意,而是授意于卡特总统。

“总理先生,”奥尼尔问,“您为什么不去和巴解组织谈谈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您却不可以呢?我们不但和北越谈了,而且还和越共谈了。如果我们作为超级大国的代表都这么做了,您为什么不能照做呢?为什么法国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Algerian FLN)谈判并达成协议呢?为什么英国能和全世界的地下运动组织——包括你们的——接触谈判,而您却不能和巴解组织谈判?这是什么道理?”

拉宾的回答非常坚定。

“奥尼尔先生,”他说道,“那我就要反过来问问您,越共是不是拒绝承认美国的存在?他们有没有订立什么‘越共盟约’去否定美国的生存权?(暗指巴解组织在其民族盟约中否定以色列的生存权。)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有没有消灭法国的计划?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地下组织有没有威胁到大不列颠的生存?巴解组织公开宣称,其存在就是为了消灭以色列国,用巴勒斯坦国取而代之,那么我们还能用什么议题去和巴解组织谈判?”

但是这番逻辑并没有说动吉米·卡特。这次出访伊始让人乐观,却以两位领导人意见不合而终。

吉米·卡特总统在 1977 年 3 月 7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拉宾总理从以色列来访。我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中东问题,现在希望拉宾能给我一些大致想法,说说以色列最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永久和平方案。我发现他很腼腆,很执拗,而且或多或少有点局促不安。例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在工作晚宴上问他在什么条件下愿意让巴勒斯坦人出席日内瓦会谈,他硬邦邦地表示,只要有巴解组织成员或其他巴勒斯坦代表在场,任何会议他都不参加。他和我一起上楼,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问他,在我见到阿拉伯领导人时,以色列有些什么事要我做的,比如我是不是可以向萨达特提出什么具体建议。但他的神情毫无松动,也没有回应我的问题。我觉得以色列人,至少是拉宾这个人,对我国政府和以色列的无论哪个邻国都不信任。我猜想,这种不信任有其一定的道理。我迄今还没有会见过任何阿拉伯领导人,不过我很想看看和拉宾相比,他们是不是会更灵活些。


对于这段经历,伊扎克·拉宾是这么写的:

总统一再(向我)保证,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向外泄露。因此当我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听到总统那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后,我感到非常震惊,它确实让我受到了打击……卡特阐述了他对和平、边界以及其他有关中东和平谈判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给美国和美国总统的态度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与他之前在会谈中和我所说的完全相反。其中最糟糕的是有关以色列撤退到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线的那番话,他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在此之前,没有哪个美国总统采取过这样的立场。即便如此,我也绝对想不到,仅仅 10 天之后卡特会谈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需求,传统的美国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难怪拉宾在离开华盛顿的时候,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吉米·卡特在发言中提到,以色列必须撤退到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这几乎意味着卡特已经公开地单方面站在阿拉伯世界那一边,以色列将成为一个极易受到攻击,只有9英里宽的狭长国家,而以色列的大部分人口和国家经济基础设施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的海岸平原,如此一来以色列便毫无防卫纵深,只能在一次次的打击中受到削弱。更有甚者,卡特总统还鼓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这在拉宾看来就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委婉说法——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将通过让巴解组织参与国际会议来实现。虽然卡特总统一再做出保证,但这番话埋下了强加于人的协议的种子,实际上,即便在1969年饱受指责的罗杰斯计划中也几乎没有这样的内容。

数十年来,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之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争执和信任危机。离开美国之前,拉宾还要发表两场重要演讲,一场是在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酒店举行的以色列债券组织活动,另一场是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行的联合犹太募捐协会晚宴。当我问起如何起草演讲稿时,拉宾告诉我,要勇敢面对一切,完全不必张扬他和卡特总统之间的分歧,就像他对以色列媒体表明的态度一样。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天恰逢安息日,晚上登机前大家都放松了一下疲惫的身心。总理一般喜欢在起飞后的睡前和大家一起喝一杯聊聊天,但这一次他完全无心交流,所以我们只得找地方坐下,准备好好睡一觉。 7 个小时后,拉宾一边小口吃着飞机上的早餐,一边告诉我们,晚上他一直在反复思考吉米·卡特对以色列事务的极度无知,以及这种状况对 3 个月后的以色列大选的影响。他最不愿意在大选之前和华盛顿方面产生危机。但他还有一件他正担忧的事情没告诉我们,那就是他可能已经噩运临头。噩运正从拉宾身后悄然逼近,最终将他推向政治滑铁卢。他的失败并非来自政敌的选举优势;也不是因与美国总统交恶而起;而是因为外界偶然发现他的妻子在华盛顿的银行拥有一个非法账户。


题图为拉宾(左)和卡特(右),by Marion S. Trikosko, 1977 (LOC),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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