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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清朝由盛转衰时,改革精英包世臣都做了什么,又有什么影响?

曾梦龙2019-06-10 18:12:37

“我的主要目的是对 19 世纪早期进行评估,这是帝制晚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拯救帝制衰落的集体努力时期。”

《言利:包世臣与 19 世纪的改革》

内容简介

嘉道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政府腐败、人口压力、内部和边疆动乱、来自西方的威胁,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清朝面对的挑战。罗威廉(William T. Rowe)以包世臣为切入点,详尽分析了当时的改革精英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罗威廉认为包世臣始终主张追求物质利益,对 19 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影响很大。

作者简介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著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红雨 :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等。

译者简介

许存健,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社会经济史。

审校者简介

倪玉平,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著有《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清朝嘉道关税研究》、《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 等。

书籍摘录

前言  盛世的终结(节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 18 世纪的康乾盛世,以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首次“开放”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关于19世纪上半叶,即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两朝,除了鸦片战争外,学者关注得较少。 1978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其中关于 19 世纪初的部分由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合著,标题为“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与该书的大部分章节总结领域内的知名研究不同,这部分提供的是全新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研究的时段在英语世界中长期被忽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文章的权威性可能导致了此后很长时间内缺乏新的研究成果,因为鲜有学者认为自己能挑战他们的结论。

这一空白虽然可以理解,却也让人非常惊讶,因为嘉庆朝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议的转折期。关文发所写的嘉庆帝传记,将这个时代直接定义为“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嘉庆朝出现了直接、复杂且严重的危机,社会上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以往可以遵循祖制的事情变得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内外官员以及嘉庆帝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情况,对当时的状况感到非常沮丧,并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而焦虑。另一方面,从后来的视角看,稍后的人对嘉道社会评价却很高。太平天国以后的记载中,对嘉庆的“黄金时代”充满怀念。在这些记载中,嘉庆朝的官员和士人,包括嘉庆帝本人,给后人留下的是有能力、博闻强识、坦诚且富有活力的印象,但同时又极度忧虑不安。当时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便是本书的主角——包世臣(1775~1855)。

包世臣与士大夫的经世革命

我希望通过细致的研究一位合适的观察者——包世臣,来探究 19 世纪早期中国危机的复杂性。包世臣是嘉道时期积极改革的一员,洪亮吉、龚自珍、魏源、陶澍、贺长龄这些人比包世臣更著名,但都已有充分的研究。

正如我们所知,包世臣几乎没有做官的经历,只是在其晚年很短时间任过知县,并且主要是出于对其声誉的表彰。他在青年时主要是作为幕僚,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前线服务。但在这之后,他的幕僚角色变得不正式,经常只是临时性的充任,偶尔为他人或自己感兴趣的特殊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他的角色在 19 世纪早期是全新的:一个公认的“专家”,同时也是在广泛而明确领域的咨询家。在 19 世纪早期的西方,似乎同样也出现了“专家”这一群体。尽管“专家”一词在英语和法语中都有很长的历史,但第一次将这个词用于指代拥有专业知识的个人是在 1825 年的剑桥词典中。

包世臣并非出生于官宦或大地主的家庭,他宣称自己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写作,但他在生前并未出版很多作品,他的早期作品《说储》直到死后半个世纪才得以刊印。 1825 年,他刊印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的论文集《中衢一勺》。这是在魏源和贺长龄编辑的畅销书《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前一年。《皇朝经世文编》这套书也收入了包世臣的作品,但所占篇幅很小。在包世臣 70 岁的时候,即 1844 年,《中衢一勺》收入《安吴四种》重新刊行。该文集广受好评,并在七年后再次修订出版。但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包世臣的收入来源中,通过文章写作获得的收入远低于书法创作的收入。他非常重要的《艺舟双楫》一书 1851 年以后才得以刊行,而他的书法集《小倦游阁草书》早在 1833 年就已经刊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包世臣所说的以售卖作品为生,并非指刊行自己的政治、学术著作,而是为他人创作书法作品。在一封 1846 年致太常寺卿许乃济的书信中,包世臣表现出了这一点。然而在包世臣生前,其书法作品的影响力远没有他与国家权臣之间的关系那样重要。包世臣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通信者,他的作品集以信件的形式呈现。不仅有跟魏源等其他幕友的通信,甚至有给中央和省级高官的信件,通常是对很多政策或问题主动地提供建议,这些建议也经常得到官员的感谢。

正如亚瑟·威利(Arthur Waley)指出的那样:“(包世臣)当时被视为处理政务的权威。”这些信件经常被朝廷的官员传阅。对于包世臣来说,想要表达意见,私人面谈可能是比文字交流更重要的方式。在嘉道两朝的半个世纪,包世臣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他在江南的主要文化中心苏州、扬州、南京、常州活动,有时会购买房屋,有时则租用一两年的住所,但更常见的是客居在友人家里。曼素恩敏锐地描写了“包叔叔”与常州张氏之间的友好关系,张家是包世臣的寄居地之一。为了科举考试,他也多次前往北京。讽刺的是,尽管包世臣从未中过科举,却经常得到内阁大学士和其他高级官员的邀请,或者直接登门拜访,寻求包世臣的政策建议。 1826 年,他在广州短暂任职于粤海关,并与阮元创办的学海堂里的学者有密切的接触。 1830 年代末至 1840 年代初在南昌时,他短暂担任江西新喻县(今新余)知县。 1839 年 2 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州,在途经南昌时拜访了包世臣,并向他询问禁烟之策。 1841 年 5 月,林则徐在广州被免职后,返程途中再次拜访了包世臣。也有其他参与鸦片战争的将军和牵涉其中的官员拜访过包世臣。“果勇侯佩参赞大臣印弛赴广东督办鸦片事,取道豫章,雇先生寓,询一切机宜。时两耳稍聋,先生作笔谈答之。”果勇侯系指清朝将领杨芳, 1840 年作为参赞赴广东。

也许是因为包世臣在幕后表现得过于谨慎,研究清史的学者长期未能注意到他的重要性。在晚清思想史的开创性研究方面,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花了很多笔墨描述与包世臣同时代的魏源等年轻士人,却根本没有提及包世臣。萧公权 1945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忽略了包世臣。同样是在 1945 年,恒慕义(Arthur Hummel)出版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则将包世臣收录其中。但据笔者所见,第一篇关于包世臣思想和生平的长篇研究,是日本汉学家大谷敏夫在 1969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在中文方面,最早的研究者是华裔学者刘广京,他于 1980 年发表了关于包世臣和魏源的研究成果。此后,中外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包世臣。但除了笔者的研究,没有学者用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专门研究包世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学者或多或少承认包世臣在晚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但仍没有一部研究他的专著。

以往的学术研究已经从多方面考察了包世臣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前,教科书和其他研究性成果都将包世臣定义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通常将他对统治危机的认识视为“地主阶级”对危机的反应。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学者冯天瑜将包世臣视为富有批判精神的士大夫,包世臣对重赋和皇帝专制问题提出抱怨,并希望能够扩大地方士绅的权力。包世臣指出在变革的时代需要恢复旧秩序,冯天瑜认为包世臣参与的是“封建阶级的自救”。

将包世臣定义为农业精英,则是倾向于将他的思想与发展经济作物和增加农村人口两种主张联系起来。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包世臣是以农为本,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他在呼吁“劝农”时也提倡“恤商”。因为这一原因,赵靖、易梦虹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将包世臣归为“近代”地主阶级。许多研究注意到了包世臣反复提倡的“本末皆富”,“本”即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业,但“末”是什么?在包世臣自己的一些阐述中,清楚地将之等同于货币、财富,但学者对这是否包括商业和手工业有不同的意见。如经济史学者胡寄窗认为,尽管包世臣在提到农业商品化时表现出乐观和支持,但他的经济策略倾向于排除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此外,包世臣是最早意识到商人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出现的思想家,并寻求在漕政和盐政改革中更好地利用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包世臣希望政府能够在 19 世纪后半期更多地依赖商人的力量。

关于农村日益贫困的问题,大谷敏夫在多年前就指出,包世臣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将农民当作社会和政治的救星,对他们充满信心。刘广京和一些中国史学者产生了争论,包世臣是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否同情农民,并希望能够降低税收和田租?他是否如冯天瑜声称的那样,对阶级之间冲突的增加非常敏感?或如胡寄窗所言,他几乎无视阶级矛盾?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是否对民变带有敌意,或者他是否同情农民的情况,即使他希望的是和平与稳定?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包世臣没有反对当时存在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广泛存在的租佃制和农业雇佣,但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食物和其他产品的公平再分配呢?

很多学者注意到包世臣经常关注国家财政的稳定。他关注国计民生,并且坚持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他坦承自己主张“逐利”,这也是他最引人注目和不同寻常的主题,并将之同时运用于民众和国家。包世臣敢于承认他是为了国家追求富强,并向那些批评者解释,这一目标并不会和“王道”冲突,这反而是追求“王道”的必要条件。这样,包世臣为后来提倡“自强”的洋务派奠定了基础,他们将“财富和权力”作为公开的政治目标。

同时,包世臣极力反对过度官僚化,认为这是浪费社会和国家的资源。如上所述,他倾向于将国家权力用商业化的手段来实行管理,类似于“市场化”的国家管理。这是否表明包世臣是中国较早致力于自由市场、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者?这一观点隐含在许多学术研究中,最充分阐述的是曾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台湾学者林满红。在林满红 1991 年以后的系列论文以及 2006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她认为随着商业价值、自由贸易和不干预政策的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派在 19 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这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思想相似,她统称为“经济自由主义”。林满红将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等视为经世派的代表,并引用盐政、漕政、货币的改革措施,将这些视为学派思想的重要例证。正如本书所述,这些改革包世臣都直接参与其中。林满红将这些“自由主义者”等同于“现实主义者”(相对于“道德主义者”而言),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独立的市场规律是“不为人的意志转移”,国家尝试干涉和违背这些规律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私人占有对经济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他们支持私有产权[她认为类似于约翰·洛克 (John Locke)的观点]以及“私有企业的优越性”。在其后来的《银线》一书中,林满红将“现实主义/道德主义”替换为“适应主义/干预主义”,尽管不能完全消除,但也淡化了与亚当·斯密自由贸易思想的比较。

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学者,即使批评包世臣存在地主阶级偏见,以及对阶级剥削的忽视,也会赞扬他的预见性,以及时常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他不仅很早就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而且对国家的政治、财政和其他方面也非常关心。正如大谷敏夫指出的那样,包世臣最早认识到清朝正处于新兴世界经济体中。其他学者评论他的“反帝国主义”时,认为这与他当时的经济和战略考虑有明显的关系。

尽管他深刻、清楚地意识到了嘉道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但如有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包世臣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通常坚定地认为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数量庞大的人口,可以创造充足的财富。他同样也相信士大夫阶层的能力,相信他们能最终找到创造性的方案,解决国家面临的众多体制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刘广京看来,这正是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体现。

包世臣的思想是如此的新颖和“现代”,他在现实问题方面的“创造性”解决方法给刘广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寄窗则强调他的“适应主义”,坚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冯天瑜,他将包世臣视为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中独特的“过渡”。实际上,根据冯天瑜的观点,包世臣和其他经世思想家都隐约意识到了来自新世界经济体的压力,但他们无法很好地理解这种压力。在方法上,包世臣虽然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但采用了很多新的分析工具,包括他非常沉迷的量化分析,但尚未达到“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标准。无论是实质还是风格,他都属于“前现代”。

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评估这些针对包世臣的结论和特征的真实性。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包世臣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著作和活动,同样他也在军事战略、河工和书法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我的主要目的是对 19 世纪早期进行评估,这是帝制晚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拯救帝制衰落的集体努力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表明包世臣对追求民众“利”的兴趣,以及追求经济安全和国家权力的努力。他参加了晚清的改革,同时参与了另一个不自觉的进程,即如何将大清塑造成中国。


题图为包世臣,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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