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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以赛亚·伯林的一本文集,观念为何及如何改变世界?

曾梦龙2019-06-05 17:53:12

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自由和犹太复国主义,伯林对这些迥然不同的观念的论述都包含在这部精彩的文集中……观念不再仅仅是观念,没有人能像伯林这样,将它们光辉或不那么光辉的历史,都抽丝剥茧地写出来。——尼古拉斯·费恩《星期日独立报》

《观念的力量》

内容简介

《观念的力量》收录伯林此前不曾集结成书的 22 篇文章,从伯林对自身学术道路的梳理,到令他成名的俄国思想家研究,再到令他享誉世界的自由论述,无不以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证明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而可怕的观念也可以给世人带来厄运和灾难。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 20 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 1921 年随父母前往英国。 1928 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 1939 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 1957 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书籍摘录

自由

何谓政治自由?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在希腊人看来,自由的意思是某人能够参与其城市的治理。他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或废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才是有效的。自由意味着某人不是被迫服从别人为他制定的,而非由他制定的法律。这样的民主制度意味着,政治与法律可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离不开,也不想离开这种监管。民主派都认为,任何人都有接受批评或调查的义务;需要的话,他们应该接受法庭的传讯或其他安排,因为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与维护。

现代世界提出一种新观念——本雅明·贡斯当清晰地阐述了这种观点——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宜干涉私人生活。古代世界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谁来统治我?”有人说,应该由君主来治理国家,还有人说,应该由最优秀的人、最富有的人、最勇敢的人、最大多数人、法院或所有人一致表决,来治理国家。在现代世界,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政府的权力应该有多大?”古人认为,生活是一个整体,法律与政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某个方面的生活可以不受政府监管。回顾历史,也许是因为教会曾反对世俗国家干预教会事务,或者国家也曾反对教会干涉国家事务,也许是因为私有企业和工商业发展了,希望摆脱国家的干预,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在现代世界,我们都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有一条界线;无论私人生活的范围多么狭小,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不妨碍别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没有危害社会秩序,因为社会制度以社会秩序为基础。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美国和法国所颁布的各种人权宣言,洛克、伏尔泰、汤姆·潘恩、贡斯当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著作,完整地或部分地表述了这一观念。我们所谓公民自由或文明价值观,主要指这些观念。

人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别人或政府的侵害——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曾完全接受这个假设。我所谓古希腊思想或古典思想,可以推论的形式表述如下:“你认为,个人有权选择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请问:这适用于所有的人吗?如果某人愚昧无知,思想不成熟,没有文化,精神失常,丧失了健康成长的机会,他就不知道如何选择。这个人不可能真的知道他想要什么。如果某些人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人需要什么,并能以某种方式,为别人做一些他们本来也会做的事情(假如他们比现在更聪明,更有知识,更成熟,发育得更好),请问:这些人是在限制别人的自由吗?这是在干涉别人的行为,但其目的是帮助这些人做他们本来会做的事情(假如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或健全的心智),而不是让他们屈服于非理性的动机,行为幼稚可笑,为其人性当中的动物性所左右。难道这也是妨碍自由?父母或老师要求调皮孩子去上学或好好学习,在他们看来,孩子尽管不懂,其实喜欢学习,因为孩子是人,人都喜欢学习;果真如此,那么他们是否限制了孩子的自由呢?当然没有。老师和父母唤醒了其沉睡的或真实的自我,满足了其需求,与此相反,表层自我追逐转瞬即逝的需求,孩子长大成人后,这些需求将自然脱落。”

如果你用教会、政党或国家替换了父母,你就能提出一种理论,现代多数政权皆以此为基础。据说遵守这些制度就是尊重自我,因此这不是奴役,因为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聪明才智,自我约束不算约束,自我控制不算奴役。

这两种观点及其变种之间的斗争,一直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一方认为,不让酒鬼喝酒并非限制其自由;较之酗酒发狂损害健康与心智,不让他喝酒,他会更健康,他更可能做一个好人和好公民,他会更自信,有更大的自由。不懂这个道理,那说明他病了,他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什么。另一方也不否认人们应该阻止危害社会的行为,人们有理由防止病人自我伤害或危害其孩子或别人的健康,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种限制也是一种自由,尽管这种做法有充分的理由。人们应该限制自由,以确保其他方面的利益、安全、和平或健康;人们应该限制今天的自由,以确保明天会有更大的自由;然而限制自由毕竟不是给予自由,无论理由如何充分,强迫就是强迫,而非自由。这些人认为,自由只是诸多价值观念之一,如果它有碍于实现其他重要目标,干扰别人实现这些目标,它就必须让路。

另一方的回答是,这种观点预先假定,人类生活可以分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两部分——它假定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总是想做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因此他们需要保护,免受别人的干扰——然而这种人性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人是一个整体,在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谁也不会做别人可能厌恶或阻止的任何事情。改革者与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倒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高墙,把所有事情摆到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毫无隔阂地生活在一起,果真如此,那么一个人想要的,也正是所有人想要的。不想被人打扰,无需诉诸某种公断——某人的家庭、雇主、政党、政府或全社会——就能做他想做的事情,这些想法是不适应社会的表现。向社会要求自由,其实是向自己要求自由。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变革财产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某些宗教团体试图通过消除批判性思维来解决问题。

一种观点(人们可称之为有机论)认为,所有分割都是错的,人权观念不容践踏的观念仿佛一堵高墙——在不好的社会中,人们可能需要这些高墙把他们隔开,但是在井然有序的正义世界,它就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所有的人汇聚成一条不容分割的大河。第二种观点或自由主义者认为,就人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独立性而言,人权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在这个领域,我不受政府监管)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要想发展,要想走自己的路,就必须有这种独立性;因为多样性不是人类的一种转瞬即逝的状态,而是其本质特征。这些思想家认为,剥夺这些权利,建立一个共同的、具有自我指导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奔向某些共同的理性目标——也就消灭了个人选择的领域,无论这个领域多么狭小,没有它,生活似乎毫无意义。

极权的独裁政体以一种粗糙的、有人认为是扭曲的形式,支持这两种观点的一方,自由的民主政体则倾向于另一方。当然这些观点的变种与结合,以及二者之间的妥协,是可能的。大约文艺复兴以来,这两大思潮互相对峙,并主宰世界。


题图为电影《辩护人》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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