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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移民小孩到自由旅者,一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跨国成长旅行

曾梦龙2019-08-26 17:01:21

这本书谈到一系列界定人性的问题——宗教对社会身份的影响,移民所引起的文化和语言不适,多元文化、多代人家庭中的紧张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露丝·贝哈巧妙地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嵌入个人成长和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之中,扣人心弦。——保罗·斯托勒,美国宾州西彻斯特大学人类学教授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作者露丝•贝哈从一个被迫的旅者——移民小孩,到一个自由旅者,却始终无法摆脱乡愁的成长故事。人至中年,家庭事业双丰收,露丝•贝哈却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名副其实的纽约“客”,她魂牵梦萦着的是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古巴、生活在那里的人和记忆中的往事。

从哈瓦那到纽约,从移民小女孩到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多重身份与语言,赋予作者多种际遇与喟叹。回首行旅五十载,恍然顿悟:离开故乡,才识乡愁。

作者简介

露丝•贝哈(Ruth Behar), 1956 年生于哈瓦那,犹太古巴裔美籍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五岁时与家人从古巴移居美国纽约。著有 Translated Woman: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An Island Called Home: Returning to Jewish Cuba 等。中译本有《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女性书写文化》(合著)。她还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纪录片制作人,编导并制作的纪录片《再见,吾爱》(Adio Kerida)曾在世界各地影展上展映。

书籍摘录

畅游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节选)

我第一次在哈瓦那遇见丹爱达是 1993 年,不知用遇见这个词是不是准确。她只是一个孩子,刚刚 4 岁,还拉着她父亲的手。那时,我和她的父亲琼斯·乐维比较熟悉,她的父亲把她带到帕特罗纳托犹太会堂参加光明节聚会。我们互致问候。在聚会之后,我们去外面聊了一会天。丹爱达紧紧地抱着一只泰迪熊。在那时,整个古巴都买不到泰迪熊,即使在现在也很难买到,也许在岛上任何商店都不可能找到。这只泰迪熊是一个美国犹太访问团送给她的光明节礼物。这个访问团给处在振兴初期的、人数极少的犹太人社区捐赠了医疗设备和礼物。

我们站在犹太会堂门口的时候,看到访问团成员登上了一辆有空调的哈瓦那旅游公司巴士离开。我不止一次乘坐这样的豪华巴士。我知道坐在那样高的汽车里是什么情况,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街道上在热浪中来来往往的行人,或者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的人们。我知道躲开热带的炎热和尘垢的轻松,而且我知道乐维和丹爱达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坐空调车在市里游玩的乐趣。

我看了一眼抱着泰迪熊的丹爱达。她很可爱,头发上扎着粉红的和碧绿的蝴蝶结。我问乐维我是否可以给她拍照,他同意了。她长得不像她父亲。他皮肤苍白,眼睛淡绿,但是她是棕色皮肤棕色眼睛。如果我要追溯我与丹爱达认识的开始,我就得回到那一天。我在取景器里注视着她,她依偎着那只作为慈善之举而来到古巴的泰迪熊。

我独自来到哈瓦那寻找那些留在岛上的犹太人。我们家已经放弃留在岛上。我父母、莫里和我住在离帕特罗纳托犹太会堂只有半个街区的地方。通过老房子的两间卧室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会堂的浅蓝色拱门,具有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主义建筑的鲜明特点。我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站在那块粉红石墙前面,墙上饰有以色列 12 个部落的铜质标志。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小时候这张照片的那一幕重演了。

帕特罗纳托犹太会堂建于古巴 1959 年革命前夕,内设一个图书馆、一个餐厅和一个聚会厅。在那个时代,这里曾被当作生活在岛上的 15000 名犹太人的社区中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犹太人因反犹运动和贫困逃离了欧洲来到古巴,他们在古巴已经兴旺发达。由于害怕失去他们的文化,他们只在犹太人圈内找对象。来自东欧的德系犹太人和来自土耳其的赛法迪犹太人之间的婚配非常少见。极少数胆敢与其他种族通婚的人遭到了排斥。跨越肤色界限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像丹爱达这样肤色的孩子不可能出现在任何犹太会堂。现在,岛上的民族和种族界限都被打破了,人们不再迷恋犹太人如此看重的社会差别。他们建成了犹太会堂,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享受。

起初,犹太人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但是他们的财产和企业很快被国有化了,作为店主和商人,他们的生存遭到了威胁,因此他们的热情消退下去。在当时的体制下,连街头叫卖也是非法的。在许多宗教学校被关闭和国家大力宣扬无神论以后,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犹太身份也处于危险之中。大部分人选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离开古巴。只有少数人选择留下。有些人支持革命。另一些人在与其他种族通婚之后就远离了犹太部落,而且他们也不想被根除。

琼斯·乐维就是留在古巴的人之一。乐维的父亲是赛法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一名商船船员,在苏联生活。返回古巴之后,他不再抱任何幻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玛丽埃尔移民潮中,他想离开古巴,但是被警察逮捕。然后在 80 年代后期,他在齐维特·阿伊姆会堂的宗教仪式中找到了慰藉。这是赛法迪犹太人于 1913 年在岛上建造的第一座犹太会堂。他在哈瓦那湾祈祷,不想再去来来往往的帆船上航行。

和他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乐维带着他们的女儿搬到了哈瓦那的唐人街。他的公寓大厅对面住的是弗洛伦达。他们很快就结婚了,丹爱达是他们的婚生女儿,是非裔古巴人和犹太古巴文化混合的产儿。她在她母亲家长大,与比她大十岁的同母异父姐姐奥姆妮一起生活。但是乐维想把丹爱达培养成犹太人,尽管孩子只有从母亲那里遗传了犹太血统,也就是从他们母亲子宫那里获得犹太血统 。

丹爱达出生于 1989 年,也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她在新世纪初期也就是后乌托邦时代长大成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 20 世纪 90 年代,这是古巴出现物资短缺的时代。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菲德尔·卡斯特罗开放了古巴的旅游业,使在国外的古巴人能够更容易地通过汇款把资金注入古巴的经济。人们不再耻于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堂、新教教堂、犹太会堂以及萨泰里阿寺庙都打开了大门。在国家推行无神论几十年之后,有的古巴人开始炫耀十字架和犹太星,有的在入萨泰里阿教后全身穿白衣服。古巴一允许上帝回来,美国政府就企图通过为想去古巴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执行宗教使命的美国人提供旅行便利条件来鼓励宗教自由。人类学家喜欢说,一旦《国家地理》专题报道一个国家,美国人就可以安全地去这个国家旅游。古巴通过了这次考试。一篇题为“革命中的演变”的封面故事出现在 1999 年的《国家地理》上。这篇文章引发了美国人去古巴旅游的热潮,直到现在这股热潮还没有退去。

这些宗教代表团带来了《圣经》、阿司匹林、医疗设备、奶粉、衣服、计算机以及其他物资,帮助古巴应对经济危机。在数十年的商品限制后,一些无聊的东西,像丹爱达收到的那只泰迪熊,也到达了岛上。

在 1992 年,纽约的美国犹太人联合配给委员会开始提供经济和教育支持,帮助重建古巴的犹太人社区。这种支持后来被称为联合使命,这个行动不但派出教师去古巴教犹太宗教和历史,也派出一些拉比去主持割礼、皈依礼和婚礼。因为出身于不同的混杂种族,而且没有接受过宗教教育,大部分犹太人对他们的犹太传统知之甚少。这次任务的目标是把他们带入犹太国际大家庭。联合使命团一进入古巴,其他一些美国犹太组织也跟进来,热情地帮助挽救其余的一千名犹太人。

想到还有一些犹太人生活在古巴,美国犹太人都感到非常震惊。这个小型犹太人社区立即被赞为犹太人的生存“奇迹”,它是一个亟须拯救的失落的部落。美国犹太人或者参加“活者的行进” 组织的活动,或者独自去波兰参观华沙犹太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些都是死亡和创伤之地,他们的先辈曾丧命于这些地方,因此是深入伤心之地的旅程。但是古巴之旅却伴有令人喜悦的画面,人们可以吸雪茄烟,喝莫希托鸡尾酒,跳萨尔萨舞,享受原始的沙滩。美国犹太人认为波兰是一个把犹太人边缘化的国家,助长了纳粹灭绝犹太人民的气焰。和波兰不同,古巴被看成一座多元文化加勒比海岛,在这里犹太人从来没有受到迫害。美国犹太人也许是以色列的忠实支持者,但是他们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而在古巴,被自杀式炸弹袭击致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随着古巴犹太振兴计划的开始,我看到帕特罗纳托犹太会堂成为许多美国犹太人使团来往美国和古巴的总部。这座会堂使我联想到我在岛上被中断的童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会堂屋顶坍塌下来。鸽子从破碎的窗户里飞进飞出。但是,到了 2000 年,这座会堂被一些慷慨的“犹太古巴”流亡者重新修复。他们在迈阿密发了财,也不想返回古巴,但是他们无法忍受听凭他们年轻时代的会堂变成废墟,于是他们汇了一百多万美元过来,他们的名字也被刻在入口处的一块牌匾上。

不幸的是,古巴最古老的犹太会堂,齐维特·阿伊姆会堂因重建资金从未兑现而被迫关闭。琼斯·乐维自己把《妥拉经》从齐维特·阿伊姆会堂搬到了新一些的赛法迪犹太会堂—赛法迪中心,距离帕特罗纳托犹太会堂有几个街区。在努力从政府那里把房屋要回之后,他就成为赛法迪中心的会长。政府把这座房屋转交给了文化部。会堂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圣堂,圣堂的面积对现在的社区人口来说太大了,乐维就把它用作合唱队的排练场。紧挨办公室的一个通风房间成了健身馆,提供健身和瑜伽培训。乐维收取使用这些房间的租金用于支付会堂的维修。他把以前的妇女会议室改成现在的圣堂。他自学了希伯来语,能娴熟地评说圣经,带领周五晚和周六早晨的礼拜仪式,起初非常费劲,但是后来终于可以轻松应对。

他培养了一群忠实的会众,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少年轻亲人的老年人。

对丹爱达来说,赛法迪中心不但是她的第二个家,而且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有许多美国犹太人出现,还带着礼物。他们送来了门柱圣卷,可以钉在门框上带来好运。他们送来了烛台和彩色的蜡烛,可以在光明节点亮。他们送来了用金链串起来的金色犹太星。他们还送来了光明节“钱”,它是用锡箔纸包裹的小块圆形硬币状巧克力。丹爱达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她在会堂入口到办公室的斜坡那儿滑上滑下,而她的父亲每天在办公室里看书。看到从世界各地送来的东西,一直都是令丹爱达惊喜和快乐的事情。

随着她逐渐长大,丹爱达特别关注教会仪式。仪式由男人带领,他们手里拿着《妥拉经》,一上一下地走过通道,以便人们触摸和亲吻《妥拉经》。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上,丹爱达站在一群老人中间,他们手里捧着来自土耳其的九本《妥拉经》,小女孩棕色的脸蛋在一片白色的脸庞里特别显眼。这就是她成长的过程,在看起来和她一点也不像的犹太人中长大,但是她和他们有共同的历史。


题图为露丝·贝哈(中),来自:um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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