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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如何捍卫人类的自由?

曾梦龙2019-05-24 19:02:26

即便你从未听说过罗斯巴德,也会被他的生平、思想和精神所吸引……这本被忽视的著作再现了二战以后的思想历程,同时讲述了罗斯巴德的贡献。作者亲历了罗斯巴德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思想演变,读者阅读本书时,仿佛置身于当时激动人心的辩论现场。——卢埃林·罗克韦尔

作者简介:

贾斯廷·雷蒙多(Justin Raimondo), 1951 年生,美国作家、记者,自由意志主义研究中心、兰道夫·伯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保守派》特约编辑、反战网(Antiwar.com)编辑部主任。早年研究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 1973 年加入美国自由意志党,与罗斯巴德长期共事,深受其影响。

主要著作有《复兴美国右派:保守主义运动遗失的遗产》《科林·鲍威尔和权力精英》《走进波黑困境:美国干预巴尔干地区事件》《恐怖的秘辛:“9·11”事件与以色列的关联》等。

书籍摘录:

引言

用一句话、一本书概括一个普通人的生平与工作并不容易,即使一部传记相当详尽,也无法完整把握一个稀松平常的人物的复杂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总结写了 28 本书、上千篇论文的罗斯巴德的生平与工作呢?更何况,他的一整套理论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不仅囊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还涉及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包罗万象的社会思想。

人类错综复杂、神秘多样,其个性和动机被层层包裹起来,以至于我们很难看清其实质。这是传记作家所面对的问题。不过,有极少数人终生秉承一种风格,有着内在一致且看似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让他从一开始就迥异于人,而有着清晰的目的感。这种风格是创新头脑的标志,是一切领域的思想家、艺术家、理论家、改革家的标志,他们不是片面地反抗现有秩序,而是同时提出自己对理想秩序的看法。简而言之,他们体现了阿克顿勋爵笔下古典自由主义者富有活力的精神:“展望应然,忽略实然。”

如果要找一句格言概括罗斯巴德的心境,那么阿克顿勋爵这句话便是了。这种年轻的精神是我们理解他的人格和观念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是他的生平和工作的主旋律,蕴藏在他的风格和他的思想方法中,也在他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论文《左与右:自由的前景》结尾处点明了。他大段引用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伟大记者、美国自由主义的良心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话作为结论:

年轻人无休无止地质疑一切老而确定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当他们听到辩护者含糊其词的答复,他们会用自己的血肉和理性精神来检讨这些制度和观念,发现它们是愚蠢的、空洞的、有害的,然后出于本能将它们推翻。


新鲜、纯净的理性探究精神,根据新证据反复检验旧观念、挑战最根本的假设的精神,即是罗斯巴德本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也总能产生有争议的结果。他敢问不可问的问题:国家——有什么用呢?他的回答:毫无用处。

“年轻人就好比酵母,让所有质疑和检验的态度在世界中发酵。”伯恩写道。“发酵”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罗斯巴德对新一代自由运动的影响,多年来这场运动都处在表面之下,几乎是由罗斯巴德独力产生的一种地下热能。“要是年轻人不再找麻烦,”伯恩继续写道,“要是他们对烦冗的诡辩和注释不再厌恶,要是他们不再坚持事物的本然面目,社会就会直接走向腐朽、死亡。”

罗斯巴德的思想奥德赛的历程——从老右派到新左派再回到老右派——正是这种“找麻烦”的活动。用“找麻烦”来形容罗斯巴德的活动再贴切不过了,他不仅找各类国家主义者的麻烦,甚至他最亲密的盟友也未能幸免。撇开这些关系波动中的个人恩怨不谈,罗斯巴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不断根据经验检验自己从逻辑中推演出来的理论,不断磨砺和完善自由的理论,随着局势推移而改变战术。罗斯巴德是那种罕见的人,集理论家与思想企业家于一身。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推崇自由意志主义的加图研究所内部圈子写过一个书籍篇幅的备忘录(所以从未出版),其中讲述了“企业家式的战术灵活性”的重要性,指出了他所说的“思想企业家”的关键角色。“正因为企业家精神归根结底是一门艺术而非生搬硬套就可以学会的科学,所以意识形态战术,即在正确的时机发现正确的路线,也是一种企业家艺术。而在这个领域,有的人会比其他人更为擅长。”罗斯巴德在手稿《走向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变迁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Libertarian Social Change”)中写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洞察到时机把握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这种精神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

罗斯巴德身后的传记作家有丰富的材料可以利用,他不仅就广泛多样的主题写过论著,还留下了大量的通信。要是打算追踪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尤其是政治思想),还有额外的宝库可以动用,也就是《左与右》《自由意志主义论坛》以及《罗斯巴德-罗克韦尔报告》等报刊中罗斯巴德的著述。只要见过他在报纸杂志上的高产程度,就不难确信他曾经多么成功地将思想企业家的原理付诸实践。在各个关键的时刻,在国家权力的思想爪牙难以驾驭群众、体系出现裂缝的时刻,我们总能见到罗斯巴德的分析,看到他在策划如何扩大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保守主义运动日益面临来自“新右派”的攻击(包括其鼓吹者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及前托派理论家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他们无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信条直言不讳),罗斯巴德捍卫了保守主义运动的遗产,这些遗产曾经令像约翰·T.弗林(John T.Flynn)、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和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Colonel Robert McCormick)这些反对罗斯福新政和参战的老右派“孤立主义者”感到无比光荣。罗斯巴德创办《左与右》这份刊登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和分析评论的季刊的时候,正值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无法取胜又道义尽失,也正当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波学生反叛运动席卷全国大学校园。对于年轻人的不满浪潮,他没有主动迎合他们的偏见,而是小心翼翼、绘声绘色地解释了他们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来源于集权化的国家安全机器的暴政,它渗透到了大学,慢慢将大学揽入怀中。早在新左派不复流行以前,罗斯巴德就将目光转向了巩固20世纪60年代的战果,将其转化为一场目标一致、学理独立的运动,而且要有自己的组织和建制。随着冷战结束,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预言(即计划经济必然崩溃)成真,罗斯巴德又作了一个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归他青年时代的老右派。

带着伯恩笔下那种年轻人的不耐烦,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闯劲,罗斯巴德不断挑战常规思维,而不论这属于谁的地盘。他最爱的莫过于将骷髅从最深、最暗的橱柜里揪出,用新的事实和新的看待权力的视角来修正官方版本的历史。他尤为懊恼的是发现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被各种谎言所包裹。战争是国家强制力所崇拜的神明,而反战恰恰是罗斯巴德哲学的核心,一直处在其意识形态-政治议题的首位。作为世界大战修正史观大师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支持者,他为庆祝巴恩斯教授荣休的纪念文集供稿,文中指出“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可以扮演也一直在历史中扮演两种相互排斥的角色:或是独立的真理寻求者,或是宫廷的宠儿”。“御用历史学家”是巴恩斯造的词语,而罗斯巴德将这个概念扩大为“御用文人”,他们粉饰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掠夺、压迫和凶杀行为,“从而换得财富、权力与声望”,即讨好“国家及其同盟的当权派”。

要说有谁是御用文人的对立面,那个人非默里·牛顿·罗斯巴德莫属。他撰写的两卷本权威巨著《经济学思想史》让人不禁要问:他怎能如此博学?毕竟,他只是在一所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工科院校做了 35 年教师。但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并不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和产出丰厚、文笔非凡的作家。不过,他从学术和写作中取得的收入依然让日子有些捉襟见肘。

伯恩还讲到了一点,能让人强烈地回想起罗斯巴德的心理:“我们的长辈,对现状总是十分乐观,对未来十分悲观;年轻人则对现状悲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正是这份希望在撬动进步——也许可以说它是进步的唯一杠杆。”尽管第二种情绪确切地表达了罗斯巴德的看法,但是伯恩指出这种乐观主义“可能覆盖很大的范围”。尽管罗斯巴德显然相信 18 世纪自由主义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但他在《左与右》这篇论文中警告读者,既然人生来具备自由意志,那么,简单地站在真理和正确的一边,或者是等着国家主义危机降临到我们头上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完全揭露国家作为致命的寄生虫的一面,而这就需要有正确的领导——敏锐地把握时机的思想企业家。他在思想上由衷地忠于自由意志主义原则,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项更罕见的品质,也就是罗斯巴德所说的“对正义的热情”。

在为加图研究所领导层写的一份从未出版的战略备忘录中,罗斯巴德直抒胸臆,也发泄了他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不满。在这份备忘录中,罗斯巴德强调将自由的胜利作为目标是重中之重。“这看似不言自明,”他写道,又长叹一声表达了自己愤怒的疑惑,“如果胜利不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还要费力气加入一个目标永远实现不了的运动呢?”此外他还注意到,有的人“更多是把自由意志理想当成是智力游戏”,有的人则被“深刻的悲观主义”所感染,本就认为运动不可能胜利。“只有那些受(对正义的热情)的激发和塑造而形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人,才有可能将自由的胜利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他们意识到国家主义是非正义的,他们渴望尽快消除这种刺眼的非正义。”

正是这种热情鼓舞着罗斯巴德。这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还是一个他深切感受到的个人信条。他的热情也鼓舞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每逢研讨班和会议,这些年轻人就围在他身旁,热切地从罗斯巴德那里吸取源源不断的知识。一位 20 岁、身材瘦长的学生曾有幸在早上 4 点 30 分听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讲解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而有好几次人们都不得不将罗斯巴德从两人热烈的交谈中拽出来。在学术会议和政治大会上,罗斯巴德总是最后一个退场,之后还在酒店、酒吧主持讨论,然后深夜出去寻找尚在营业的馆子,继续讨论到黎明。

年轻人很受罗斯巴德的吸引,罗斯巴德也乐于接待年轻人,慷慨接待的同时他也能保持高质量的文字产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吸引力,首先是因为他非常热情。他不仅对正义有热情,也对谈笑、美食和好时光有热情。他那与众不同、中气十足的笑声极具穿透力,他那么受年轻人欢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就是年轻人中的一员。就如阿克顿勋爵一样,罗斯巴德越老越激进,再加上倔强的中产阶级品味和生活作风,这位老派人物在年轻人中魅力非凡。年轻人最好的品质都能在他那里找到共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无所畏惧,觉得生活有无限可能。罗斯巴德懂得伯恩所兜售的那种“生活的秘密”,也就是——

这美好的青年精神永不褪色。狂乱的青年时代过了,剩下的应该是这美好的沉淀物——一种理智、强大、进取的精神,敢作敢为。它必定是一种灵活而不断生长的精神,善于接纳新观念,又对经验有敏锐的洞察力。人对于世事保持热切而真诚的反应,也就发现了永远年轻的秘诀,而永远年轻即是得救。


罗斯巴德这里引用伯恩的这段话,显然意味着这是他心目中自由意志主义者理想形象。事后来看,罗斯巴德甚至还超越了自己的理想。

罗斯巴德的精神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黯淡,反而燃烧得更为猛烈。在他生命的最后 10 年,苏联这只一直以来将阴影投向美国政坛的巨型怪兽应声而倒,让所有专家大跌眼镜。随后,美国爆发了今天称为“反政府”民粹主义的浪潮,并在 1994 年共和党革命时达到了高潮。这波浪潮导致右派重组,巴克利派的全球干预主义失宠,给了罗斯巴德机会去做(我认为)他一直惦记的事:归根老右派。已过耳顺之年的罗斯巴德与很多支持者决裂,改变了战略路线,转入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罗斯巴德忠于原则,但不囿于教条,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热切地对世事做出反应。

在这个庸人无不在抱怨缺少“榜样”(role models)的时代,这个词本身也显得十分可憎了。但就其本意来说,它还是有价值的。对于茁壮成长的新生代个人主义者来说,罗斯巴德完全算得上是老派意义上的“榜样”。他的生平故事不仅激动人心,也很有教育意义——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最明显的意图。

这里我有必要坦承自己的偏见:我与罗斯巴德以多种形式共事多年,共同参与并致力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我们在 1978 年相识,除了有一个间断期我们几乎没有私人联系,此后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是好友与政治盟友。虽然时常有分歧,但我们合作密切、协调一致,所以我完全算是罗斯巴德主义者,至今仍是如此。不过,就如伯恩笔下典型的年轻人,亦如罗斯巴德的个性,我也厌恶“注释”,所以我也不会对我的主题做注释。以下描述可以展现罗斯巴德的光彩与古怪:乐观,但偶尔绝望;英雄主义,但经常有堂吉诃德的影子。我无意写一部面面俱到的传记,虽然就传主而言,这完全有必要;我的意图既非评价罗斯巴德的思想(这个任务我难以胜任),也非编织他的生平事件,并在那样一部传记的第三卷结尾处归纳出一种模式。相反,我希望在这样一部比人物生平素描更详尽些的书中,捕捉到罗斯巴德的神髓。这不仅包括他的观念,还有他的个性和历史意义。那些不了解这个人及其作品的读者,可以把本书看作是一个门路,用来探索现代思想史中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发展,即罗斯巴德的纯粹自由体系(或范式)。

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他的一生也极为复杂,所以传记写作是一门难以驾驭的艺术。在重构主题和情境的时候,作家面对着过分充裕的材料。在建构叙述的时候,作家必须面对“取舍”这一难题。如果偏爱“取”,只会让传记长篇累牍没有主旨,让读者感到乏味;过分地“舍”,则有为了故事的趣味而牺牲重要事实的危险,故事也就多少会浮于表面。

这种复杂性在罗斯巴德身上格外显著。罗斯巴德有那么多的维度,不可能在一部常规的传记中涵盖所有维度而又不失深度。作家的本职是讲一个故事,但罗斯巴德的传记作家面对的问题是讲哪个故事。

这里有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罗斯巴德的故事。罗斯巴德不仅整理和完善了米塞斯及其学派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学,还努力在美国为米塞斯学派建设滩头堡——这几乎是他独力完成的。

这里有政治哲学家罗斯巴德的故事。虽然有人用正义和繁荣的名义为私有财产辩护,但是罗斯巴德最早发现了私有财产对于人类社会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他证明,不仅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离不开私有财产,而且私有财产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地运用到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国家是最大的掠夺者,本质上是私有财产的主要侵犯者,因此——罗斯巴德总结道——也就是自由的主要敌人。

他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完全依靠坐在扶手椅上空想,而是有扎实的历史研究为基础——这是另一个故事:历史学家罗斯巴德的故事。他的《经济学思想史》自成一体,而那几部讲美国革命起源的书就足以奠定他一流史学家的地位。无论是美联储体系的历史,还是关于胡佛经济干预政策是新政源头的研究,他都能看穿政府喉舌的宣传,无畏地拆穿现代历史观念,即一部为我们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编年史。

但我们还要讲一个故事,即政治和文化观察家罗斯巴德。罗斯巴德是与米塞斯和哈耶克比肩的自由学者,但也介入日常的观念之争。他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到临终前留下了大量政治评论,为我们绘制了 40 年来挑战左右两派传统权威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上升路线图。

他的政治记者和政论家的角色自然而然地结合,引出了另一个重要故事:作为一场意识形态运动的思想源泉的罗斯巴德。从全副武装的老右派到新左派,参与加图研究所和自由意志党,冷战后又重新接近右派——这个历程清楚地反映出罗斯巴德的政治行动模式:战争和集体主义的敌人不论在哪个立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准备斗争,罗斯巴德就站到那一边。罗斯巴德是理想主义者,但不迷信乌托邦。他认为自己所构想的自由完全有可能实现,并且据此而行动,支持当下任何反对国家权力的民众运动。他会随着形势而改变战略视角,但他自始至终都恪守和践行原则。

将所有的故事无缝衔接,为这个人及其思想描绘一幅肖像画是有待罗斯巴德的传记作者完成的任务,即使最有雄心的作者也会感到为难。但有两个因素是让人知难而上的关键所在:自负,以及对主题有莫大的兴趣。就我而言,两个因素都具备。

日后,学者会长期讨论他对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的贡献。罗斯巴德在思想史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把下定论的任务留给他们。由于篇幅有限,我在本书中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倾向,为他的一生作总体回顾。对我而言,他是学者和多产的作家,更是一个鲜活的人。我希望本书兼具启发和说明的作用。

有人徜徉书海,为的就是寻找他还不知道的东西,也许就是有关人类自由的秘密与意义的一点小线索。他很有可能不理解自由为何缺乏,尤其是当每个人都表示热爱自由的时候。如果他遇上了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求索已经告一段落了;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求索又刚刚开始。新一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从罗斯巴德身上收获很多。如果这册不算太厚的书能让更多人了解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那么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题图为罗斯巴德,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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