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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巴黎评论》第四本作家访谈,涵盖帕斯捷尔纳克等 14 位作家

曾梦龙2019-05-21 19:00:11

“我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感觉对同代人负有一笔巨债。写这本书就是试图偿还债务。”

编者简介: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书籍摘录: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节选)

温哲仙/译

无论如何,我发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以自我为中心的指责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他似乎对于周围的世界一清二楚,对身边人些微的情绪变化都关照有加。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善解人意而又健谈的人。他能立刻领会最难以捉摸的念头,与他交谈非常轻松,丝毫都不沉闷。帕斯捷尔纳克问起我父母,虽然他同他们只见过几面,却记得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乃至他们的喜好。对于他所喜欢的我父亲的一些诗歌,他的记忆惊人地准确。他想了解我认识的作家——巴黎的俄国人,以及法国人和美国人。他对美国文学表现出格外的兴趣,虽然他只知道几位重要作家的名字。不久我就发现,让他像我希望的那样谈谈自己,很难。

我们漫步在阳光之下,我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引发了人们何其浓厚的兴趣和狂热的崇拜;即便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英文译本并未完全再现他作品的本来面貌。

“是的,”他说,“我知道大家感兴趣,我格外地开心,并引以为荣。我收到了大量询问我作品的海外邮件。其实,这还真是不轻的负担,因为我得回复所有的信件,但为了保持同境外的联系,这又是不可或缺的。至于《日瓦戈医生》的译者,不要苛责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就像世界各地的译者一样,他们是要再现作品的字面意思,而非作品的格调——当然重要的恰恰是格调。实际上,唯一有趣的翻译是翻译经典作品,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当代作品而言,鲜有翻译的价值,尽管翻译起来也许不费什么力气。你说你是画家,好吧,那么翻译很像临摹。想像一下你在临摹马列维奇的一幅画,是不是很无聊?我在翻译捷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奈兹瓦尔时,就感觉枯燥无味,如同嚼蜡。其实,奈兹瓦尔的作品并不差,只是这部二十年代的作品太过时了。我答应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再加上自己的往来信件,占用了我太多太多的时间。”

——奥尔佳•卡莱尔,一九六○年

《日瓦戈医生》俄文版

《巴黎评论》:寄给您的邮件您能收到吗?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目前所有的邮件我都收到了,寄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认为是这样。邮件好多——我很高兴,尽管太多了,还必须逐一回复,真是有些不堪重负。

你可以想象,有些关于《日瓦戈医生》的信是相当荒谬的。最近法国有位撰写关于《日瓦戈医生》评论的人,向我索要小说的写作计划。我猜想按部就班的法国人难以理解这部作品……这有多蠢,因为这部小说的构思是由附诗勾勒出来的。这也是我把诗歌与小说一并发表的部分原因。它们令小说更丰满,更充实。出于同样的考虑,我运用宗教象征的手法,让这本书读起来温暖而亲切。现在一些批评家沉迷于这些象征符号——其实它们在书中的作用跟屋里的炉子一样,是为了取暖,他们想让我公开表态,然后爬进炉子里去。

《巴黎评论》:您读过埃德蒙•威尔逊评论《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吗?

帕斯捷尔纳克:是的,我看过了,感谢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不过你要知道这本小说不能按照神学原则来评判。我对世界的认知从未放弃。生活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作家要做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我厌恶不顾一切的固执己见。周围的生活在不断变化,我相信人们应该因此尽量改变自己的成见——至少每十年改变一次。像伟大的英雄一样献身于自己的成见不是我的特点——这是缺乏谦恭的表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因为他的傲慢无法顺应滋生于他体内或周遭的新生事物。

《巴黎评论》:日瓦戈怎么样?一九五七年您曾对我父母说,日瓦戈是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您仍然这样认为吗?

帕斯捷尔纳克:我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感觉对同代人负有一笔巨债。写这本书就是试图偿还债务。在我缓慢创作的过程中,那种负债感一直在压迫着我。经过那么多年仅仅从事抒情诗创作或者翻译之后,我觉得我有责任记述我们的时代,记述那些虽已远去却仍与我们如此贴近的岁月。岁月不待人,时间是紧迫的。我想记录下过去,在《日瓦戈医生》中弘扬那些岁月中俄国人的美好和敏感的民族特质。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祖辈也无法复生,但我预见到,在繁花似锦的未来,他们的价值将会复苏。我试图描述它们。我不清楚《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完全成功,不过,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觉得同我早期的诗作相比,还是小说更有价值,它比我年轻时的作品更加丰富,也更有人情味。

《巴黎评论》:二十年代的同代人中,您认为谁最具有生命力?

帕斯捷尔纳克:你知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想法,在我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我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我的感受。我对他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不感兴趣,只有他最后一首未完成的诗“放开喉咙歌唱”除外。那个时期的诗歌形式松散,思想贫瘠,跌宕突兀,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但是也有例外。我喜欢叶赛宁所有的作品,他对俄国大地气息的捕捉恰到好处。我最推崇的是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她就注定是个遗世独立的诗人。在那个虚情假意的年代,她畅抒胸臆,写出了富有人性的文学经典。她是个有着男人气魄的女人。从日常生活的斗争中,她汲取了力量。她不懈努力,将诗歌臻于清澈明晰的完美境界。她是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的诗人,虽然我一贯赞赏阿赫玛托娃的简约和抒情。茨维塔耶娃的离世是我平生最大的伤痛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来自:维基百科

《巴黎评论》:那么您对那些年颇有影响的安德列•别雷作何感想呢?

帕斯捷尔纳克:别雷过于封闭,过于狭隘。他的创作可与室内乐相比,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假如他真正地体验过生活,也许会写出重大的作品,他具备这种才能。可是他从不接触现实生活。也许像别雷这样英年早逝的作家,命中注定要去追求新的形式,新的体裁?我始终无法理解关于这种新式语言的梦想,以及对一种完全原始的表达形式的追求。因为这个梦想的缘故,二十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成了新文体的实验,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艺术家渴望一吐胸中块垒时,才会做出最不寻常的发现。然后急切间他会使用旧式语言,旧式语言的变化是从自身内部发生的。即使在那些年中,人们也为别雷感到些许遗憾,因为他太脱离生活实际了,而生活本可以帮助他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巴黎评论》:您对如今的年轻诗人有何评价呢?

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似乎已经成为俄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此我印象极为深刻。年轻诗人的诗集印数达到两万册,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实际上诗歌在俄国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充满生气。仅限于一小批知识分子。今天的诗歌往往平淡无奇。它就像壁纸的图案,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并没有实际存在的理由。当然,一些年轻人也显示出卓越的才华——譬如叶甫图申科。

《巴黎评论》:您是否认为,俄罗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大成就是诗歌而不是散文呢?

帕斯捷尔纳克:我不再那样认为了。我认为散文是今天的传播媒介——譬如福克纳的散文,构思精巧,内容丰富。今天的作品必须再现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是我在我的新剧本中试图要做到的。我说试图,是因为日常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对于任何成名作家而言都必然如此,但我尚未做好进入这个角色的准备。我不喜欢被剥夺了隐私和安宁的生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工作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照亮了其他的一切。如今我却必须为之奋斗了。对于学者、编辑、读者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不能置之不理,再加上翻译工作,耗尽了我的时间……你应该告诉海外关心我的人,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严重问题是——时间太不够用了。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十四期,一九六○年夏/秋季号)


题图为电影《日瓦戈医生》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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