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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尤尔根·哈贝马斯探讨欧洲一体化问题,我们要哪一个欧洲?

曾梦龙2019-05-15 18:49:43

“我们要哪一个欧洲,这个问题仅在宪法的维度中是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因为国家(和国际法)的传统概念对此难以把握。”

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曾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书籍摘录:

第六章  建立一种欧洲认同有必要和可能吗?(节选)

欧洲各国政府未能在大会上就草拟的宪法达成一致,欧洲统一进程陷入了僵局。由此可见,各民族和各成员国之间互不信任,欧洲的公民并没有政治归属感,各成员国也不愿开展共同的计划。下文中,我想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这样一种欧洲认同是否有必要(I);其次,与此相应的国民团结的民族扩展是否可能(II)。

I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统一进程中,似乎经常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整合进程还算有所进展。由此,功能主义者觉得他们的假定得到了证实,即政治上需要建立统一的经济和货币区域,这样才能产生有效的强制力量。如果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些强制,那么其他社会领域也会从自身产生出一个日益紧密的超越国界的网络。决定模式的“路径依赖”的论证还得出了另一个相似的结论,这种模式日益限制了未来替代方案的空间。根据这种解读,政治精英甚至感到违背了自身意志,进入了一个有利整合的进程。鉴于一些非预期的结果,他们不得不接受那种过去已被接受,而且不断被固化的决策模式。

一个自发的、实现“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统一进程,不仅解释了那种得过且过的政策,还减轻了行动者的责任——他们接受了这一看法,并且回避了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解释,精英们坚持那种内部平衡的政府间决策模式,而并不需要考虑公民的规范性整合。但是,只有这种整合才能产生出超越国家边界的共同目标。系统整合与精英对路径依赖式决策的混为一谈,似乎使得一种共同的欧洲认同成为多余。只要一种对价值和规范的社会整合从根本上讲仍是必需的,它就会像一种意外产物一样自行出现。

我想指出的是,为何这种社会科学假设已经穷尽其解释力(1),以及为何今天这一统一进程会因为缺少欧洲认同而陷入僵局(2)。

(1)这些今天必须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它不是通过一种整合的功能性力量就能解决的,而这种整合是间接地由共同的市场和逐步积累的决策结果来推进的。如今三个问题纠缠在一起:(a)[欧盟]东扩的当下挑战;(b)已经完成的经济整合的政治结果,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而言;以及(c)变化了的世界政治格局。

(a)欧盟东扩涉及 10 个国家,这意味着复杂性的增加,这对于现存的政治操控的结构和程序而言是无法承受的。 如果不能对宪法草案进行相应的调整,欧盟政府的能力甚至不能确保较弱的协调水准。除了有争议的投票权重之外,在多数决定中引入更多政治领域也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放弃一致通过的原则,政府间那种在国际条约的各方之间已司空见惯的协商作风,必须向协商决策机制的程序让步,我们在国内已熟知这种程序。但是,这将极大地提高合法化的成本。只有当少数派对多数派存在信任关系,他们才会接受被多数票压倒的情况。只有通过共同成员的意识觉悟,才会产生一方没有让另外一方吃亏的感觉。

至今为止,欧洲的经济统一还不是零和游戏。从中期来看,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利。所以,欧洲人民除了挪威、瑞典等少数例外,都接受了精英们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但如果这些政策不能均等分配成本和收益,这种由“输出”来衡量的合法化将会让人无法接受。民众需要事先就参与讨论,而不是事后接受惩罚。在欧盟东扩之后,这一场景将经常出现,因为为了弥补和缩小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鸿沟,主动的政治干预将成为必需。与相对较小的欧盟财政预算相比,围绕稀缺资源的分配冲突将会加剧,比如净投入和净收益国家、核心与边缘、南欧传统的接受援助国家和东欧新增的接受援助国家、大小成员国之间的冲突。

(b)主动和有效的再分配政策绝对不仅是东扩的结果。东扩将再次加剧现有的经济发展鸿沟(例如在瑞典和葡萄牙之间),即便是在欧盟内部 15 个国家之间也需要进行协调,这在一条“消极整合”(弗里茨·夏普夫 语)的争议之路上已经无法回避了。只要事关平等的市场自由的体制化,各国政府就有必要废除对竞争的限制,换言之就是要忽略。相反,如果事关那些继续保留在国家管理中的政治领域,各国政府就要有所作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和货币区域的结果是产生出对和谐化(Harmonisierung)的需求——自里斯本欧盟峰会以来,各国政府已经用非正式协商来处理这种需求了。 这些公开协调的行动计划和方法(同辈互评、基准分析和政策学习),不仅涉及像劳动市场、经济发展那样的政治领域,还涉及像移民、司法和刑法那样的国家政策的核心领域。克劳斯·奥菲甚至提到了“社会政策的逐步欧洲化”。国家政策越来越多的联系,尤其是在欧元区内部,要求用民主的方式来扩展狭隘合法化的基础。合法化要从结果转向共同参与塑造政治的议程,即便这些议程的关涉有所不同,所有成员国的公民也应同等参与。如果不能意识到自己归属于超越了国家边界的同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种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c)第三种挑战来自外部。在两极化的世界秩序终结之后,欧洲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其全球角色,尤其要重新定义其与美国的关系。对欧洲共同安全和国防政策的适度尝试,或许可以澄清今天统一进程在哪里陷入了僵局。如果没有一个全欧洲的民主意见和意愿构成[机制],在象征和有效整合的领域中就不会出现共同的、由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起承担的政策。上述意见和意愿构成[机制]虽然是在各个国家中发生的,但它们也要受到其他国家话语的检视。

(2)对立宪进程的倡议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新的宪法应当加深整合,增强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并减少一再受到诟病的“民主赤字” (Demokratiedefizit)。如果各国政府想对其迄今以来的政治风格进行并非毫无风险而且无论如何都颇为耗时的转型,甚而越过公民公决参与到立宪进程中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将宪法本身作为建构欧洲认同的工具加以利用,在这样一个计划中,这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因为关于新宪法的辩论在议事日程中提出了“统一进程”中无法解决的、具有排斥性的“终极目标”(Finalität)问题,这个关于整个计划的目的(Telos)的棘手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欧盟政治结构的问题:我们要哪一个欧洲?其次是地理认同的问题:欧盟最终的边界在哪里?但宪法草案并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们要哪一个欧洲,这个问题仅在宪法的维度中是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因为国家(和国际法)的传统概念对此难以把握。一种也许只能满足为共同市场和共同货币提供政治框架的松散国家邦联模式,已经被来自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的超国家体制的紧密网络所超越。另一方面,欧盟与一种以封建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多民族国家(Nationalitätenstaat)的想法还相距甚远,后者能够协调其成员国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宪法草案虽然含蓄地承认民族国家是条约的主体——民族国家保留了退出的可能;但是,条约的成员国“以公民和国家的名义”起草了一部“宪法”。其第一条第一款以所罗门王式的语句开场:“秉承公民们和欧洲各国家的意志,为塑造其共同的未来,欧盟制定了这部宪法……”成员国大会将这一草案命名为“关于一部欧洲宪法的条约”,并以此摆脱了概念上的对立——宪法专家们至今都是用这种对立来决定主权问题的。纯粹从法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通过欧洲法优先于国家法的做法得以确定。虽然这不利于民族国家,但在政治上这些事务并非那么简单。

另一方面,边界问题本来可以在宪法中有所规定。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它尚无定论。对此似乎存在某种默契,即欧盟可以向东方和其他巴尔干国家扩展。所有进一步的关系应当通过协约来加以规定。事实上,边界问题因此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变得尖锐起来。土耳其自凯末尔以来一直自认为是现代欧洲的一部分。根据哥本哈根的有关决议和一般的加入[欧盟的]方式,这一问题还有待解决。

可以确定的是,在终极目标的问题上,立宪进程总会有一个时间点,那些潜在牵连的遗留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紧迫,虽然还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政治结构和未来欧盟边界的问题可能在成员国大会加以讨论,但是这种关起门来的精英商谈在布鲁塞尔之外并没有找到共鸣,而且它也没有澄清根本的立场——真正的动机隐藏在欢迎欧盟和怀疑欧盟阵营无言对立的背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出于担心在欧洲议题上失误犯错,也没有人谈论它。欧盟的创始成员国更多是对整合论持有好感(除了贝卢斯科尼),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以及东欧即将加入[欧盟]的国家则因为都对高昂的民族独立性感到骄傲,因此更多是想维持[各国]政府间的分治。

整合论者和分而治之论者之间的争执,会在欧盟专家轮的日常工作中得到解决,但不会成为关于目标和原则的争论并进入宽泛的政治公共领域。在欧盟及其成员国权责分配的问题上,还有在议会、内阁和[欧盟]委员会权责分配的问题上,似乎有两个动机在背后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是关于民族国家的当代意义在历史中的观念;另一个是经济—政治的秩序观念,尤其是关于政治和市场关系的观念。

那些按照既往外交概念来思考的人,会将民族国家视为主要的、在国际上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组织。虽然欧盟按照经济统治的机构和网络来看,俨然是一个重要的单位,但是它不能也不应允许有自己的政治使命。以此看来,在欧盟机构中表达出来的政治意志主要是对内的。相反,谁要是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9·11事件”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视为一种挑战,想来发展“超越民族国家进行治理”的模式,就会更多地将欧盟视为全球性参与者的战略角色。这显然需要加强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行动能力。

对国际事件的相反认知经常和福利国家危机的相应解释联系在一起。西欧诸国面对这样的任务,会让自己珍视的保障体系来适应改变了的人口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边界条件。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改造福利国家,但是需要改革的原因并非总是来自内部。这不仅涉及本国内部造成的问题——这些问题还在国家政策的范围内。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各国政府是否必须适应那些改变了的边界条件,或者它们是否愿意通过世界经济治理机构,有可能的话,与美国竞争,从而对经济全球化发生影响。奉行干预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只有凭借一个具有国际行动能力的欧盟,才能落实“欧洲的社会模型”。

这些情况的两极化将会通过外交和军事行动强制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经验,在日益不稳定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加剧。现今(估计下一届还是如此)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单极世界为导向,按照这种政策,单凭一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就可以抵御原教旨主义(还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带来的风险,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欧洲各国要做出决定,是否在“志愿同盟”的框架中作为盟友来依赖华盛顿,或者他们更愿意强化一个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欧洲,以此在相对自主的条件下谋求“重建西方” 。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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