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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廖伟棠:写作如何成为我的职业,我在今时今日如何看待它 | 书房

文化

写作者廖伟棠:写作如何成为我的职业,我在今时今日如何看待它 | 书房

张熠如2019-05-14 15:24:28

在当下,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责任就是继续发声,不要沉默。如果连发声都做不到,那你起码要坚持一种,“不说”。

廖伟棠被香港媒体称为“001 号诗人”。

1997 年,香港新移民政策出台,港人内地所生子女获准赴港。在得到批准的申请者中,廖伟棠是 001 号,其弟弟、妹妹分别是 002 号和 003 号。

当时的廖伟棠已经 22 岁,在珠海一家电视台工作。从七八岁申请赴港算起,廖伟棠已经排队了十余年。在这期间,有着香港父亲和内地母亲的廖伟棠都生活在广东,很难同父亲相聚。因为间隔时间太久,收到批准通知时,廖伟棠已经忘记自己曾申请排队。

对于廖伟棠来说,1997 年是一个转折点。在珠海时的稳定生活被打破,移居香港后的现实因素纷沓而至。面对家里的经济压力,本来打算在香港短住的廖伟棠辞去珠海的工作,留在了香港,而外界对他“香港作家”身份的解读,也都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

初到香港时,廖伟棠在当地一家书店做店长,但很快他便辞职,尝试给香港的报纸投稿。1998 年起,他开始在《明报》和《信报》上发表书评和艺术评论,给香港几家报纸的文艺版面轮流写稿。再后来,他开始发表诗、小说和散文,做翻译和摄影师。

廖伟棠把自己早期的多重身份视为“被逼无奈”:“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必须要做这么多东西才能生存。”

17 岁起,为了经济独立,还在广东的廖伟棠开始给杂志投稿,参加文学比赛,来到香港后,他陆续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时报文学奖和联合报文学奖。依靠纸刊稿费,他没有再回去上班,成为职业写作者。他四处旅行,用文字和影像来记录自己的迁徙。

如今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在纸媒剧烈萎缩的当下,廖伟棠的名字转而频繁出现在了新媒体平台。他为许多内地的新媒体撰稿,写评论和专栏。他每天看一部电影,每周读两本书,之后写下的许多评论,会由内地新媒体发表。

新媒体时代的廖伟棠也因社交媒体而被注意。在微博上,廖伟棠观点尖锐,数次引起争议。廖伟棠曾说,香港作家的身份好像是个原罪,一谈论什么,马上就会有人说你是香港人。他因此很少再写时评,写了更多相对安全的书评、影评和乐评。

但即便如今,公共知识分子在普通人认知里“已经成为笑话一样的存在”,他依然认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每个人的责任,也依然在微博上继续发声。“在港台相对而言发言的自由度大一些。”廖伟棠曾说,“既然享受自由,就更应该为自由付出多一些的东西,能做多少做多少,直到做不了为止。”

廖伟棠把自己定义为没有故乡的人。香港不是他的家,也没有任何地方是他的家。移居香港前,他已经在出生地新兴、少年时代的珠海和求学地广州三城居住,2001 年,他又前往北京,在北京停留了五年。他频繁地在中国和欧美旅行,并不断遇到同类。“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属于迁徙的一代。”他在游记集《衣锦夜行》中写道,“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中国对城乡流动的限制放宽、大学逐渐扩招,年轻人借着升学、工作的名义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流动,而对于其中我等‘波希米亚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借口。”

廖伟棠把自己称为“文化流浪汉”。他曾写道,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他不愿意被称为香港作家,更希望自己被视作用汉语写作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文学、香港草根文化和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参与,多少让他对香港的认同不断增多。

2018 年,廖伟棠离开香港,赴台湾一所高校任驻校作家,开始在台湾旅居。

7 月 31 日,离开香港前夕,廖伟棠写下《賦別之一:失明症漫遊》,兰桂坊、天后、九龙塘、荃湾这些香港地名,都在诗中重现。从 1997 年成为 001 号来港者算起,已经过去近二十一年。

七年前,廖伟棠有了儿子,两年前,廖伟棠有了女儿。他时常谈论孩子,平日的时间,也往往会被孩子占据。他早早起床,准备早饭,送孩子上学。傍晚,他接回孩子,等到孩子入睡后,工作到深夜。

二十几岁时,廖伟棠背着电吉他赴港,在巴黎过着“穷一点的海明威过的生活”。如今他几乎不再离开家。留给摄影的时间锐减,写评论的比重因此上升。他也开始在家录制线上课程,讲中国和海外的诗歌。

以下是《好奇心日报》对廖伟棠的采访内容。

廖伟棠摄影作品

如果连发声都做不到,那你起码要坚持“不说” 

Q: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影响了写作?

大概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当时读了鲁迅的《野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一本日本散文诗选,叫《黄金幻想》。原来,头脑好像一直被蒙蔽了。这三本书让我开始反思中国人的周遭环境,以及长期以来洗脑一样的灌输。

具体影响我创作的,一个是 1989 年,一个是 1997 年。1997 年,我移居到香港。原来在珠海时,过着一种相对象牙塔的生活,只是单纯的阅读和写作。但在香港,你无可避免地会接触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城市。这对写作有很大改变。都市文化和底层生活都进入视野,诗里就多了很多现实主义的因素。

Q:1997 年刚到香港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刚到香港时,本来有机会到香港的电视台,延续我原来在珠海时的工作。但有次逛书店时,突然觉得没必要再去电视台工作。我本身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传播媒介。

当时正好看到书店在招人,就去应聘了。书店老板娘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一个京剧票友。她问我喜不喜欢看书,我说我不但喜欢看书,而且已经写了一本书。她看了我的书,立刻就录用我做店长了。

我还记得她问我,你对这个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就想知道工作人员买书能打多少折。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折扣,我觉得挺好。去书店工作,有一半的原因就是为了看书和便宜买书。

Q:后来如何成为了职业创作者?

我在书店就工作了一两年,一年多后就辞职了。当时我觉得,我可以试着以一个撰稿人的方式来生活。本来工资也不高,靠稿费也能够赚到同样的钱,那何必再每天去上班。

1998 年,我开始尝试给香港几家大报纸投稿,主要是《明报》和《信报》。主要是写书评,还有艺术评论。这两家报纸,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发你的东西,所以我就轮流写。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当时,香港的文艺版面还是相当多的。

到了 1999 年,我写了很多小说。小说稿费比较多,当时发表的地方也比较多。那时我每个月靠稿费就能赚来大概一万港币左右。对于一个单身的、20 出头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够了。我也没有更多别的消费。大概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了专业写作。

Q:你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拍照、画画、做翻译。对你来说,这样不同的身份有何不同,又如何相互影响?

其实一开始,这些不同的身份是被逼无奈。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你必须要做这么多东西才能生存。后来觉得也挺好的。这像是把自己的脑子分成很多块,板块之间会互相碰撞。

而且这样的话,写诗时就也没有后顾之忧。写诗基本是没有稿费可言的。写评论给我赚取了生活的费用,另一方面,我觉得写评论对诗人非常重要。你可以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去整理自己的阅读和生活体验。

Q:你曾说过苏珊·桑塔格“是一个标杆一样的人”。你认为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有些被污名化了,成为了笑话一样的存在。现在我们都不敢自称公共知识分子了,或者说,我们不敢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必需。但我认为,每一个写作者,甚至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好都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你的公民责任。

在当下,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责任就是继续发声,不要沉默。如果连发声都做不到,那你起码要坚持一种,“不说”。不说谎,不说谄媚的话,不粉饰太平。能够做到这点,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Q:在很多媒体上,都可以看到你的文章。如今媒体剧烈萎缩,你在哪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辨别自己的读者群体?

读者群体这点,我真的都没有怎么多想。我一直写我自己想写的评论,写我自己有感而发的东西。这家媒体觉得不适合,我就发给另一家媒体。每天我几乎都会写一两千字。每看一本书、每看一部电影,我也都会或多或少写一些评论,拿去发表。基本都还能有发表的空间,所以我也从来不去忧虑这个。

关键在于,你得把你的文字写好。说得通俗一点,你交出来的活是好的,自然就会有所谓的市场。

Q:数十年来,你的写作有什么变化?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写了将近三十年的诗了。如果让我选择,在我所有从事的东西中,我可以抛弃一切,但绝对不会抛弃写诗。这就像我的一个天职,我也有责任把诗写好。诗歌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我必须要回馈。我读了很多好诗,也必须要写出很多好诗。

而写作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受里尔克这类诗人的影响,进行冥想性的写作,转变为更多的现实主义写作。十多年前,我就写过很多批判现实的诗。

现在慢慢沉下来思考,就会觉得,写诗和作为人类个体的我,是互相作用的。写作时,不一定是我在塑造诗,而是诗在塑造我。我通过写诗来探寻灵魂,看看它能够通向哪里。这时你就会觉得,诗歌的成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它像是把自己扔到闪电之中,或者是回旋着的巨浪里。它让你去碰撞,也考验着你自己,看你能不能从中穿越。对我来说,这是写作的最大意义。

Q:跟以往相比,现在的写作者是否面对着更多的困难或者干扰?

我觉得最大的干扰就是手机。我手机的桌面上写着,别看我,看书。这是我手写的几个字。

但这真的很难做到。你的心思会不断转向那里,人与人也被网络硬性绑在一起了。你必须去关心别人。对于小说家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它其实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些都能砍掉一半,我们能看很多书,写很多东西。

我觉得人生那么短暂,能够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要非常的珍惜 

Q:你写了很多和旅行有关的诗歌与文章,也曾说过,自己起码用了 20 年的时间到处行走。有哪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经历?旅行如何影响创作?

旅行的经历,大多数都写到了游记《衣锦夜行》里。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有几次旅行。一个是第一次去巴黎,在巴黎度过了一个冬天。后来我专门出了一本书,叫《巴黎无题剧照》。一个是在意大利居住的半年。另外,我曾三次去西藏,尤其去了藏南一带。去西藏是为了探寻仓央嘉措诗歌里意象的来源,这对重新翻译仓央嘉措有很大帮助。这些经历后来结集成了一本书,叫《寻找仓央嘉措》。

我通常都是带着书去旅行。我不是冒险家,也不追求雄壮的美景。我希望在旅行中接触到另一种文明。旅行其实也是对另一种文明的探索,它在现实的脚步上进行,又同时在文本上、在纸上进行。我在哪里都可以写作,但最喜欢的就是在交通工具上写作,尤其是火车和飞机。好像一飞离这个大地,就会有灵感。当然,平时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我随时随地打开电脑都能够写东西。

Q:可以聊聊在巴黎居住的那段时间吗?

我是 2004 年冬天去的巴黎,2005 年春天就离开了。一开始,我租了一个留学生的阁楼。他回国了,就把他的小阁楼租给了我。后来,我又住在一个好朋友的公寓里。三个留学法国的女生,一起合租在这间公寓,我就跟她们住在一起。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波西米亚。那段日子就蛮像 100 年前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穷一点的海明威过的生活。

在巴黎时,每天一大早就出去闲逛,中午吃一根法棍,喝一瓶牛奶,然后就去逛画廊、博物馆,尤其会去逛墓园。法国墓园的文学气息很浓。你可以找一个你很喜欢的人的墓地。他可能是个作家,可能是个艺术家。你可以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进行一种旁人不能知的交流。你们的交流可能会以诗的形式留存,也可能不需要以文字的形式留存。这就像是跨时空的神交。

Q:在所有居住、旅行过的城市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书店?在香港有常去的书店吗?

我现在已经不住在香港了,未来的两年,我想我都会生活在台湾。目前我在台湾的一所艺术类大学当驻校作家,教导写作方面的课程。在香港和台湾时,我最常去的地方其实就是书店。香港我最常去的是库布里克书店,台湾是唐山书店和旧香居书店。旧香居是一个旧书店。

每去一个地方,首先就是去书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去希腊的圣托里尼岛时,看到两个英国人在岛上开的一家小小书店。里面的诗非常多,过半都是诗和文学作品,两个店主对诗也如数家珍。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好像,你去了一个天涯海角的地方,却发现那里有一个你的故乡。

Q:你曾提到,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过一种更稳定的生活。

七年前有了儿子,两年前有了女儿。有了孩子后,生活被迫变得很稳定,你必须顺应孩子的时间来生活,也不能离开家太久。有时我出去走一走,或者去参加一些朋友们的活动,离开的时间一般都不会超过四五天,真的就是两三天就回来了。

两个孩子不舍得我,我也不舍得他们。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共处的时光只属于我和他们。我觉得人生那么短暂,能够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要非常珍惜。

Q:现在会如何安排一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钟就起床,给小孩准备早餐,八点送他们上学。回来后喝个咖啡,然后就开始读书写作。下午四点钟,接小的回家,六点钟去接大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完全是围着他们转,跟他们玩、跟他们看书、跟他们一起做功课,伺候他们各种事情。直到十点他们都睡了,我才能又开始自己的工作。十点以后,我会看书或者看个电影,开始写东西,做一些录音课程。我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左右,每天的睡眠时间也就五到六个小时。

现在还算年轻,四十出头,可以坚持得了。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来说,这样的运转其实都蛮高负荷,但我有时也就是苦中作乐,觉得这是对自己的锻炼。

Q:在你的诗歌里,经常出现一些乐队和音乐人的名字,比如Tom Waits、Joy Division 和地下丝绒。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影响非常大。刚开始写作时,我自己也弹吉他、组乐队,那时音乐主要是影响写作节奏。我早期的诗里,都有鲜明的音乐节奏,和摇滚的叛逆。但后来,听的音乐从摇滚转向爵士和民谣,那时就会从音乐里感受到自由。爵士的自由和即兴,民谣的坦荡和从容,对中期的写作影响很大。

从爵士乐里还学到了更复杂的写作结构。相对于摇滚,爵士乐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写作结构,它可以像 Bebop 一样,围绕几个分部、几段旋律展开,不断进行变奏,不同的乐器,也像是作品里不同的声音。这是爵士乐比摇滚和民谣都更繁复的地方,也是对写作技巧的启示。

Q:最近常听的音乐有哪些?

写作时喜欢听爵士乐。就像刚才说的,爵士乐能让思绪保持在流动的状态。过去一年里反复听的是森田童子的音乐,她是日本的民谣歌手。去年春天她去世时,我写了诗和文章纪念她。她的音乐很凄厉,带着 70 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烙印。森田童子的声音非常孤寂,出离于世间。所以听她的歌时,常有对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的悼念感,同时又有对虚无的认证。

Q:除了音乐人,你的诗歌里也有许多作家的名字,比如莫迪亚诺、塞林格和里尔克。有哪些对你比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

阅读对写作的影响极大,我的阅读量也很庞杂。你举到的那几位,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莫迪亚诺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小说家。对我来说,他的小说已经不只是文学上的意义。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还没有到大师级的水平,但他的小说还是让我非常迷恋。我总觉得,自己记忆中的某些东西在被他挖掘。赛林格也有这种意味。不只觉得他是文学大师,同时也觉得他是一个朋友。

诗人的话,埃兹拉·庞德,里尔克。现在还活着的诗人中,美国的加里·斯奈德。这些都是对我很重要的诗人和作家。

Q:那最近在看哪些书?

最近刚刚读完了法国图像小说家弗雷德·帕雅克的三卷巨著,《本雅明和他的时代》。非常棒。他自己画的画,配上自己写的文字。文字是介乎于散文、传记和评论之间的一种文体,很典型的法国现代文体。最难得的是那种疼痛感。那是一个现代人面对过去 100 年欧洲的变迁、世界文明的变迁和自己成长经历的疼痛,写得极其好。

Q:你曾写过,你都不知道你遭遇的什么东西会成为你的营养,但是你可以做的是打开自己,永远保持开放性。你写漫画,写《星球大战》,也翻译过漫画。对流行文化的关注,让不少年轻读者在你的文章中找到共鸣。流行文化如何影响你的创作?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漫画,还自己画过好几个漫画作品。甚至,为了读原版漫画,我还自学过日语。后来我看的漫画越来越杂。除了日本漫画,还会看很多实验性的欧美漫画,包括我现在翻译的《这里》。这一本也是很前卫的漫画。

我是比较关注漫画、摇滚乐这样的流行文化。在流行文化作品里,我都是在寻找它们不流行的因素。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平行宇宙。

Q:今年还有什么计划?

今年打算完成一首跟台湾有关的长诗,还要趁我现在在台湾,再走一走台湾,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偏僻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翻译的计划,打算在今年内把科恩的遗作诗集译出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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