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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位英国诗人亲历西班牙内战,记录了这场战争的黑色荒诞

曾梦龙2019-05-13 18:23:24

洛瑞·李至今仍是最受人喜爱和尊敬的 20 世纪英国作家之一,而《战争的一瞬间》也被认定是一部经典著作。……那时而愁容满面、总体上污秽不堪、时而又鼓舞人心的人类情感,本就是战争的黑暗悲剧。——简·莫里斯,英国知名记者、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

作者简介: 

洛瑞·李(1914——1997),英国著名作家、诗人、编剧,被誉为“英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荣获大英帝国勋章、大西洋奖、作家协会游历奖、威廉·福伊尔诗歌奖、W.H.史密斯父子奖等,众多作品被公认为英语世界备受喜爱的旅行书籍。其回忆录代表作《萝西与苹果酒》(1959)、《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1969)、《战争的一瞬间》(1991)合称为“自传三部曲”,成为长销不衰的经典作品。

另著有四卷诗集:《太阳是我的纪念碑》《蜡烛生光》《掌中诗》《我层层衣装的男人》,其他作品包括《献冬日以玫瑰》《我无法停留太久》《两个女人》等。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回归与欢迎(节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从法国境内出发,穿越比利牛斯山,在雪中走了整整两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十二月;这不过是我在那时做的诸多蠢事之一罢了。但第二天晚上,在边境线附近,在一个牧羊人的带领下,我翻过了最后一个山头,终于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小农庄。

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农庄看起来好像层层叠叠岩石中的一块。我敲了敲门,没等多久,一个拿着步枪的年轻人开了门。他举起一盏灯照亮我的脸,仔细打量着我,我看到他戴着共和军 袖标。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我说道。

“请进。”他回答。

我回到了西班牙 ,等待我的是一场横跨整个冬天的战争。

年轻人把步枪背到了肩上,示意我进屋来。穿过昏暗的通道是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屋子里,一对老夫妇,另一个拿着枪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十一岁左右、面容憔悴的小姑娘站在那里。他们就像拍全家福那样挤作一团,对我露出呆滞的微笑。

他们让我进屋时,四周一片静默——这些人突然见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年轻人,没穿外套,膝盖以下被雪浸湿,背包里露出一把小提琴弓。“哎!”突然,老妇人招手让我去炉火边,在那儿,高高堆起的松果正泛着熊熊火光。

我蹲在炉火旁,在呛人的烟雾中暖和起来,用力感受着这“到达”的时刻。穿越边境的巨大岩石时,我曾第一次有了类似的感觉。那时,大气压力与声音、气味的变化,令人仿佛感到有一扇大门在身后合上,将我离开的那个国家彻底关在门外;与此同时,随着比利牛斯山南麓不断延伸,伴着新鲜空气的涌入,一扇全新的大门豁然而开,满目是与之前不同的伤痕累累和西班牙的辽阔土地。我的身后是高卢烟和酱料的气息,喷香的肉和丰饶的农田;而在我的面前,我只记得那如鬼魅般的情景——破布和柴烟散发的难闻气味,干鱼的咸味,酸坏的葡萄酒和恶心的感觉,石头和荆棘,老马和腐烂的皮革。

“你要吃什么吗?”老妇人问道。

“别发火。”她丈夫说。

他清理了桌子的一角,老妇人递给我一把勺子和一个盘子。另一边,小女孩正在擦一把枪,她皱着眉,伸着舌头,好像是在完成作业。冒烟的松果堆上吊着一口老旧的黑锅,老妇人从锅里舀了一些汤给我。汤很烫,但味道寡淡,这锅野兔的骨头汤可能已经煮沸十次了,变成了水一般的神秘液体。吃饭的时候,我的衣服不断冒出热气,身体打着冷战,不过也渐渐暖和起来。与此同时,两个男孩跪在门口,正抱着他们的步枪观察我。所有人都在看我,除了擦枪的女孩——她正专注在更要紧的事上。不过从外表看,我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威胁——除了我那神秘的背包。但即便如此,最初充满怀疑的沉默氛围也结束了,轻松欢快的低语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

“你是什么人?”

“我是英国人。”

“啊,是的,他是英国人。”

他们礼貌而庄重地互相点头表示赞同。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翻山过来的。”

“没错,他翻过了那座山⋯⋯靠步行。”

在我喝汤时,他们全都在桌旁围着我,一边揪眼皮一边眨眼,欣然点头并且重复着我说的一切,就好像在迁就一个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

“他是来加入我们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而这又引发了他们的一阵动静,连那个女孩都仰起憔悴的脸庞,傻笑起来。但我也很高兴,在暴风雪中的峰峦间徘徊两天之后,竟能够如此轻松地到达这里。我现在同朋友们待在一起了。身后是洋溢着和平气息的法国。而眼前厨房里的这群人却正遭受着受到了战争的盘剥——男人们抽的是山毛榉叶做的烟;汤被熬到水一样寡淡;在我们周围,手榴弹像一串洋葱一样挂在墙上;火枪和子弹带堆在角落;敞开的橙色箱子里,银色子弹像鱼一样密密地排在一起。这个时期,战争尚只发生在当地的范围内,所以步入这里就好像踏进了另一个别的房间。而这正是我故地重游所要探访的。不过此时,我已被困意淹没,听着模糊成一片的低语声,感受着脚下属于西班牙的岩石。男人们的眼睛眯得更紧了些,注视着我这位不速之客和正被火烤干的笨重行李。这时,老妇人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肘领我上楼,其中一个男孩紧跟在后面。我被带到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刷过白粉的石头裸露了出来,屋里有一张很大的铁床,上面盖着厚厚的羊皮。我精疲力尽地躺下,老妇人在地上放了一盏煤油灯,把冰凉的手放在我额头上,然后对我生硬地道了声“晚安”。房间里没有门,只在墙上有一个豁口,那个男孩舒展身体,疲倦地横躺在那儿。他的下巴靠在枪筒上,大大的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快要沉入梦乡之时,我才想起我所有的行李都落在楼下了,但此刻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对全副武装的兄弟叫醒,他们已经穿好兔皮斗篷准备出门了。他们递给我一桶雪让我洗漱,然后小心翼翼地领着我走下台阶,让我坐在凳子上,老妇人则给我倒了一些咖啡。小女孩的头发已经梳得光亮,她正在往弹药带里填装弹药。在我喝咖啡的时候——尝起来就像生锈的纽扣味——她一直盯着我看,容光焕发的脸上透出一丝狡黠。

“他翻山过来的。”小姑娘活泼地说,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男孩们咯咯地笑起来,老头咳嗽了一声。

他们拿来了我的行李,帮我甩在肩头背好,告诉我马和马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他们特意从镇上派来了车。他们不想让你继续逗留在这儿了⋯⋯毕竟你是大老远跑来加入我们的。”

两个男孩半推着我走上小路,其他人跟在后面,然后停下来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朝他们青紫的手指哈气。老妇人和小女孩头上围着鲜艳的披巾,老头却不知为何戴了一个高顶礼帽。

等在路边的马车看起来好像做工粗糙的施肥车,车夫脸上挂着空洞而焦虑的神情。“走吧,走吧,走吧。”他哀怨地不停小声抱怨着,嫌恶地瞥了我几眼。

男孩们帮我坐到车后面,并跟着我爬了上来。

“就是他了,那个英国人。”他们用一种滑稽的语调生硬地说。

车夫不屑地哼了一声,展开了鞭子。

“马和马车,”其中一个男孩说着,轻推了我一下,“我们得救救你的腿,你一路翻山越岭,腿一定累坏了。如果我们不保护你的腿,我们还要你做什么呢?你也就对我们没什么用了,对吧?“

我开始对这种轻佻的调侃感到些许无聊,只好沉默地坐着,打着寒颤。男孩们紧挨着我在两边坐下,像哨兵一样举着枪,随时准备射击。每隔一会儿他们就用枪指指我,欢快地互相点头,好像处于一种神经质的兴奋状态。“出发!”车夫吼道,不耐烦地抖动缰绳。老头和他的妻子庄重地举手示意,告诉我要听从上帝的安排。小女孩朝马扔了一块石头——或许是朝着我扔的,但石头打到了马,惊得它猛然一动。于是我们开始缓慢地移动,顺着陡峭的山路嘎吱嘎吱地向下走,现在,兄弟俩一人一边抓着我的胳膊肘。比利牛斯山高耸在我们身后,山体雪白而坚硬,山峰被升起的太阳染成红色。男孩们对着这样的景色不禁点了点头,咧嘴一笑,然后又突然推搡起我来,露出栗色的牙齿。

在这个冰冷的冬日清晨,我们打着滑溜过玻璃般闪亮的岩石,摇摇晃晃地沿着山谷前进,途中经过一些被雪覆盖的村庄,俱都空空荡荡,悄无声息。这样令人遍体生寒的寂静绝非自然的状态,因为自然状态下的安静总会被山羊铃铛或鸟叫声打破,而这种寂静却像是一场光临此地的瘟疫带来的万物瘫痪状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多个场合都意识到了这点——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战争带来的、使人昏沉和麻木的感受。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一座同样被岩石阴影遮蔽的小镇,它伫立在山坡上。一个驼背的妇人缓慢地走过来,背着很大一担柴禾。一只猫飞快地蹿进墙上的洞里。我发现兄弟俩突然变得紧张不安,上身挺得像柱子一样直,抿紧嘴唇坐在我旁边。两个穿着卡其布雨披的民兵从门口出来,快步沿街走到我们前面。这时甚至连车夫都打起了精神,煞有介事地打量着周遭,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将要发生。两个民兵领我们走上广场,走向破旧的市政厅大楼,上面挂着共和军的旗帜。兄弟俩冲台阶上坐着的几个卫兵喊了几句,其中一个起身进了大楼。我想,是时候来一个恰当的欢迎仪式了。我下了马车,兄弟俩跟在后面。这时,四个带着刺刀的卫兵走了出来。

“我们把间谍给你带来了。”兄弟俩说着把我推向前。卫兵们紧紧围住我,给我戴上了手铐。

他们把我在一个地窖里关了两天。头一天他们给了我一种汤,但第二天就把我忘了——等待与遗忘正是战争中的另一个部分。地窖里阴冷潮湿,墙上结了一层冰,好像蛛网纹路的蕾丝。但幸运的是,我已经被之前那间小屋的卧室锻炼得坚强了许多,在那里,洗脸盆里的水在冬天会冻成冰块。这个小房间古怪而狭窄,形状像棺材一样,墙四周甚至还有铁环,就好像要从里面把房间拎起来似的。天花板上只挂着一个昏暗的黄色灯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我只能睡在坚硬的地板上。

我躺在那里,浑身打着哆嗦,也没有人来看我,就这样迎来了第三天。我懒洋洋地猜测着现在还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我不请自来地来到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却并未受到同志般的热情欢迎,有的只是怀疑和沉默。事后,我惊讶于当时的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现得多么平静,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又是多么顺理成章。

佩雷斯上尉也是我预料之外的一位,他是第三天傍晚来找我的。伴着钥匙转动的轻微声响,他打开了地窖的门。他并非那种长着络腮胡的传统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位衣着考究的苗条男子,身穿优雅的束腰制服,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他脚上的马靴擦得锃亮,把他的腿衬得好像涂了一层巧克力般富有光泽。他在门口朝我微笑,递给我一个装着咖啡的锡杯。

“你休息好了吗?”他用轻柔的嗓音问道。

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弓着背坐在地板上,看着他拿来两把椅子面对面放好。

“请坐。”他温和地说,“或者我该说,起立,坐下。”说着他略显做作地笑了一下。

这位军官看上去双眼困乏、做派慵懒,但一在我对面坐下就立刻变得无礼而冷淡。我是怎样到西班牙的?又是从哪里出发,因为什么?在我告诉他来龙去脉后,他遗憾地摇摇头。

“不,先生!你不可能是翻过比利牛斯山而来的。你不可能带着这些‘马戏团道具’翻山过来。书、相机⋯⋯竟然还有一把小提琴,上帝啊。”他把一只纤细而温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这位年轻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不是翻山过来的,绝不是。你是走海路过来的,是船或者潜水艇把你送上岸的。你是从不来梅 出发的,对不对?你别惊讶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我们甚至连你是来干什么的都知道。”

他苍白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摇着头完全不理会我的否认和解释,然后又捏了捏我的膝盖。

“但是同志⋯⋯”我说。

“佩雷斯上尉。”他纠正道。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看我的护照。”

“我们有好多呢,亲爱的孩子。全都是假的。我们甚至还发现一间办公室,租一天二十块。”他严肃地看着我,“是那把小提琴出卖了你,还有你的德国口音。要知道,你谁也骗不了。”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拍了拍手。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我之前见过的那四个卫兵闯进地窖,房间里立刻被挤得满满当当,几乎不留任何缝隙。他们以一种“友好”的方式紧紧围住我,尽量让刺刀避开其他人的眼睛。

“跟着他们走。”军官说道,“他们会照顾你的。”然后他退回走道,让出了空间。我们经过他身边时,他打响指示意向我们告别——光芒四射、油光可鉴又一尘不染,他是我在那场战争中见过的最后一个这样的人。


题图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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