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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归来后,如何试图重归文坛主流?

曾梦龙2019-05-09 19:00:16

“本书的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作者简介: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资深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著有《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反叛的种子,1821—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受难的年代,1850—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自由的苏醒,1860—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非凡的年代,1865—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先知的衣钵,1871—1881》等。

书籍摘录:

前言

本书是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专著的第三卷,这部专著现在计划写成五卷。最初我只打算写四卷,但是,在本书有点令人意外地写出来之后,我不得不将其扩充为五卷。本书涵盖的这一段时间(1860—1865)原来构成第二卷的最后几章,因此,第二卷不仅要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的岁月,而且要包括他的归来及其文学生涯的重新开始。然而,在我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和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В.С.涅恰耶娃撰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两份杂志的两卷专著——以及佛朗哥·文图里的经典著作《革命的根源》中关于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的活动的丰富多彩的全景描写对这五年进行了更加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我意识到,它们需要更为全面的论述。

实际上,本书的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像我一样,评论家们当然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以便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的那几部重要小说。不过,与他重操旧业再次成为一名专心写作的小说家并且自甘孤独地生活在国外的六十年代后期相比,在六十年代初期,作为两份重要杂志的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直接地处于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我还希望说明的是,同样是在这几年,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从流放西伯利亚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了实质性的结论。在他的有生之年,尽管所强调的时有不同,但是,这些结论基本上始终保持不变。他后来所谓信仰的“重生”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用了一些时间;实际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以便循序渐进(甚至稍微有所不及)地叙述这方面的发展过程。详细审视这一过程将有助于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得出了他那些结论;同时还可以破除仍然普遍存在的看法: 他出狱以后盲目地打算支持一个最邪恶的反动专制政权。

这一本第三卷还把我带回最初的起点。我当初开始认真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地下室手记》有关,正是在努力透彻地理解了这部作品——这一努力的成果被我写进本书中——之后形成了我对陀氏著作的整体看法。因为我相信,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不仅给予他外部的激励,而且渗透了他的创作过程,其程度比一般认为的要深入得多;因此,如果对他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缺乏扎实可靠的认知的话,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反应当然受到其个性和经历的影响;但是,只有当这些反应与俄国历史的动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生之年所产生的重大道德问题形成创造性的互动关系时,它们才有了艺术意义,尤其是在一八六一年以后。

为了理解这种互动关系,必须审视研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俄国的社会文化动荡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想象力的多种途径。这种途径包括作为一名参与者而不只是一名旁观者或是一名不带倾向的评论员亲身经历这种动荡;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一名参与者,也是一名观察者,他经常在社会动荡的重要时刻身临其境。即使当时不在现场,他也要用心灵去感受各种事件波涛汹涌的发展过程,他坚信,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事件的后果(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未来的命运最终也将取决于这些事件的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本人还会出面干预,只要认为他的斡旋可能有助于缓和混乱的局面使其不致带来灾难,他甚至不惜承担使自己受到怀疑并且危害自身利益的风险。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被解放农奴之后社会不满的狂风暴雨在“浑浊的海”(皮谢姆斯基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里所掀起的汹涌波涛包围了,我不知道有哪一本书充分地公正描述了这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填补这一空白非常重要,即使这意味着给我这部系列专著额外增加原本不在计划中的一卷。

第一章  引言

在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文学生涯,几乎没有哪一位伟大的作家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经历了如此突如其来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命运变化。与拜伦——十九世纪初期拜伦的诗歌对于俄国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样,在一八四五年的某一天早晨醒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自己成了名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天凌晨两点钟,他的朋友、青年诗人涅克拉索夫把他叫醒告诉他,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В.Г.别林斯基阅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穷人》的原稿,然后把他捧上了天。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双重人格》发表后,这种短暂的荣耀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消失。

《双重人格》现在被公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杰作之一,它精彩地描述了一种陷入疯狂的精神分裂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他在这里第一次开始隐约看到“在我笔下非常重要的那一类地下人”。我们必须谨慎地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的含义;他在写作《双重人格》时几乎不可能意识到体现在地下人这一类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产生于本卷所描述的后来那个阶段的俄国文化。确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他在《双重人格》中创造的戈利亚德金这个人物为他提供了一种心理模式,后来他将不断地反复使用这种模式。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专注于一种僵化不变的官僚制度所导致的不幸的道德心理后果,这种制度要求自命不凡的下级官僚安分守己。“胸有大志”的戈利亚德金先生拒绝接受这种要求无异于对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范的反抗;结果,这种不寻常的反抗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精神痛苦。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戈利亚德金心理崩溃过程自行其是的描写和“人格幽灵”——这一幽灵本身的状况仍模棱两可(他确实存在,或者只是一种幻觉?)——的出现造成阐释的困难,致使其主题的社会含意变得模糊不清了: 别林斯基尖刻地评论道,这种人物应当送进疯人院而不应写进文学艺术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声誉从此一落千丈,他在四十年代余下的时间所写的作品也没能恢复他的声望。最后,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上;不过,这部重要的作品刚开始发表他就在一八四九年作为政治谋反者被逮捕,因此一直没有完成。

与失去文学声誉相比,遭遇牢狱之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造成了更加彻底的突变。他首先被单独监禁了将近一年,接着又经受了假处决的折磨,随后马上被解送西伯利亚的苦役营服四年苦役。服刑期满后等待他的是在俄国军队服役的可怕前景,服役期限难以确定。事实上,从他被拘捕的那一刻起,十年之后他才得以返回圣彼得堡重新开始为文学奋斗。他声称,他要再次成为得到公认的俄国一流作家。时过境迁,现在这变得非常困难。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六〇年回到了圣彼得堡,他这时的外表与离开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实际上,他的沉着、自信和身体活力看上去似乎有增无减。但是,他内心的经历导致了他的某种转变,这种转变的重大后果只是在他不久即以飞快的速度写出的作品——写作的同时他还编辑出版一份“厚厚的”月刊,在两年时间里,他把它办成了俄国最重要的期刊之一——中清晰可见。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说这种内心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但是,几乎从他坐牢流放的生涯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它的萌芽。例如,被捕仅仅一个月后,他让哥哥米哈伊尔放心,他并没有消沉;而且这时他已知道,人类具有非常强大的人格力量,可以创造条件在最恶劣的逆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在这些话语中听到一种新的认识: 人格的力量是一种自发的力量——这种认识最终将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观的决定性改变。


题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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