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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夏多布里昂到雨果,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都是什么样?

曾梦龙2019-05-09 19:00:33

“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作者简介:

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现已荣退。维诺克专攻法兰西共和国历史和知识分子研究,曾在法国第二大日报《世界报》中担任记者,著作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屡次斩获大奖,《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获美第奇奖,《自由的声音》获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法国与犹太人》获蒙田奖,《斯塔尔夫人》获龚古尔传记奖。此外,他还创办了法国知名报刊《历史》,至今也仍常就时事发表言论,是法国知识界中不容忽视的声音。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 1793 年 11 月 8 日面对断头台发出的呼喊,直至今日仍在回响。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别的出路。波拿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在 1789 年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他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日后将宣告其失败的维也纳会议足以表明,欧洲的君主们把这位“篡位者”归到了哪一边。但是,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内使大革命永存,他同样践踏了大革命:自由不再被列入纲领。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1815 年的法国,已被波拿巴主义压制了 15 年,并业已听任欧洲列强支配,却仍然存有一种希望,因为自由派在法国仍然幸存。这一没有首领、没有政治局、没有常委会的运动若有似无,但又无法根除。它的组成人员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但有时亦可能成为专职政治家。这些人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骚客均在此相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他们之间有时不无喧闹的混战,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19 世纪的自由史可以用不同方式、多种情节来构思,借用保罗·韦纳的表述“与小说一样,历史得挑选、简化、组织……”,这本书选定的历史是由文人、作家(écrivains)与写作者(écrivant)——后两者依据罗兰·巴特的区别——为了自由,与当局和其他为反动权威或乌托邦主义权威效劳的文人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一种文学史:本书的内容与政治相关,这亦说明某种选择始终会有争议。其他人可能会更重视维尼或奈瓦尔,我们则更关注投身于政治的贡斯当或左拉。因而,文学上的等级丝毫不会左右我们的叙述:如果说贝朗瑞的作品是“死后声名大跌”(朱利安·格拉克语)的经典之作,比缪塞得到了更好的对待,那得归功于他对舆论的影响力,而不是写作才能。

反正这些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大多数是那些被称为“大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潮流的考验。不过,他们究竟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政治观点视之,这些人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 18 世纪哲人与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 18 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 18 世纪的论断亦可应用于 20 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 19 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承担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下述人士或多或少成功践行了同一原则: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博纳尔、库里埃、巴尔扎克、拉马丁、贝朗瑞、勃朗、比歇、卡贝、雨果、基内、托克维尔、拉默内、拉科代尔、米什莱、圣勃夫、梅里美、勒南、蒲鲁东、勒鲁、巴师夏、欧仁·苏、普雷沃-帕拉多尔、罗什福尔、瓦莱斯,等等。他们昭示信仰,进行宣传,参加宴会运动,彰显其在选票箱面前裁决的尊严,占据议席,质询与加入政府,藐视大众:推动他们更为努力的不是抱负(就此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失意而非得意),而是一种内在的声音、服务的意愿,以及拟态的(mimétique)引导、领导与指导愿望。

妇女当时仍无法期望得到选举权。她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更加令人惊讶,或许远甚于 20 世纪。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乔治·桑、弗洛拉·特里斯坦、玛丽·达古尔(达尼埃尔·斯特恩)、让尼·埃里库尔、波利娜·罗兰、路易丝·米歇尔、塞维里娜,等等,诸多妇女无视法律约束、社会谴责及讽刺或其挚友要她们谨慎行事的忠告,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政治斗争。当然,利害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将自由主义者斯塔尔夫人——启蒙运动和内克男爵的女儿,与积极的女革命家路易丝·米歇尔这位巴黎公社社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分开来。但是,这种女性的出场依然在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中时时可见。

这些男人、女人、作家、哲学家、政论作者或讽刺歌谣作者曾三次直奔广场,参与事件并试图对事件施加影响。由此,划分情节的三大交叉口依次是“百日”(1815)、“二月革命”(1848)和“凶年”(1870—1871)。 19 世纪的这三大政治危机也是非同寻常的集体时刻。作家、文人、艺术家在这期间,在议会讲坛或市政厅这些巴黎长久的革命圣殿的窗台上起了积极和中心的作用。通过始终从政治叙事角度出发,我们业已在我们看来最有意义的环节展现他们。这也向那些对我们做法感到惊讶的人说明了,何以未让巴尔扎克在发表《幻灭》或《高老头》时登台,而是让他在创办没什么名气的《巴黎评论》时出场——该杂志直接显示了他的正统主义倾向。

我们希望能让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仅仅写一部他们的思想史。而且,结合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爱情、庸俗的抱负、虚荣、弱点,等等,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可以理解。窃以为讲述上面的一切并不会贬低他们,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心思不定、优柔寡断的生活态度与严谨的思想、大气的文笔形成鲜明反差的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的大变身呢?或者又该如何理解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呢?这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出于对克洛蒂尔德·德·沃神秘的爱,最终发明了一种狂热的宗教。

1922 年,莱昂·都德——阿尔方斯·都德的儿子、夏尔·莫拉斯的战友、“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大师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借用昂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说过但后者不予认同的一句话,即“愚蠢的 19 世纪”作为标题。他的抨击被莫拉斯纳入已被付诸实践的反革命思想的基本方针。数目不下于 22 条的起诉要点使 19 世纪不堪重负,此外还有同样多他意欲表明的老生常谈和已被接受的观念。某些法国右派,即始终准备充满激情地反对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人,为这些指责喝彩。他们认为,由于与天主教和君主制传统、古典文化、秩序和良知一刀两断,这一“愚蠢的世纪”(而且对于反犹主义分子来说还是个“犹太人的世纪”)已经使法国陷入衰颓。所有的论证均旨在重复马蒂格的老师反复唠叨的事情,即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反复谈论的事情:必不可少的复辟(“在 10 年内,也许是在 5 年内,法国要么实行君主制,要么完蛋……”)。

如今, 19 世纪成了其他指控的枪靶,同时被讥笑为“郝麦先生的世纪”(进步主义的蠢事)以及(迷信的招魂术使用的)“灵桌的世纪”。一个死板的、夸张的、蒲鲁东式的、“黄道的-社会主义的”(菲利普·缪莱语)、沙文主义、幼稚、“唉!雨果的”(安德烈·纪德语)……世纪。人们时下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经掩盖了集体期待的制度、启蒙思想家的遗产、救世主降临说的乌托邦、美妙之城的允诺、必要的出逃路线和历史感。确实, 19 世纪充斥着上述一切。然而,对人类本性并不抱有夸大幻想的本书作者却无意掩饰自己对书中涉及的男男女女的敬佩,他们坚信以自由原则为基石的个人与集体终会到来。从夏多布里昂、贡斯当的抨击性文章到举行起义的里昂丝绸工人的口号“要么劳动而生,要么战斗而死”,从里昂丝绸工人的歌声到根西岛流放者雨果的《惩罚集》,从雨果到瓦莱斯(两人均逝世于 1885 年),当思想似乎不再与历史亦步亦趋之际,那对自由的热爱便具有与日常生硬言辞——此种言辞是为了使日常事务运转流畅——不同的声音。

这并非一部依照某人提议来感化人,主角们作为和平天使将圣火代代相传的史诗。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被剥夺的遗产。


题图为电影《法国大革命》(1989)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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