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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为了生存,我们讲述”,她为纪念逝去的女儿写就此书

曾梦龙2019-05-05 19:16:46

读来令人心碎。这是对失去的热切追索,跟死亡与时间的悲伤斡旋。——《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琼·狄迪恩,美国女作家、记者。生于 1934 年, 20 世纪 60 年代步入文坛。她在小说、杂文及剧本写作上都卓有建树,在美国当代文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5 年,琼•狄迪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2007 年,她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为对美国国家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颁发的年度奖章。 2013 年,美国政府授予琼·狄迪恩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她的写作风格惯用独特的角度审视人生,以简约细腻的笔法刻画人物,她叙述故事时从不巨细靡遗,扭捏作态,而是干净利落、突出关键细节、断裂文句,在字里行间留出一片片空白,留给读者遐想的空间,回味的余地。

主要作品有《蓝夜》《向伯利恒跋涉》《奇想之年》等。

译者简介:

何雨珈,自由译者,求学北外与港大,囿于书籍、缝纫机与炉灶之间,自诩“野生生活艺术家”。译有《看不见的美国》《伯纳黛特,你要去哪》《鱼翅与花椒》《当呼吸化为空气》《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权力之路》《不抓狂人生指南》《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丹麦女孩》《纸牌屋》等三十余部作品。

书籍摘录:

1

在一定的纬度上,夏至前后有几个星期的时日,黄昏变得漫长,带着幽蓝的色彩。我曾经长居亚热带的加州,在书里也会经常提到,那里的白天结束得迅捷干脆,落日喷出火焰,瞬间吞没天光,从未有过蓝夜。但我在现居地纽约是能一睹蓝夜景象的。四月底五月初,就能注意到它的到来。正值季节更替,倒不一定是升温(事实上完全不会升温),然而夏天好像突然就这么临近了,有可能了,甚至像个必然实现的承诺。无论是从窗前走过,还是步行去中央公园,你都会不由自主沉浸在一片幽蓝之中:整个天光就是蓝色的,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这蓝色不断加深,越是深幽,越是渐渐褪去,却越是浓烈。最后呈现的颜色,大概像晴朗天气里沙特尔 的那种蓝玻璃,或者往核反应堆里丢一根燃烧棒引发的切伦科夫辐射反应 。法国人所谓“蓝色时光(l'heure bleue)”,英国人眼中的“暮光时分(the gloaming)”。“暮光”这个词,正如“微光、闪光、光辉、魅光”这些词联系在一起,只是轻轻说出来,就勾勒出屋门掩闭,花园薄暮,青草沿岸的河流在阴影中奔流而去的景象。这种蓝夜时光接近尾声时(会有结束的时候,的确有),你会感到切实的寒意与对疾病的恐惧,惊觉蓝夜将尽,天光无多,夏日已去。这本书就叫“蓝夜”,因为刚动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思考着身体的疾病、承诺的终结、天光的缩短、褪却的必然性、光亮的消逝。蓝夜,与光亮消逝恰恰相反,却又拉响光亮消逝的警笛。

2(节选)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今天该是她的结婚纪念日。

七年前的今天,我们从花店的盒子里取出花环,甩了甩上面的水珠,摆放到阿姆斯特丹大道上圣约翰教堂门外的草坪上。白孔雀优雅开屏。管风琴奏响礼乐。她把白色千金子藤和秀发编在一起,粗粗的发辫垂在背后。她盖上薄薄的头纱,千金子藤松了,掉下来。透过头纱,还能看到她肩膀下面的鸡蛋花文身。“开始吧,”她悄声道。穿白裙戴花环的小女孩们蹦蹦跳跳地跟在她后面,经过走廊,走上高高的圣坛。证言誓言全部说毕,小女孩们又跟着她走出教堂大门,走过孔雀们(有两只五彩斑斓的蓝绿色孔雀和一只白孔雀)身边,来到教堂的接待厅。那里有黄瓜和西洋菜三明治、派雅得 的桃红色蛋糕以及粉色的香槟。

都是她自己选的。

是有情感寄托的选择,都是她记得的东西。

我也记得。

她说婚礼上想要黄瓜和西洋菜三明治,我想起她十六岁生日的午饭,我们在游泳池周围支起桌子,她把一盘盘黄瓜和西洋菜三明治摆在桌上。她说婚礼上不想要花束,想要花环,我想起她三五岁的时候,在哈特福德 的布拉德利机场下了飞机,还戴着昨晚离开檀香山 时别人送的花环。那天早上康涅狄格的气温是零下六摄氏度,她没穿外套(我们是从洛杉矶启程去的檀香山,那时她就没穿外套。先前也没计划要来哈特福德),却没觉得有什么。她跟我说,有了花环的小孩儿,还穿什么外套啊。

有情感寄托的选择。

婚礼当天,她实现了所有情感寄托,只除了一样:她想让小女孩们赤脚走在教堂里(那是关于马里布的回忆,她在马里布总是打着赤脚的,脚板上沾着红木甲板上的碎屑,甲板碎屑、海滩上的焦油、被楼梯之间的钉子刺破了涂的碘酒)。但小女孩们都为当花童买了新鞋,她们想穿。

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夫妇诚邀您出席——

女儿金塔纳·露与杰拉尔德·布莱恩·迈克尔先生的婚礼

时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两点

千金子藤。


这也是一个情感寄托吗?

她还记得千金子藤的事?

所以她才想要,所以她才把这个编进发辫?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我们住在布伦特伍德公园的一栋房子里,那是非常传统的房子(两层,标准的中央门厅,百叶窗,每间卧室都配了一个小起居室),对我们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很奇怪的选择。(我们买下那栋房子时,她提起来时总是说,“他们在布伦特伍德的郊区房”。十二岁的她是在撇清关系,表明这不是她的选择,不是她的喜好。就像那个年纪所有的孩子一样,在和父母拉开想象中需要的距离。)房子露台的门上有正在攀爬的千金子藤。我去花园的时候,就对着那些蜡色的花儿画一画。门外还有一丛丛薰衣草和薄荷,乱蓬蓬的薄荷。龙头滴下水来,把它们养得蓬勃茂盛。她即将上七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搬进了那栋房子,那时她在荷尔贝山的学校还叫西湖女校。一切恍若昨日。她即将从巴纳德学院毕业那年,我们搬走了。也是恍如昨日。那时候千金子藤与薄荷都死了,因为买房的人一再要求我们把房子整个罩起来,打硫酰氟和氯化苦的杀虫剂进去,把白蚁都除掉。这个人出价的时候,显然是想尽快敲定这笔买卖,就通过中介传话说,他想买这房子,因为可以想象女儿在花园里结婚的情景。几个星期之后,他就要求我们打杀虫剂,杀死了千金子藤,杀死了薄荷,也杀死了那株粉玉兰。曾经,那个十二岁的孩子,辛辛苦苦地把这棵树移植到咱们这个“布伦特伍德的郊区房”。在打杀虫剂之前,她总是能从二楼起居室的窗户看到这花树。白蚁,我很确定,还会回来的;粉玉兰,我也很确定,回不来了。

我们做了这笔交易,搬到纽约。

我之前其实在纽约住过。从我二十一岁刚刚从伯克利英语系毕业,开始在《服饰与美容》杂志工作(这个人生过渡实在有着深深的不合理性,康泰纳仕 人事部的人问我能熟练使用哪些语言,我唯一想到的只有“中古英语”),一直到二十九岁新婚。

一九八八年,我再回纽约,一直住到现在。

那我到底为什么要说自己曾经长居加州呢?

到底是为什么,把加州的驾驶证换成纽约签发的驾驶证时,我会如此强烈地感觉自己背叛了什么呢?实际上那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直接的交接吗?生日快到了,驾照要更新,在哪里更新有什么区别吗?就算驾照上还留着十五岁半时加州分配给你的那个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那驾照上不是一直还有个错误,一个你知道的错误吗?那驾照上不是说你身高 1.57 米吗?而你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身高(巅峰身高,有史以来最高的身高,在你因为年龄增长而变矮 1.27 厘米之前)顶多比 1.56 米高出 8 毫米吗?

一本驾照而已,我干吗这么小题大做?

有什么意义吗?

难道放弃加州签发的驾照,就意味着我永远也不可能拥有 1.57 米的身高了?

我希望自己有那么高吗?

又或者,驾照只不过又是一个“明显缺乏充分诱发事件”的例子?

我把“明显缺乏充分诱发事件”放在引号里,因为这不是我写的。

卡尔·门林格尔 在《生之挣扎》中写了这句话,来描述有些人面对一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甚至完全可以预测的事情,却会有反应过激的倾向。门林格尔医生告诉我们,这种倾向是大多数自杀行为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举了一个女孩因为头发剪得太短而抑郁自杀的例子,还提到因为旁人劝他别再玩高尔夫就自杀的男子,因为金丝雀死了而自杀的孩子,因为错过两班火车而自杀的女子。

请注意:不是一班火车,而是两班。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想想,要遇到什么样的特殊状况,才能让这名女子全然放弃?

“在这些例子中,”门宁格尔医生说,“头发、高尔夫球和金丝雀都具有一种被夸大了的价值,因而一旦失去它们或甚至只是可能失去它们,强烈的情感依恋就会产生致命的反冲力。”

是啊,这显而易见,无法反驳。

“头发、高尔夫球和金丝雀”,每样东西都被赋予了夸大的价值(大概错过的第二班火车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门林格尔医生自己也问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更讲究修辞罢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过激的评价和不正确的价值判断呢?”他有没有想到,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有没有想到,他只须明确地说出这个问题,然后退回到那些缥缈模糊的精神分析理论术语中去就好?我是否已经把驾照从加州换到纽约这件事,当成了一次与“强烈情感依恋”有关的经历?

我真的把这看作一种严肃的失去吗?

我真的把这看作一次分离吗?

我还想再说说“强烈情感依恋”这个话题:

布伦特伍德公园那栋房子产权易主之前,我们最后一次站在房子外面,看着运输公司的三层货车慢慢开走,拐上万宝路街。我们当时的所有家当,包括一辆沃尔沃旅行车,都装在货车上,被运往纽约。货车消失在视线中,我们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走过,来到露台上。房间里处处飘着刺鼻的硫酰氟气味,院子里曾经生机勃勃的粉玉兰与千金子藤只剩下枯死的残叶,让这道别时刻的温柔惆怅消解不少。就连在纽约,每次打开一个纸箱,我都能闻到硫酰氟的气味。之后我开车去洛杉矶,经过那里,发现原来的房子已经不见了,被拆了,一两年后原地建起了一栋比原来大得多的房子(车库上面多了个房间;厨房本来已经够大了,放一架查克林三角钢琴也一点不显局促,结果新主人又扩建了几十厘米)。但这(在我看来)却缺乏原先坚守的那种传统感觉。几年后,我在华盛顿一家书店里遇到了那家的女儿,就是买主说能想象她在花园里结婚的那位。她在华盛顿的什么地方上学(我记不清是乔治敦大学还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了)。我当时是去“政治与散文”书店主持一场读书会。她主动来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是在你家房子里长大的。我本想说,严格来说那已经不是我家房子了,但忍住了。

约翰总是说,我们是搬“回”纽约。

我从来没有“回”的感觉。

布伦特伍德公园是过去。纽约是现在。

在处处飘散硫酰氟之前,布伦特伍德公园的那段时光,那段人生,那十年,一切都好像聚合起来,水到渠成。

我们那栋“布伦特伍德的郊区房”。

的确是这样。她取了个恰切的好名字。

有几辆车,一个游泳池,一个花园。

曾经,花园里有百子莲,别名“尼罗河上的百合”,长长的花茎上仿佛漂浮着密密的蓝色星光。还有山桃草,小小的白花如云似雾,只有天光褪尽,蹲在花丛中以眼平视,才能发现那美丽的身影。

曾经,房间里有英伦印花棉布,中国风的薄麻布。

曾经,有只弗兰德牧羊犬站在楼梯间的平台上,一动不动,总有一只眼睁着,为我们站岗。

时光流逝。

而记忆会褪色,会自我调整,会变成我们脑海中以为的样子。

就连她发辫里的千金子藤,就连薄纱中若隐若现的鸡蛋花文身,都是这样的记忆。

眼睁睁看着自己无儿无女就死去实在可怕。拿破仑·波拿巴说。

生而为人,还有什么痛苦比目睹自己的孩子死去更可怕呢?欧里庇得斯 说。

我们谈论死亡的时候,就是在谈论我们的孩子。

我说。


题图为琼·狄迪恩,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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