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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阿城重提《闲话闲说》,希望将中国文化与文明做更多联系

曾梦龙2019-04-19 19:00:21

“二十年前有一个小册子叫《闲话闲说》,今天重提,希望将中国文化与文明做更多的联系。‘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是许多次讲谈的集成,对听众演讲和与朋友闲谈,我们共通的知识财富是世俗经验。世俗经验最容易转为人文的视角。”

作者简介:

阿城,本名钟阿城,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杂家,文字手艺人。

书籍摘录:

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再谈《闲话闲说》(节选)

二十年前有一个小册子叫《闲话闲说》,讲的是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那本书是台湾《时报》出版社的经理跟我说约一本书,我就把历次关于该话题的讲演集合在一块儿,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听众的水平。外面的人比较直接,经常会问,比如对贾平凹的小说怎么看,也问了关于莫言的小说,所以才有这部分的集合,专门说当代作家。后来我才知道这很犯忌,不可以这样指名道姓地说。当然产生了恶果,这个恶果我承担了。我对贾平凹先生很尊敬,但提问里具体回答,就针对该问题,不够全面。回到国内时,他们就说你不可以这么说,要绕点弯子,直接说的话销售会受影响。所以以后这个问题我不太回答。

当时大家和海外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在那个时代势头很旺,我根据这个势头做了稍微的调整,就讲讲世俗,不讲先锋,因为先锋牵扯到现代性的问题。中国不是没有颠覆继承的系统或者颠覆主流说法、主流思想,比如明朝李贽写的《焚书》,《焚书》都是颠覆性的事。李贽死在北京,墓在通州,通州现在是北京的副中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李贽的墓,以免拆迁的时候把墓拆了。李贽对当时主流东西的颠覆性很大。

现在说的先锋小说,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为什么从西方来?因为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走进后现代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一个大致判断,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实际而言,现代性是针对欧洲一直以来的专制,将其颠覆掉,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成熟。我个人觉得英国对中国的启发是最大的,或者最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因为英国也是一个帝制传统、皇帝传统。

中国皇帝的潜意识一直没有消退。我记得一九八○年我从云南回来,正赶上改革开放,那时候有些人倒牛仔裤。牛仔裤本来是工人穿的,比较结实,后来变成高级消费品。卖牛仔裤的人给我一个名片,说以后你要买或者朋友要买,给我打电话。我看这个名片上写的是“总裁”。我说你手下有几个人?他说就一个人。我说那怎么叫总裁?他说自己管自己就行了。很多这样的人拿出“总经理”、“总裁”等名片,都是最大的。这其实是皇帝思想的投射,一旦有机会就要过一下瘾。现在则有些换成“大师”,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皇家牛肉面”,一个平民食品前面要加“皇家”。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做皇帝这件事的权威一直都在,而现代性首先颠覆的是这个。

第一次颠覆的是君主立宪派,现在英国女王是象征性的,整个国家的运转靠议会和政府总理大臣。另外一个是日本和欧洲的君主立宪。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其实是现代性完成的,把绝对权威颠覆了,颠覆后才有可能有现代。一战的时候有些权威没有颠覆,但立宪这件事情比较普遍,或者民主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了。但为什么会发生一战?欧洲知识分子认为欧洲是文明的,就怎么会发生一战进行了深刻反省,反省一战的积极成果是现代性要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接着发生二战,二战的希特勒是选上来的,他做了一次集权、专制,知识分子又反省:为什么现代性建立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二战之后,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基本固定,政治上的权威要被颠覆。

与之相应的是什么?以小说为例,或者扩大到艺术时,什么叫现代艺术?现代艺术首先是不承认一个继承的、已经存在的系统。因此先锋(Avant-garde),其实是侦察连的意思,首先突破,后面的才跟上。所以先锋是关于颠覆主流话语。如果文学有一个主流话语要去颠覆,绘画上有一个主流话语要去颠覆,音乐上有一个主流的话要去颠覆,这里面其实非常清楚,比如对于古典音乐的颠覆。在绘画上,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很重要?从小便池之后,大家对绘画有点莫名其妙,说这个是画吗?—不,颠覆的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是画吗?”—作品的概念转化了,艺术的概念也转化了。

其实这些东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五四倡导的问题是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没有解决。尽管现在大家穿的、吃的、用的,好像跟现代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颠覆性上面,在艺术的颠覆上,我们基本上是前现代。如果我们对自己、对现代艺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时,会比较踏实一点。比如余华,当时说是先锋作家,但是我看不太像,我觉得王朔是。因为余华是另开一桌,系统语言是一桌,我另开一桌,开了这个小桌,但那个大桌还在正常吃,这个不叫颠覆。王朔的语言是大桌语言,但是大家吃菜时觉得“味道不对,是不是坏了?”这才是颠覆,原来的意义被颠覆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家或者先锋小说家是王朔,这个颠覆性非常大。后来有不少的播音员使用王朔的语法。大家对毛语言的东西一听就笑,这是王朔造成的。九十年代这么多先锋作家没有完成这件事,他们在主流的大桌上开了一个先锋的小桌,大桌没有被黜。

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上不断有这么大动静,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社会没有现在丰富,所以文学承担了非常多的任务,比如新闻的,比如评论的。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时,国家比以前开放得多,这时候文学就不承担那么多任务了,所以相对地回到它本分的地方。回到本分时,大家的注意力不在上面,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必借助文学—微信都能提供这个场所—所以文学这部分也不承担。慢慢这个文学回来了,文学到底承担着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讨论比较有意义,否则之前会跟其他很多意义勾结在一起,谈不清。

新版《威尼斯日记》增订了阿城的摄影作品和手绘插画。

今天在人大这里重提二十年前的《闲话闲说》,更多是将文明和文化做一些联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现在当然有很多人忧心忡忡,其实这么多人忧心忡忡正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如果都不忧心忡忡,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不需要再操心了。忧心忡忡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文脉,该文脉是由原始儒家传下来的,也就是孔子传下来的。雅斯贝尔斯说过,公元前八百到两百年时世界大文明不约而同产生一些觉醒者。就东方来说,孔子是一个。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觉醒者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巫教社会,巫教社会只有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没有个人思维。没有个人思维才决定了古代私人著述,自己但凡有点想法时就要跟人家不断地说说,有机会就会有著述,但古代私人著述描述的正好是巫教社会的集体意识。孔子有个人意识和思维,很有名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样(怪力乱神)就是巫教的本质。因为处在一个巫教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好是中国的礼慢慢转变的时代,孔子转得快,不谈巫教的东西,把巫教的东西具体化了。我们看到老子讲“道”,讲这个讲那个,不讲神也不讲怪,所以老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因此这两个人都是轴心时期的代表人物、觉醒人物。看《论语》时,孔子碰到人,说你的样子长得很像丧家犬,或者你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从这些记述来看,那时候有一批人处于觉醒状态,对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已经突破了,开始有个人、个性的思维。

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和中国文明发生的关系在哪儿?中国人很早开始叫自耕农。自耕农,我们老觉得好像都是农场、都在一起干活,不是的。以前有井田制—劳作、农作的井田制,什么是井田?为什么要划分成这样的?“井”字其他的这几块是私田,这些私田是自耕农,但他们要耕种当中的这块公田。对此,《诗经》里明确说,公田那儿下雨了(“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表达清楚。公田是用于公共事务、往上交税。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自耕农曾经在巫教时代就存在,在孔子的时代(公元前五百年)觉悟了—他有自己的土地,这个土地可以买卖。他发现有自己的财产,这个财产不可侵犯时,就会有“我”的概念,没有“我”的概念,则社会不可能进步。“我”这个概念,有人说是很自私的一种东西,没有“公”的概念。不是,人家有公田,有公有私时,这个区别已经出现了。

巴金抨击旧式家庭、旧式家族时,他应该明白宗祠的宗姓里有公田的概念,我们都姓李,都来种豆,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块是公祠的田,种的这块田交给祠堂,祠堂拿它来做社会保险。什么叫社会保险?李姓的人得了大病,个人完全负担不起,医药方面负担不起,就从这里面拿出来由大家评议给他补助,帮他渡过难关。还有老爷子死掉了,寡母孤儿需要救助,也是从公田里面资助。姓李的宗法圈子里,有一个人特别聪明,念书不费力,这个族长就召集各家商议,说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读书,但是寡母拿不出钱来,就从宗祠里拿出这部分钱,就去了清华、北大,然后去了美国读博士,最后这个人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上的学,是公田宗族养他的,因此他会回来,回来不一定报效祖国,但是报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具体,国家太大时,感恩不具体就这么划过去了。我们早期那么多在外读书的人会回来,与宗亲制度有关系。抗战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来?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因此宗祠那时候代替的是社稷的概念。

新版《棋王》增加了一组小型文献插画展,收录一组人物线描画,是阿城参加星星美展的作品。

我们现在在微信上、微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其实我们失去了一个词—社稷。以前的人是“我爱社稷”。社稷是什么意思?有祭祀,有这一片土地的粮食养活你,有神有土地,生你、养你的这一小块土地叫社稷。“社稷”的概念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是非常庞大的党,没有具体的“家乡”。“家乡”在以前就是我的社稷在那儿,宗祠每年过年祭祖宗事务非常具体,我知道这是我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子孙,我姓这个姓,你说我爱这个、忠于这个,就找到了具体的连接。扩大的时候,就是儒家说的“天下”。爱一个东西要非常具体。反过来说,中国世俗充斥其间,这个世俗有效地抵抗了绝对权威,动力比较实在,宗祠文化现在基本没有了,安徽老宅子是宗祠,是大家种公田一点一点盖起来的,但是那个也被卖掉了,等于把祖宗也卖掉了。当时我写文章用笔名,不能加“钟”,我姓钟,就把名拿出来,名是自己的,姓是传下来的,我发表《棋王》,作者如果是“钟阿城”的话,以前人们会说,因为你卖祖宗,出书会给你稿费,会赚钱,你加了“钟”,所以要把祖宗这个名去掉。我个人为了谋个生路,发表作品,不能干卖祖宗的事。这些都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支持力量,做现代小说对于这个主流究竟持颠覆态度,还是把它作为资源发掘的态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只是提醒。中国小说里,世俗基础非常雄厚。西班牙有一个《堂吉诃德》,我对西班牙不了解,这样的小说跟世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起小时候(五六岁)家里请的两个阿姨,这两个阿姨都是老北京,而且当时院子里家家都有阿姨,她们上午做完早餐、打扫完房屋至中午饭前有很长一段闲时。做什么?一个阿姨拿《红楼梦》念,其他阿姨纳鞋底、打补丁,听她念,该笑的地方都笑。后来我发现她们笑的地方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是“这有什么可笑的”。这就是区别。当时没有记录材料,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摄像机,如果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会很有意思,如果有这个材料,我就提供给文学评论家,比如搞红学的—你知道她为什么在这儿笑吗?其实跟世俗的人情世故特别契合的地方,她们就笑了。但是我那么小就记得她们说:“谁家敢娶林妹妹?这么刁的一个人,使性子,不能娶这样的,跟婆婆的关系一定处理不好。”这一层的评论很有意思,这就是世俗评论。

以前西单、东单有说书的。现在有很多说书的录音,大家会听,以前宣武门外有小说书馆,靠说书挣钱的人,跟当时说的一个人念、别人听、议论有什么区别?说书人一边讲一边评,全由他一个人承担,说书绝对不能少了评,如果只说书不评的话就没人听。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就是要听你怎么评,你评得不好,调侃得不好,揶揄得不好,没人听你的。原来扬州有一个说书人叫王少堂,一个商人去听他说书,听到武松到狮子楼找西门庆。但不能继续听下去,生意不能耽误了,就走了,他听到武松从楼上往下走,忽然白光一闪,武松怎么样,就说下回再讲。商人听到这儿就走了。做了一个月生意回到扬州时,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以后发现武松还没有下楼。这是世俗,世俗不是不要批评,世俗最重视批评,但这个批评拖了武松的后腿,不断地有评,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武松这个楼下得非常慢。我小时候看他讲的武松,这本书很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讲武松一脚把门踹开,这个讲了很久。还有讲老鹰怎么抓兔,兔怎么仰身一躺,把鹰给躲开了,说武松怎么学的,估计这个也得讲一个月。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把它当资源看就浪费了,世俗里的这些资源,如果我们看成旧的东西,看成低俗的东西,资源就利用不上。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不认为这是资源,反而认为《百年孤独》是资源。《百年孤独》可不可以是资源?可以是资源,莫言做得好的地方是两头取资源,一头是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一头是家乡资源,把这两个用起来,就比不会用本土资源的人要好得多,自己也觉得要好得多。


题图为阿城,来自: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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