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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描述前后不一致,其实并不代表性侵受害者在说谎?

文化

为何说描述前后不一致,其实并不代表性侵受害者在说谎?

Linda Martín Alcoff2019-04-09 13:51:54

性侵案件的受害者经常因为描述受害过程时出现前后细节不一致而遭到大众质疑。其实,受害过程的前后一致性并非证明受害者诚实与否的关键。

Linda Martín Alcoff 是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亨特学院的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和哲学教授。2006 年,她出版了《看得见的身份:种族、性别和自我》(Visible Identities: Race, Gender, and the Self)。去年,她又出版了新书《强奸与抵抗》( Rape and Resistance)。她现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九岁那年,我在一个烈日高悬的夏日午后遭人绑架和性侵。我说不出具体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我还太小,根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汇形容和性有关的事情。我对整件事缺乏认识,不知道如何讲述出来,也不知道它可能产生何种影响。事情发生时,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知道遭到性侵的地点,知道性侵我的人是谁,也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是现在,我已经记不起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甚至想不起是发生在哪个月份。我既描述不出性侵者的穿着,也说不出自己的打扮。那个男人没有被绳之以法,而是在作案之后逍遥法外。时至今日,我依旧被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 PTSD)所折磨。事发当时我选择缄默不语,没有告诉任何人。

很久之后,母亲说我的性格在性侵案发生后的那段时间出现了巨大转变:以前在学校表现优异的我成绩一落千丈;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躲在家中。她以为我只是处于青春期早期,所以才会有异常表现。但因为关心和担忧我的成长,她还是帮我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教师。某一天,上四年级的我被老师叫出课堂,来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坐下之后,我发现桌子对面是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成年男子。带我进来的老师出门时带上了房门。因为害怕和紧张,我忍不住吐了一桌子。

数十年后我才开始整理思绪,想要理解性侵事件,弄清楚它对我的人生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二十多岁时,我和丈夫一起去找专业人士接受夫妻心理治疗。当时我们两个的性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通过心理咨询获得帮助。治疗过程中,我才开始意识到童年经历对自己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我很容易受到惊吓,身后有人追逐立马就会崩溃,因此我很难参与各种体育运动。内容包含特定场景的电影会触动我的神经,让我感到惊恐万分。每次看电影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必须离开电影院,但却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害怕。我反复做噩梦。和丈夫亲热时,有些事情虽然简单,但我就是做不到。

当我开始整理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想要归纳出一种行为模式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在我面前:应该如何称呼当年发生的事情?性侵者是我的邻居,而不是某个在我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够决定我前途命运的人。他只是恰好遇到了我,就好像小孩子在路边抓虫子一样简单随意。在我读到关于虐待和性骚扰的资料中,行凶者动用暴力之前总是会对受害者进行诱惑和操控,试图与之建立信任关系。但在我的经历中,这些都不存在。

每当脑海中出现遭到性侵的片段闪回,我都容易陷入回忆的循环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此时,我就会惊恐发作。多年以来,我因此打过不少次心理干预危机热线。一次惊恐发作时,我试着向电话另一端和善的接线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她说:“你被强奸了。”我说不确定用“强奸”描述自己的经历是否合适,而她坚持说我遭遇的就是“强奸”。我挂了电话。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喜欢否认事实的人: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经历的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但我对描述事件的用词非常犹豫。时至今日,我仍然拿不定主意。为了向他人讲述童年的遭遇,我最终做出决定:交替使用“性侵”和“强奸”两个词。

如今,每每看到新闻媒体抽丝剥茧一般地解读性侵案件审判,我都会被潮水一般的痛苦回忆所淹没,整个人陷入一种呆若木鸡的状态。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新性侵案都能让我想起一点曾经的往事。这些记忆的碎片让我越来越脆弱,我多么希望自己早已将其彻底遗忘干净。但是,仔细审视新闻中的性侵案也刺激我回忆起更多旧事:我当年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了什么。这些具体的细节帮助我检查自己的描述是否连贯,前后是否保持一致。

人们已经习惯用受害者描述的前后一致性作为标准,以此评判他们言辞的真实性。描述前后一致是庭审过程中各方判断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常用手段,也是认知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即一种学习知识的方式)。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 2004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陪审团评估受害者可信度的时候,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看其描述前后是否能够保持一致,是否存在自相矛盾。陪审团成员会分析原告的陈述是否前后保持一致,也会看受害者遭到性侵后的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陪审团将目光焦点放在受害人描述的前后一致性上,想要将嫌犯抓拿归案的律师和检察官也就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下足功夫。有时候法官会给陪审团成员提供指导,告诉他们什么是“可辩解的”描述差异。但是,在深入人心的文化熏陶和先入为主的主观想法面前,法官的指导就显得微不足道。

2018 年,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大学(Palo Alto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布莱希·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指控特朗普总统提名的美国最高院大法官候选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两人都是青少年时对其进行性侵。在一位由共和党任命律师所发布的报告中,第一条就写道:“福特博士在描述所称性侵发生的具体时间问题时,言辞不具有前后一致性。”参议院交叉询问过程中,律师针对一些看起来与性侵案关系不大的主题对福特进行发问:她家与遭到性侵房子之间的距离、当时在场人员的数量、当时在场人员的姓名、她声称自己害怕坐飞机的表述、她的飞行历史、每次乘飞机出行的原因和目的地。虽说上述问题与性侵案没有直接关系,但律师之所以设计这些问题,目的在于考察福特描述特定细节时言辞是否具有前后一致性。提问完毕后,人们因为福特提供答案前后存在矛盾而怀疑她的可信度,进而质疑她所谓卡瓦诺曾在一次聚会中对其性侵的指控是否属实。

所以,用描述是否前后一致判断性侵受害者可信度的方式(以下简称一致性标准——译注)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似乎不像其他可信度评估标准一样容易受到隐性偏见的影响。实践表明,判断一个人言辞的真实性时,看 ta 描述前后是否一致比看 ta 行为举止是否充满自信效果要好得多。毕竟,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自信可能只是代表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是一个人种族、阶级和性别对其社交活动产生影响之后的产物。相比其他有失公允的定性分析判断标准来看,用描述是否前后一致评估性侵受害者可信度似乎是一种看重实际的定量分析判断标准,能减少偏见对主观认识的干扰。受害者提出指控时,一致性标准就像一个合理适当的基准线,让我们能够评判指控是否真实可信。

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国华盛顿,示威者闯入美国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抗议美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但是,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角度关注受害者言辞的前后一致性。长久以来,社会一直认为女性的可信度不如男性。因此在表达观点之前,女性不得不假定自己处于防御姿态,随时准备迎接外界的质疑的挑战。苏格拉底认为,女性对服饰的关心和热爱便是她们想要隐藏意图的证据。亚里士多德提出,女性声音的音高和音调是表明她们诚信度差、邪恶堕落的标志。让-雅各·卢梭提倡对男女实行教育隔离,如此一来男孩子就能够激发自己独立思考的潜能,女孩子则能保持对他人观点恰如其分的恭敬和顺从。伊曼努尔·康德表示,肤色暗沉意味着智力水平存在问题。

在 1994 年出版的《真理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中,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探讨了为什么某些群体被排除在最强大的求知实践活动(即科学活动)之外。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普遍认为未接受教育的农民太过愚昧,犹太人太过狡猾,奴隶太过谄媚,孩子和疯子可信度太低。有趣的是贵族也受到怀疑,因为他们有可能参与宫廷阴谋,并且学习过用一门极其厉害的艺术——用颇具说服力的言辞伪装自己。女性的问题在于她们容易被所谓的多愁善感所困扰。另外,经济的附属地位和随之而来需要阿谀奉承和操控人心的行为也影响了女性的发展。时至今日,这种想法依旧深入人心:在美国,社会各界默认财富可以让政治候选人自由地发表见解。女性原告提出控诉时,人们经常认为她具有经济动机,走上法庭不过是为了拿到赔偿金。这种想法也与古老的历史发展轨迹不谋而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致性标准可能也无法摆脱偏见的影响。而且,社会各界对受害者言辞前后一致的要求还有可能进一步巩固错误的形成基础:相较于其他人而言,女性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之前更应被视为有罪。由此来看,一致性标准对一些群体更为苛求,对另一些群体更为宽大。在我看来,一致性标准容易沦为权势力量攻击打压弱势群体的武器和工具。

一致性标准背后至少隐藏着四种政治学观点。第一,描述的前后矛盾并不意味着欺骗。这一点在次要细节部分出现矛盾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我的童年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在 2014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澳大利亚检察官卡拉·希德(Kara Shead)以自身经验对此做出阐释:

虽然回忆令人痛苦不堪,但相对独立侵犯案件的受害者对案发过程有着生动鲜活的记忆。案发二十多年后,受害者可能不记得八岁那年被叔叔性侵时自己穿着什么颜色的裙子。但是,她却肯定记得自己遭受过性侵。

卡拉·希德

不管是采用暴力手段还是采用更为操控人性心的引诱手段,性犯罪都对受害者的心智能力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摆着一副中性表情与他人持续对话过程中,受害者可能会尝试评估风险,不断调整自认为可用的求助选项。这就好像在大海中游泳的同时,还要计算复杂的数学问题。不是每个受害者的才能都会被性侵事件所彻底摧毁。但是案发后,他们就进入一种高风险的“多任务处理模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受害者对性侵犯的一举一动及其身份有着清楚的记忆,但还是在回忆次要细节问题时回答得模模糊糊。遭到性侵后,我们在脑海中不断强化对施暴者身份的认知,因为我们要记得以后应该远离哪些人。

性侵发生后,交流所处的环境和倾听者的身份都可能影响受害者叙事的准确性以及受害者如何重建自己的被害经历。在某些情境下,受害者可能有充足的理由故意误导倾听者,比如担心倾听者可能去找性侵犯复仇。此时,描述的前后矛盾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成年后的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哪个时间段遭到性侵。我不得不翻看旧相片,回忆发生在学校的相关事件,借此弄清楚自己当时在上几年级。与此同时,我也要一次次鼓起勇气,敢于向母亲直接询问一些相关问题。

第二,要求前后描述具有一致性实际上是鼓励受害者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创造一个容易记住和描绘的故事版本。在 2002 年出版的著作《余殃》(Aftermath)中,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哲学教授苏珊·布里森(Susan Brison)讲述了自己在法国晨跑时遭遇暴力强奸,并被罪犯扔在荒郊野外等死的经历。在法庭录完证词后,她当时就感到一丝解脱和轻松。布里森表示:“我再也不用把故事讲清楚,可以忘掉自己脑海中一直保存的那些案件细节。”任何小的细节偏差都会导致陪审团质疑她的可信度。她不得不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担心自己遗忘发生过的一切。为此,布里森一遍又一遍回顾当时发生的事情。在同一间法庭上,她更是当着那个曾经想要杀死她的犯罪嫌疑人,多次重复自己的遭遇。

作证完毕后,布里森终于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反思:自己的记忆、如何理解发生的一切、事件对自己有何影响。从不断重复案发经历的模式中走出来后数月,她的大脑才得以继续正常运转。她表示,这正是为什么要求受害者保证叙述前后完美一致本质上“不利于受害者走出阴影,恢复健康”。

因为受害者的指控,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自由也孤悬一线。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查明受害者可信度的办法,确保审判的公平与公正。但是正如卡瓦诺案所示,如今的受害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作证时保持证词前后一致,以及面对交叉询问保证自己的回答不存在矛盾。他们还必须确保自己在其他场合——短信、邮件、社交媒体、与同事对话、对心理治疗师吐露心声、向亲朋好友倾诉——做出的陈述不存在矛盾。上述陈述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差异都可能被人用作质疑受害者可信度的武器。有心之人可以借此开展先发制人的调查,希望凭借调查结果帮助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脱罪。

第三,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强调一致性标准其实证明我们不能用发展变化、灵活多变的方式理解自己的生活。与人生中所有难忘的体验一样,我们会仔细审视自己被性侵的过程,对它所带来的影响、自己的行为、自己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性侵者的可责性进行一遍又一遍地评估。人生路上,我们总是在不断评估生活中遇到的重大事件:新的事件和新的人际关系让我们重新诠释以前的经历,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通常而言,记忆的沉淀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与周围的人分享内心的想法。这就是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哲学家苏·坎贝尔(Sue Campbell)在 2013 年提出的“相关记忆”(relational remembering)。定期重复更容易帮助我们形成长期记忆。与他人交流、不断重复以及面对不同倾听者,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解,让记忆中的细节更加充实圆满。坎贝尔提出,这是人类记忆的正确形成模式,不是面对外部影响时的犹豫不决和屈服投降。与思想开明、感觉敏锐的倾听者交谈,我们才能不断做出聪明合理的判断。

《信笺故事》海报。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有些暴力性侵案件事实清楚,但还有很多模糊不明。受害者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对自身经历形成稳定的理解和认识。通常来说,我们会与朋友、亲人或者专业人士沟通,或者干脆在脑海中不断重复回忆。某些情况下,受害者还可能不断重新评估、描述自己的遭遇,甚至不断用新的方式称呼那段往事。所谓的重新描述,并不是说受害者脑海中的性侵者会从十恶不赦的禽兽变成和蔼可亲的好人,而是说很多受害者会改变自己的说法。在去年上映的自传体电影《信笺故事》(The Tale)中,美国导演詹妮弗·福克斯(Jennifer Fox)描绘了一名成年受害者用多年时间反思自己青少年时与一位年龄远大于自己男子之间关系的故事。电影中,女主人公与自己和他人就自己是否受到伤害的问题争论不休。

在一致性标准面前,我们对现实情况视而不见。一致性标准存在的第四个问题就在于,它只是将受害者看成获取“真相”的来源。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曾经研究过社会地位对我们看待他人证词报告的影响。她表示,社会地位划分出各种创造知识的社会角色,因此有的人被视为工具(发挥温度计的作用),有的人被视为具备解读、分析和判断能力的正常人。作为一个纯粹的感知工具,受害者只可能在某些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得到他人的信任。也许受害者掌握了可以充当证据的必要信息,但他们绝不能在尝试分析、评估和审视自己所了解事物时越界。

社会角色的简化让遭受嘲弄的群体没有太多生存空间。诚然,我们有时候可能要依赖天气预报决定出行。但知道天气预报的含义并不代表我们应该代替气象学家,插手解读即将到来暴风雨呈现出各种微妙征兆的复杂工作。我们有着正常的感知系统,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能够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判断。所以,当受害者未能在简单的细节问题上保持前后描述一致时,他们就失去生而为人所具备的唯一认知能力:无法描述事情发生的日期,想不起自己所穿裙子的颜色。此时,受害者应该让其他人来分析自己回忆的价值、重要性和道德意义。比如说,受害者不应该负责判断性侵犯的动机意图。

受害者能发挥的作用远不止回忆一个又一个案件细节这么简单。但是,要想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他们要有能够提出复杂问题和审慎思考的能力。随着实践的发展,受害者能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渐渐回答各种尖锐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受害者正是因为具备思虑周全和诚实正直的品质,所以才会在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出现前后描述不一致。

为了解决性侵案中受害者证词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社会要给他们留出一点空间,让他们能够慎重思考,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和再评估。在此期间,受害者无须担心陈述中的前后矛盾会影响自己在朋友心中的可信度,也无须担心失去对犯罪者提出决定性正式指控的机会。

美国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因为涉嫌强奸五十多位女性而遭到指控。为其辩护时,律师团队因为当事人罪名太重而倍感压力。与此,科斯比的律师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策略:找到不同受害者描述故事中存在的高度一致性,以此作为否认她们证词可信度的依据。科斯比的新闻发言人安德鲁·怀亚特(Andrew Wyatt)表示,受害者提供的是“电影《十一罗汉》(Ocean’s 11)风格的故事描述”,很有可能是私下经过精心编排,目的在于敲诈这位著名的喜剧演员。

当然,描述一致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一个有缺陷的人充满矛盾的情感时,受害者不可能在不同场合描述出具有一致性的故事。英国作家爱德华·圣·奥宾(Edward St Aubyn)依据自身真实经历写出了小说《梅尔罗斯》(Patrick Melrose)。2018 年,人们又将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搬上屏幕。在这部作品中,主角对曾经强奸自己的父亲有着复杂而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是温柔的同情,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死感到欣喜。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人性。

我们不必彻底放弃一致性标准。但是使用一致性标准考察受害者可信度时,我们的确应该更加谨慎小心。如若不然,我们就会忽视很多关于决定性细节的重要问题和导致描述出现矛盾的原因。如今,我很感谢那段让我能够回首往事,最终鼓起勇气正视九岁悲惨经历的岁月。我不再担心自己对他人描述性侵经历时的话语是否前后一致。终于,我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童年的遭遇,也能理解性侵事件对我人生造成的影响。在亲朋好友和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我掌握了审视评判自己的能力。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 2018 年 9 月 27 日,美国华盛顿,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性侵丑闻进行问话,福特在作证前宣誓。图片版权:视觉中国;长题图为美国纽约,福特的支持者参与示威活动。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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