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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在美国如何被描述和纪念?

曾梦龙2019-04-04 18:35:17

“发生于千里之外的大屠杀事件,为什么会在五十年之后即 1990 年代,突然成了美国文化中的热门话题?”

作者简介:

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主要代表作有:《反抗维希:解放后的法国对通敌者的肃清行动》和《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后者荣获美国历史学会所授予的美国历史学年度最优秀著作奖。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本书的创作动机源于我的好奇与疑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感到好奇的是,发生于千里之外的大屠杀事件,为什么会在五十年之后即 1990 年代,突然成了美国文化中的热门话题?无论是作为一名犹太人还是作为一名美国人,让我疑惑的地方在于,大屠杀已经在美国犹太人和普通美国人话语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否如大多数人似乎认为的那样是可喜的发展呢?撰写本书的这些年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证实了我的疑惑。在这个导言中,我将为读者简述我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方法,以一种更易于理解的方式来阐述我想说的东西。我也将阐明我的疑惑的根源,以便读者明了“我源于何处”。

我之所以对美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具有“大屠杀意识”充满疑惑,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时机,即为什么是现在?一般说来,历史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在它们发生之后立即就会被谈论,然后会渐渐地消逝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是 1920 和 1930 年代,而不是 1950 和 1960 年代,帕斯尚尔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的惨状成了小说、电影和集体意识所关注的焦点。而到了 1950 和 1960 年代(即那场伟大战争四十多年之后),它们已经跌入记忆的深洞,只有历史学家在黑暗中围着它们转。关于越南战争最叫座的电影和最畅销的书籍大都出现于战争结束的五年或十年之间,就像华盛顿的越战老兵纪念碑。然而跟随大屠杀的节奏却很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二十年左右它几乎不被谈及;而自 1970 年代始,它则日益成了美国人的公共话语的核心议题—当然,尤其是在犹太人中间,但一般而言也存在于整个文化之中。如何解释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序?

疑惑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什么是这里?大屠杀在德国(那些罪犯及其后代的国家)的意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丝毫不足为怪。这对以色列也是一样的,因为其国民或者说国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和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有着特殊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那些在战争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因为该战争就是为了把犹太公民放逐至死(或者直接杀害)。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他们的父辈、祖辈直接面对着这种罪行—要么抵抗、要么帮助,以各种方式见证了它;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和大屠杀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对于美国,则看不到这些联系。大屠杀发生在远离美国海岸数千英里的地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只占美国人口 1% 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在美国犹太人中也只是一小部分。只有少数几个纳粹罪犯设法跑到了美国。美国人,包括一些美国犹太人在内,在它发生之际,都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称之为大屠杀的是什么;这个国家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打败轴心国。美国并未像某些其他国家那样与大屠杀有某种种形式的关系。所以,除了“为什么是现在”之外,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这里?”

尽管这些问题从未被学者系统地审视过—也许正是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某些心照不宣的共识。这(有时是直白的,通常是含蓄的弗洛伊德式的)把目前关于大屠杀的关注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创伤”,依据标准的精神分析词条,是“主体生命中的一个事件,它是根据其强度、主体的无助感以及它给心灵组织带来的剧烈而持久的影响来界定的”。创伤暂时是可以被抑制的,但是“被压抑之物具有重新进入意识的持续趋势”。确实,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创伤”和“压抑”是相互界定的。创伤是那些无法忍受而不得不被压抑的精神现象;压抑则是那些太痛苦而无法负荷的精神现象的结果;它们在一起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压抑之物的回归”。根据这个影响深远的解释,对于美国犹太人,以及在更宽泛意义上对所有美国人来说,大屠杀就成了一个创伤性事件,初期的沉默是压抑的表现,近年来对此的热议则是“被压抑之物的回归”。

尽管这一理论不乏其精致性,我并不认为这一方案在解释美国人关于大屠杀之意识的滋生发展方面是有说服力的。关于它对许多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的适用性,已经有其他作者探讨过,而这不是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在美国,尤其是对大屠杀幸存者而言,创伤、压抑以及被压抑之物的回归依次出现似乎是可信的。(即便如此,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大屠杀幸存者在 1940 年代后期经常试图谈论他们有关大屠杀的经历,却屡屡受阻。)当然,对于有些美国犹太人,甚至可能有些非犹太人来说,大屠杀确实是创伤经历。但现有证据并未表明总体上说,美国犹太人(更别说美国非犹太人)在该词值得一提的意义上遭受了大屠杀创伤。他们经常感到震惊、惊愕与悲伤,但这和大屠杀创伤并不是一回事,并不存在由压抑到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这样的不可阻挡的进程。人们通常总是简单地假定大屠杀必定是创伤性的。而如果它不被谈论,那就一定是被压抑了。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大屠杀意识在美国的演进,而不涉及衍生出诸如“社会无意识”之类含混不清的实体。在 192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茨就开始研究“集体记忆”—他也是这一术语的创始者之一。哈布瓦茨并不是把集体记忆看成是过去在当下的复活,而是认为当下的关注决定了我们记忆过去的内容及其方式。(将哈布瓦茨的理论运用于大屠杀记忆的研究,具有严正的恰当性。当哈布瓦茨在法国沦陷期间抗议他的犹太岳父被捕时,他被流放到布痕瓦尔德,并最终死在那里。)

依照哈布瓦茨的说法,集体记忆不仅仅是某个集团共享的历史知识。事实上,集体记忆从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历史地理解某物就得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就得和它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它;就得了解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充满歧义,包括道德的歧义。集体记忆简化了历史;它从一个单一的确定视角看待事件;它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歧义;它把事件简化成了神话原型。历史意识,就其本质而言,聚焦于事件的历史性—它们发生于那时而不是现在,是从不同于现在的环境中发展而来。相比之下,记忆则对时间的流逝没有感觉;它拒绝对象的“过去性”,坚执其持续的在场。一般而言,集体记忆,至少是有重要意义的集体记忆,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某个群体的永恒或本质真理的表达—通常是悲剧性的。记忆一旦形成,就会为该群体的成员界定永恒真理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认同。塞尔维亚人最重要的记忆,就是 1389 年科索沃战役的失败,这象征着穆斯林永远具有主宰他们的企图。波兰在 18 世纪的分裂使其获得了作为“各国中的基督”这一重要身份,这被外来的压迫牢牢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法国工人每年都去巴黎公社社员墙(Mur des Fédérés,即 1871 年公社社员遭屠杀之地)朝圣,以便牢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永恒对立。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集体记忆,有助于我们把短暂的和相对不重要的记忆与那些持续存在并形塑成了意识的记忆区分开来。“牢记阿拉莫之战”、“牢记缅因号事件”以及“牢记珍珠港”都迅速地形成了极大的共鸣,但当相关工作完成之后,它们几乎就被遗忘了。人们在大的周年纪念日之际(如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哥伦布首航五百周年纪念日)会产生“记忆迸发”,但是针对这些日子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并不意味着我们见证了重要的集体记忆。

在犹太传统中,有些记忆非常久远。关于出埃及和圣殿毁灭的程式化纪念活动象征着上帝对犹太人的永久呵护,也象征着上帝对犹太人误入歧途的永久愤怒。犹太人的其他记忆则依赖于当下的需要,是一种偶然的存在。“马察达自杀”1这一事件被犹太人遗忘了长达将近两千年,尽管关于该事件的文字记载唾手可得。这不是因为“马察达”是受到“压抑”的“创伤”,而是因为传统犹太教致力于生存和神圣的研究而非军事对抗。这个传统记住了拉比约翰南·本·撒该,也记住了雅弗尼市建立学院,而没有记住埃利埃泽·本·耶尔和集体自杀。到了 20 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发现“马察达”更有助于他们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达,于是新的集体记忆便出现了。有些记忆曾经发挥过作用,而如今则变得毫无用处。《以斯帖记》最后的章节中谈及了王后请求准许屠杀犹太人的仇敌,不仅屠杀那些有武装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最终的死亡人数是 75000 人。这些记忆为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复仇幻想;而在目前的泛基督主义时代,这些章节已经轻易地从普林节纪念中消失了;今天,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很可能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

假如采纳哈布瓦茨的方式来看待美国的大屠杀记忆,即把该记忆与当前所关切的议题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些议题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被界定的以及是被谁界定的。我们将思考这些议题为何能够使大屠杀记忆在一个时期内显得不适宜、无用甚至是有害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合适的和值得保有的。当考察大屠杀记忆的命运变化这一过程时,我们将会发现,它怎么样与变化的环境相协调,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人中,怎么样与关于集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达的不同决定相协调。

如何看待这些关于集体记忆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呢?有人说,弗洛伊德把记忆看成是一种强制,而哈布瓦茨则把它看成是一种精心的选择。但是这不够准确,除非我们对“选择”这一术语做出限定。人们认为“选择”这一词语通常隐含着“自由”选择之意,而我们所谈论的这类选择则是环境所塑造、所限定的产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环境包括冷战以及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对掩盖或鼓吹种族差异的不断变化的态度,对受害者、共同生存策略的态度的变化。)“选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权衡利弊之后的深思熟虑的决定。但是,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与大屠杀记忆相关的那些选择,我们将发现它们往往是直觉的选择,或心照不宣的选择,而对它们的后果则并未做太多的思考。并且我们不得不经常问自己应该考虑谁的选择。就我们的集体记忆而言,就像集体意识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聪明的循规蹈矩者,都习惯于接受别人的暗示。最终,就形成了体制化的记忆,这也是哈布瓦茨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先前的选择(无论是深思熟虑的还是欠缺考虑的)之累积,已经产生了致力于大屠杀记忆的相关机构以及一大批研究“大屠杀记忆”的专业骨干。此二者一起为大屠杀的核心地位提供了自我持续的动力,而无需依赖于任何进一步的决策。

因此,这一故事—即大屠杀为何一开始会被边缘化,而后则成了美国的核心议题,将是一个仅仅在刚刚所描述的弱化意义上的有关选择的故事。美国犹太人将是这个故事中的核心,因为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已经在关注大屠杀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但这绝非仅仅是属于犹太人的故事。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在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方面丝毫不比其他美国人少,甚至在建构犹太意识的过程中,他们也对那些影响所有美国人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做出了回应。尽管是犹太人首倡把大屠杀置于美国人的日常议题中,我们也必须追问: 20 世纪晚期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什么东西使得非犹太裔美国人接受了这个提议?有些业已形成的影响(它们塑造了我们谈论大屠杀的方式与程度)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可以追踪到现成的文献中;其他的则比较晦涩,只能通过档案材料予以重建。而且这些影响之间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我将尽最大努力把这个故事说得容易理解,但是,我无法使它简单明了,或者免于内容矛盾。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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