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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英国传奇杂志《The Face》回归,它能找回年轻读者吗?

Charlie Porter2019-04-02 12:09:05

“我希望新的杂志团队能够和最初的杂志编辑一样,具备敏锐的现代视野。”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1999 年 1 月出版的《The Face》杂志刊载了来自一名 17 岁未出柜同性恋男生的匿名信。他在给这家英国潮流杂志的信中写道,杂志关于同性恋嘻哈俱乐部的专题让他感到了“一线希望”。在这封信的结尾处,他是这样署名的:“为了防止有人认出我,我不能透露我的名字。”

写这封信的男生名叫斯图尔特·布鲁佛特(Stuart Brumfitt)。20 年过去了,如今的他已经是新版《The Face》的杂志编辑。自 2004 年停刊,到今年《The Face》复刊已经过去了 15 年。布鲁佛特表示:“《The Face》一路陪伴我长大。”

一直以来,《The Face》都是英国年轻人文化觉醒的源泉,杂志的影响力覆盖好几代英国青年。如今,《The Face》携停刊之际的杂志标志再度复刊。全新《The Face》首先以 Instagram 账号的形式宣布回归,之后将于 4 月中旬推出官网。

复刊之后的首期杂志将于夏末与读者见面。此前的月刊也将变更为季刊。1980 年《The Face》创刊之际,互联网尚未普及,这么多年来,出版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人都在讨论品牌推广和创意内容的当下,复刊的《The Face》还属于新闻行业吗?

最初的《The Face》确实是新闻业起家。编辑尼克·罗根(Nick Logan)在创办《The Face》之初就将这本杂志定义为关注时尚的音乐杂志,包括大卫·鲍威(David Bowie)、约翰·莱顿(John Lydon)以及“哥特女王”Siouxsie Sioux 在内的歌手都曾是杂志早期封面人物。当时的杂志编辑还包括朱莉·伯奇尔(Julie Burchill)、乔恩·萨维奇(Jon Savage),以及后来担任康泰纳仕出版集团(Condé Nast)编辑主任的詹姆斯·杜鲁门(James Truman)。

以音乐为核心,杂志主题范围很快延伸至英国活跃的地下夜生活、青年文化、政治和时尚。《〈The Face〉的故事:一本改变文化的杂志》(The Story of The Face: The Magazine That Changed Culture)一书的作者保罗·格曼(Paul Gorman)表示:“曾经有人认为《The Face》是一本时尚杂志,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The Face》就是一本大众杂志。”

《The Face》给读者呈现了一些新东西。自 1970 年代以来,身兼 D.J. 和艺术家双重身份的茱莉亚(Princess Julia)一直都是伦敦反主流文化的核心人物。她表示:“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事情在过去其实并不存在。”当时,茱莉亚和包括斯黛芬·琼斯(Stephen Jones)在内的一些朋友居住在伦敦一处空置的房子,后者如今是 Dior、Marc Jacobs 等品牌的女帽设计师。茱莉亚表示:“我的意思是说,1981 年那会谁听说过‘造型师’这个词呢?”

《The Face》呈现的这些新东西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住在伦敦以北 100 英里(约合 160 千米)的一个小村庄。1986 年 4 月,当时 12 岁的我购买了人生中第一本《The Face》。正是这本杂志教会了我如何带着辨识力去阅读。朋友当中只有我会购买这份杂志,其他人都对此不屑一顾。当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每个月我都能从杂志中汲取信息,然后让这些信息不断推翻我对于可能性的思考。

杂志受众并非只有英国人。Honey Dijon 出生于芝加哥,是一名 D.J. 和制作人。1980 年代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表示:“当时我准备去商场买一张迪斯科舞曲专辑(12-inch),然后我在 JR’s Music 音像店柜台上看到了《The Face》杂志。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未在杂志封面上看到过穿裙子的男人。”

她所说的那本杂志便是 1984 年 11 月刊的《The Face》,杂志封面上的男模身材健美,赤裸的上半身只套了一件夹克,左肩搭着一面英国国旗;下身则穿着一条苏格兰短裙。Honey Dijon 当时便被这本杂志深深吸引住了。她说:“我开始盯着它看,看得目瞪口呆。正是这本杂志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由杰米·摩根(Jamie Morgan)掌镜的这张封面属于 Buffalo 系列,由雷·佩特里(Ray Petri)负责造型搭配。这些造型最初刊登于《The Face》杂志内页,将运动服饰与时尚潮流混搭在一起,打破了人们对于性别的固有认知,而这种看法和态度也在当今时尚界引起了强烈共鸣。

摩根表示:“当时的《The Face》与时尚杂志背道而驰。它创建了一个新的标准。那时候设计师和服饰本身还不是主角。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是照片和文化参照。”

对于 Gucci 创意总监亚历桑德罗·米歇尔(Alessandro Michele)而言,融合才是关键。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The Face》杂志不仅仅是潮流文化圣经,《The Face》就是独一无二的《The Face》,是我 90 年代会去购买的杂志。我喜欢这本杂志,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时尚杂志的范畴。它是对当时那个年代视觉影像和文字记录的完美结合。”

米歇尔已获准在 Gucci 2019 年早秋系列的 T 恤和连帽衫上使用《The Face》杂志标志。他表示:“我希望新的杂志团队能够和最初的杂志编辑一样,具备敏锐的现代视野。”

得益于这样的远见卓识,《The Face》杂志为读者奉献了许多著名的时尚人物形象,如 1990 年 7 月刊封面人物凯特·摩丝(Kate Moss),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封面上当时年仅 16 岁的凯特所佩戴的美国原住民头饰造型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编辑、造型师凯蒂·格兰德(Katie Grand)表示:“经科琳(Corrine Day)和梅拉尼·沃德(Melanie Ward)打造的凯特·摩丝封面出刊之际,时尚界好像真的发生了变化。”1999 年,凯蒂出任《The Face》时尚总监;在那之后她还协助创办了《Pop》杂志、担任《Love》杂志创始人、Miu Miu、Marc Jacobs 等时尚品牌顾问。她表示:“它与那些被冠以高级时尚头衔的杂志截然不同。”

回归的《The Face》尚未完全准备就绪。杂志团队刚刚搬进了位于东伦敦 Brick Lane 的办公室;办公桌还没有到位,部分员工需要在摞起的耐克鞋盒上办公;会议室里没有桌子只有几把椅子。

新东家 Wasted Talent 的首席执行官杰里·帕金斯(Jerry Perkins)表示:“过去 15 年我一直在试图收购《The Face》。” Wasted Talent 最终于 2017 年从 Bauer Media 手中拿下这本传奇杂志。

帕金斯购买的第一本《The Face》杂志是 1980 年的 11 月刊。当时他才十几岁,而这本杂志也是《The Face》出版以来的第七期。他表示:“我真的认为我收购《The Face》的初衷就是源自于我所购买的这期杂志。”

帕金斯认为,如今正是重新启动新版《The Face》的最佳时机。他表示:“真正有意思的新东西往往诞生于出人意料的缺口期间。随着如今数字媒体的发展,没有什么可以识别新事物,能够说‘对,这一点很有吸引力,也很重要’,并探讨其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编辑布鲁佛特表示,他希望摆脱新闻推送文化的焦虑感,在网站上保持一个稳定的更新节奏。他表示:“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让人们静下心来、获得一些看法的空间。《The Face》之所以如此出众、我为何钟爱这本杂志的原因就在于,那些重要的话题可以产生激烈的碰撞。”

《The Face》曾经以发现青年运动而闻名,特别是新浪漫主义和 acid house 风格。布鲁佛特表示:“我不认为《The Face》创造了亚文化,相反,它把亚文化记录了下来。我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看到一个 20 岁的小伙子,他穿了一套马戏团领班的衣服:大飘袖白衬衫,头上戴着高顶礼帽。我真的希望还有其他像他一样的新群体。但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但亚文化的本质就没有发生变化吗?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年轻人通过他们的服装进行交流。如今他们则是通过手机来沟通。

布鲁佛特表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网站上制作大量的音频。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发短信而是互相发送语音信息。短信已经完全过时了。很显然,随着播客的兴起,音频将成为新的内容形式。”

除了办公室工作人员外,团队还将聘请一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创意团队,团队的内容发布者包括设计师格蕾丝·威尔士·邦纳(Grace Wales Bonner),以及 No Vacancy Inn 品牌创始人 Acyde 和 Tremaine Emory。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非常有吸引力,令你不禁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所发布的内容。

布鲁佛特表示:“这是一个新层次群体。这些跨文化领域的人才活跃在世界各地,他们做的事情要比记者所做的更加有趣。”

这个创意团队中的许多人将创意与商业、策划和营销结合在一起。《The Face》品牌总监杰森·冈萨尔维斯(Jason Gonsalves)表示:“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渊博。”这种模糊的身份界限对于全新《The Face》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反映出杂志向创意类别的一种转变。

冈萨尔维斯表示:“如何来完整讲述维吉尔·阿布洛(Virgil Abloh)的故事?他是一位创意总监、是一名设计师吗,事实上他是一位伟大的沟通者,那这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吗?这些身份根本无法区分。”

依据格曼在书中的介绍,创刊之后的前几年《The Face》尚能够从广告和发行中获利。2004 年,杂志宣布停刊之际,《The Face》的声誉也出现了滑坡,发行量已降至每月 2.5 万份,根本无利可图。重启的《The Face》将采用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冈萨尔维斯表示:“如何与人构建成功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将一个完全有理由留存于世的品牌发展壮大?”他谈到会考虑长篇纪录片、打造品牌内容、开展电子商务等。“我认为,将《The Face》真正的技巧带入这些领域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冈萨尔维斯很清楚他想要看到的《The Face》发展覆盖面。他表示:“我对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故事非常感兴趣。我们的读者对此知之甚少,但这又与他们有着密切关联。与此同时,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即看即买的做法存在矛盾之处;另一方面,读者可以在阅读时尚故事的同时,直接链接到可以购买这些产品的商店。这是一种无缝衔接。你必须要这样去思考。”

这听上去像是没有品牌“原罪”的 Vice。或许这就是出版业的新常态。

又或者,这只是一种品牌推广手段罢了。


翻译:熊猫译社 唐尘

题图版权:Tom Jamie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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