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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出了 11 本摄影书,Samepaper 背后是一群想表达自我的人 | 了不起的小工作室

文化

5 年出了 11 本摄影书,Samepaper 背后是一群想表达自我的人 | 了不起的小工作室

朱凯麟2019-04-23 14:02:03

“面对不屈不挠随时更新的 Instagram 信息流,摄影书不失为绝佳的解毒剂,一针到位,总能提供更为爽快和深入的阅读感受。”

摄影师袁小鹏在上海街头举起相机时,总会下意识地翻转镜头,采用竖构图。拍到后来,SD 卡里的几百张照片几乎没有横构图,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自然。“这可能是我对城市的一种理解,很多时候镜头需要竖过来,才可以把一个建筑放进去。”

大约从 2012 年开始,袁小鹏注意到一股出现在 Tumblr、Instagram 等图片社交平台上的街头摄影新潮流。全球的年轻摄影师好像盯着同一个命题。他们记录城市的视角,和上一代美国、日本的摄影师不一样;城市摄影师的镜头不再关注地标性的建筑、表达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情绪,而是“带着共同的任务:起床、出门、拍摄,以最快的速度上传作品,高大的建筑外墙、成排的玻璃窗成为最频繁出现的图像”。

这一观察,后来成为自出版工作室 Same Paper 于 2017 年印发的杂志 Closing Ceremony 创刊号 Street 的主题,内容包含 11 位全球各地的摄影师在城市街头拍摄的作品。袁小鹏的 12 张作品也出现在杂志中,标题是 “Vertical”(垂直)。

Vertical

2013 年,袁小鹏和同事王义军创办了 Same Paper——最开始,只有一个在微博上分享各式各样艺术书,摄影、时尚杂志的微博 SameStuff。没多久,他们就想干脆做一本自己的书,陆续有了 11 本摄影书,1 本杂志,以及一家经营了 3 年,藏在上海弄堂,时不时举办活动的独立书店。

Same Paper 在推荐一名摄影师时惯用的词语很朴素:喜欢摄影师 A。一个具有私密感的动词,但去掉主语,显得不那么强势。无论是自出版的摄影书,书店里选购的大量刊物,或是 Same Paper 自媒体账号上分享的内容,都凭借一种模糊的趣味在过去五年吸引了一批粉丝。以至于 2018 年夏天他们决定把书店关闭的时候,二十平米的小空间在最后三天的开放日里挤满了人

书店关了之后,王义军为了“专注于搞音乐”而离开,袁小鹏和 Same Paper 转移到线上,靠翻译国外杂志采访、推荐摄影师的栏目维持日常更新。不久前,他们又突然预告了第二期杂志和快闪店:“别担心!我们还在!”

很难一句话简单概括 Same Paper 「喜欢」的摄影师和出版物是什么风格——既没有纪实摄影对“决定性瞬间”的痴迷,也很少见到传统新闻摄影的“人文”,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微观细节和亲密到过于赤裸的肖像,观看者从这些缺乏叙事的画面中发觉幽默跟诗意。

他们也爱推荐“不好好拍照片”的摄影师,那些触碰媒介边界的作品。比如把截屏软件当作相机、电脑游戏当作现实世界的明尼阿波利斯摄影师 Dylan James Nelson,或是利用 Photoshop 夸张处理图像的小林健太

Same Paper 的日常推送

“比较新的那种影像方向的出版物,在国内其实没有。”袁小鹏告诉《好奇心日报》,他认为很多中国的摄影书还只是停留在记录、印刷美好图片的阶段,他更倾向于用摄影作品去表达、充实一个清晰的主题。“从杂志开始,我们用更多编辑的视角做内容,希望以这样子的方式让年轻人来理解新的视觉文化,有更多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来读。”

1、

经过 6、7 个月的排版、工艺,Same Paper 成立后的第一本刊物 Free Park 问世。它有很多独立出版物的那种一眼可辨认的“特质”:采用接近报纸的纸张和无装订格式,这种纸张对数码照片和摄影绝非最佳选择;封面是袁小鹏打扮成 Same Paper 的标志,一个勃起的小男孩的摆拍;排版时,故意加入三叶草的 Logo 伪装成商业广告,或是用错乱并置和碎片处理的图像向摄影师 Wolfgang Tillmans 致敬。

Free Park

Free Park 里面的照片,拍摄于袁小鹏从家乡江西来到上海生活的 2010 至 2013 年间。他在介绍语里写:“来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我开始拍摄大量的快照,或是用拍快照的方式进行摆拍,这期间其实拍摄了很多失败的照片,所以选择用报纸的粗糙质感印刷出来。”

Same Paper 早期几本出版物都有稍显稚嫩的私人色彩,概念先行,再用影像充实。一些画面基于袁小鹏的个人体验,比如 2016 年共享专车兴起时的这本 Daddy Got A Stinky Mouth ,少了出租车的玻璃挡板,让乘客与专车司机构成了一种更亲密的关系。

Daddy Got A Stinky Mouth(2016,50 页,印量 30 份)
“Uber 和滴滴的大多数司机都是中年男性。在这些付费服务的汽车里,某些时刻,我身边的陌生人感觉更像是我的家庭成员,尤其是父亲。当我们在如此近的地方交谈时,我经常闻到他的口臭,或者最终,他也闻到我的。”
A Tour in Vertical:内容是袁小鹏 2015 年 10 月和父母去普吉岛旅游时拍摄的部分照片。(2016,52 页,印量 30 份)
“那天岛上的天气一直在变化,时而晴天时而暴雨,游客们在海岛上的着装,以及色彩饱和度很高的旅游用品,还有充足的光照,等等这些都让我兴奋极了。于是在短短一天里我一共拍摄了 300 多张照片,大概是不同天气里的色彩,还有船上其他游客的小动作,反正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照片一直存在当时用的那张sd卡上,直到最近有一次整理照片时才翻出来。发现几百张照片全都是竖构图,居然没有一张横构图。”

“一开始想做自己想的主题,但要通过不同的作品去填充很难,也没有机会,就用自己的作品填。”袁小鹏说,“这些东西比较像我们的一个观察、研究。数量很少,都是几十份、几十份那样地去做。好像艺术家做一个装置,你不会想去复制。”

Food Issue 是 Same Paper 2015 年为已故摄影师任航出版的摄影书,包含 52 页任航本未计划发表的作品。当时的任航已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接受媒体曝光,但其公开的照片只是每次拍摄的海量图片里任航认为最完美的极少数。

“在我们和任航平时的接触里,看过他不少没公开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他拍照时不经意露出了脚,或是用脚给男孩们喂食和踩脸的照片,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于是想到把这些照片编辑成一本关于脚的合集。”

Food Issue 任航(2015,52 页,第一版印量 100 份,第二版印量 300 份)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国外的出版社在做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他身上有什么特质。”袁小鹏表示,他们连哄带骗的说服任航提供这些照片,并相信整本书看似幽默和无厘头的气质刚好接近“我们所认识的任航”。

尽管任航后来接受采访时,常常拒绝从争议性的角度解读自己的作品,他说“照片就是我的生活,没什么可说的。”但因为那些图像毫不保留地展现了中国不同性取向年轻人的裸体,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成名后由私人进入了公共讨论。

Food Issue 挑选的“未公开照”削弱了这种对抗的标签,像一本朋友圈的相片集锦。为此 Same Paper 还额外增加了一块蓝色餐布,呼应主题的同时也有弱化色情的意思。

德国摄影师 Wolfgang Tillmans 是袁小鹏喜欢的摄影师之一,Tillmans 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这家摄影自出版工作室后来对待作品的方式。

“我不想成为一个所谓的同性恋艺术家。”这位 50 岁的透纳奖得主曾表示:“即使同性恋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但是作为日常出现,并不代表什么‘他者’。”

总会有人在 Tillmans 的摄影展上忍不住问,为什么很多照片看起来如此平庸,却可以摆在画廊。他 2017 年在泰特美术馆的个人展《2017》对此有个解答,那些人们在照片里跳舞、汽车前灯的特写、男人的臀部……等旧有的图像和 2017 年遥远的政治问题产生了呼应,反映了一个舞池关张、偏见加剧的新社会。事实上他本人可能是当代最深度介入政治议题的摄影师,Tillmans 近两年一直利用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发布他制作的反脱欧海报。

摄影的功能早已由记录转变为表达。找到一系列图片的意义是最优先的事项。

经过 Same Paper 编纂的照片或许不会成为一幅伟大的影像,更像是一本从信息流里筛选出的新鲜读物。而随着袁小鹏自己的“阅读量”不断增长,他想要表达的主题也日渐清晰。

2、

紫色封面,大开本,在上海印刷,手感相当厚重。Closing Ceremony 杂志印量 800 份,是 Same Paper 迄今印量最大的一本刊物。杂志售价 200 元人民币/30 美元,花了半年时间售罄,其中超过一半在国外售出,像是东京茑屋书店、纽约 MOMA 艺术商店、洛杉矶 MOCA 美术馆……这是一份颇有影响力的分销商列表。

Street 还入围了致力推荐优秀独立杂志的网站 Stack 2017 年度的最佳摄影类别。在 Stack 的采访中,袁小鹏以创意总监的身份说:“Same Paper 希望为那些还没获得市场认可的新摄影师提供一个平台,展示他们的作品并与世界进行对话。”

第一期杂志问世前,Same Paper 已经在 4 年里做了 9 本摄影书,包括任航的 Food Issue 、韩国摄影师 KangHee Kim 的 Magic 、法国摄影艺术家 Maxime Guyon 的 Toothbrushes 等。

这份清单多少体现出他们想要获得全球影响力的野心。从第七本出版物开始,首发渠道就从书店、公众号变成了纽约、东京等地的艺术书展,这是他们扩大影响力的方式。

“其实在 2015 年底我们就做好准备第二年去趟纽约,跟大家社交一下。我们当时在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要跟亚洲有关,又不那么沉稳,我们也不想跟那些有名的画廊摄影师合作。后来我们就在网上找到了这个 91 年的韩国摄影师 KangHee Kim。”

KangHee Kim 如今在 Instagram 上已经有 26 万粉丝,被 PDN 选为 2019 年 30 位新锐摄影师之一,她为人熟知的照片创作手法——用 Photoshop 篡改照片,人为创造她厌倦等待的惊喜瞬间——也是从 2015 年开始的。小有名气之后,她的单张摄影卖 600 美元一张,印量不超过 30 份。运动鞋、香水和酒精饮料公司都寄礼物给她,想让她在社交网络上拍自家的产品。

袁小鹏和王义军刚到纽约见到她时,KangHee Kim 是个“大学刚毕业,没有什么名气,每天在家做图、拍照”的女孩,“这个人很疯狂,她每天都在做作品,不干别的事情。”

Golden Hour:这本摄影书以落日为线索创作,按色调及线性的时间变化排序。KangHee Kim 用 PS 植入自己幻想中的情景——因为签证限制,她有超过十年无法回到韩国,也不能离开美国。(2018,136 页,印量 666 份)

Same Paper 通常靠社交网络发现、联络上全球各地的摄影师,但有时候书店里的顾客也会带来惊喜。

2015 年秋天,瑞士洛桑艺术学院讲师、艺术杂志 Verities 的特约编辑 Joel Vancheron 在朋友的介绍下走进 Closing Ceremony,当时,他在上海参加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的驻地艺术家项目。Vancheron 刚编写完两本视觉研究的新书,需要一个发布场地。袁小鹏回忆:“店里的那些书你摆在那,他一走进来,每本书他都知道是谁,哪个人是他的朋友这种感觉。”

Joel Vancheron 后来受邀为 Street 杂志撰写评论,题目是《街头摄影与隐喻的城市》:“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城市领域记录、观看和编纂的方式。智能手机拍摄或 Photoshop 严谨构图的数码照片,从一个屏幕漂浮到另一个,变成我们何以呈现和看待周遭的世界。”

杂志收录了谌利和袁小鹏镜头下的上海、水谷吉法和伊丹豪拍摄的东京、David Brandon Geeting、KangHee Kim 捕捉的纽约,以及伦敦、阿姆斯特丹、墨西哥。

镜头里的全球城市景象看起来异常相似。

用 Vancheron 的话说,新一代摄影师的镜头里出现了一种“全球化、通用版本的城市”,他们对内部结构更感兴趣,善于捕捉城市街头诗意和幽默的细节,不屑去描绘城市的现代性。

“对我来说,这些图像更像是绘画,它们非常地安静。”David Brandon Geeting 收录在杂志里的照片此前主要在 Instagram 发布,每次更新他都一口气上传 20 多张,Same Paper 形容他是——“仿佛让自己的关注者遭遇一次视觉风暴。在 Geeting 的照片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日常环境里新的趣味。”

杂志以外,袁小鹏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 Same Paper 2017 年 9 月为瑞士摄影师 Maxime Guyon 出版的 Toothbrush (牙刷)。

这位曾为耐克、倩碧、标致 508 SW 拍摄未来主义广告的摄影师刚好是 Joel Vancheron 的学生。双方的一切沟通都在网络上完成,袁小鹏 2018 年 11 月的巴黎艺术书展才真的见到 Maxime 本人。“他很喜欢《牙刷》这本书。因为我们还是个中国的出版社,有这种工业化的背景。”袁小鹏说,“这本书在欧洲很好卖,可能他们比较喜欢这类抽象的主题。”

为了契合主题,他们找到工厂,真的用牙刷常见塑膜包装的方式把书包了起来。

Toothbrushes(2017,72 页,印量 400 份)

袁小鹏很满意 Maxime Guyon 对《牙刷》的解读。“他比较像一个艺术家那样在工作,明确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做。”

在 Maxime 看来,各种通过微距视角放大的牙刷是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产品”的一个比喻,甚至暗示了图像经济之下摄影技术本身的功能转变——他还特意模仿 iPhone X 广告为这本书制作了宣传片。

但光看 Toothbrush 里的照片本身,你显然无法了解到所有这些背后的想法。

Maxime 只是越来越多尝试为数码照片赋予丰富含义的年轻摄影师之一。社交网络如今不是摄影师们注意力的分散,而是必需品,但他们也希望让作品从成吨的图像流中脱颖而出。

袁小鹏表示,每当 Same Paper 联系上一位摄影师,即使远在天边素未谋面,他们都很乐意合作出版点什么。Same Paper 用来概括自出版的那句话对摄影师们同样吸引人——“面对不屈不挠随时更新的 Instagram 信息流,摄影书不失为绝佳的解毒剂,一针到位,总能提供更为爽快和深入的阅读感受。”

3、

简单来说,这些摄影创作者尝试解答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个图像爆炸的时代找到创作动机,搞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

2011 年,美国艺术家 Chris Wiley 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在一个“完全被照片和数字上传者支配的世界”中,“拍摄一张完全独创、动人照片的可能性被彻底质疑了。”他发现,越来越多美国摄影师开始依赖其他的媒介,而运用摄影的艺术家们则开始强调电脑技术的融合,如同过去暗房里花里胡哨的噱头。

Same Paper 创立的 2013 年,Facebook 上每天有 3.5 亿张照片被上传,Instagram 每天新增 9500 万张图片和 42 亿个赞,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交网络发展的转折点,微博减少的 9% 用户有 4 成流入微信,腾讯两年后说,朋友圈每天上传 10 亿张图片。

人们对图像的狂热场面似曾相识。福柯在 1975 年的一篇文章《照相式绘画》中勾画过一个十九世纪后期“全民卷入”的场面,所有人几乎着迷于“形象”的游戏:“照片上的形象和画布上的形象可以快速交流,在画布、感光片和画纸之间完成感光和印刷。一切新的手段都用上了:在照片上自由移位、挪位、变形、模仿、伪装、复制、重迭、还有特技。灵活多变、毫不顾忌使人开心不已。”

让“全民卷入”的那股力量,过去是照相技术的发明,如今则是照相的泛滥。

摄影自出版的潮流在这样一个时代卷土重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前出版人 Bruno Ceschel 2011 年创办的 Self Publish, Be Happy,迄今发布了约 2700 种刊物。Ceschel 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传统出版界的崩溃和个人印刷技术的促进,独立出版的艺术书和书展成为当代创作者交流的管道。“我认为人们今天出版作品的方式让摄影师这个职业变得更加复杂,部分是因为互联网让他们看得更多。”

这股文化已经在近几年蔓延到中国。宁波的《假杂志》、无锡的《无像》,都在做和 Same Paper 类似的刊物。许多独立艺术家也开始把作品印刷成少量的纸品,介于杂志和小册子之间(通常称之为 Zine)。但他们很难像拥有成熟分销网络跟消费者的外国同行那样自给自足地运作。

伦敦的 Palm Studios 2018 年一口气发行了 5 本摄影书,还合作出版了一本摄影杂志,对这样的“超高效率”,Same Paper 在他们对创始人 Lola Paprocka 的一篇访谈文章里表示了“震惊又好奇”。

算上袁小鹏,Same Paper 目前有 5 个人,大都是媒体出身,2 个是实习生。用来养活自己、支撑工作室运作的各类商业摄影项目占去了平时一半的时间。“我们现在分成两队,有专门的人在管自己的产品,另外有人对接客户,我自己的话就是什么都做,乱七八糟。”

仅在周末开放的独立书店 Closing Ceremony 曾一度是袁小鹏和王义军的办公地点。2015 年夏天他们从《周末画报》辞职,决定用积蓄租下这个空间,购置足够填满货架的外国摄影书和杂志,三年来,这里周转过 40 多家出版社的摄影书和艺术书,100 多种独立杂志,涵盖时尚、摄影、性别文化、体育等领域。

谈到为什么要给店取名叫 Closing Ceremony(闭幕式)的时候他们说:“自出版行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年轻的创作者们总是毫无征兆地停止阶段性创作,并且由他们自发创办的小型实体空间通常因为没有太多经营经验和资金而扛不了太久,于是‘闭幕式’成了这个行业的常态。”

房东涨租,书店关闭。转移到线上的 Same Paper 如今越来越像个不定期产出纸质作品的自媒体。

“现在我们做的东西就会去想比较多。以前不会想说要在市场上面做什么,可以送到哪里去。现在考虑比较多的是做多少量,多少分到某个地区卖。”

“(印)600 本卖 300 本的话,300 本能把成本赚回来。在海外的话,都是成本价,还要自己付运费。”

春节后的一段时间,袁小鹏都在忙着赚钱,同时调整将在 4 月发布的第二期杂志的内容。“这次我们放了一些有画廊背景的摄影师,名单和第一期完全不同,花了很多时间在联系沟通上。”据说新一期的杂志邀请到了为巴黎世家拍 2019 年春夏系列广告的美国摄影师 Buck Ellison。

尝试绑定艺术气质的时尚界过去两年对独立摄影师的关注有所增加,为行业带来了更多收入,让他们可以不依靠画廊和机构体系生存。Closing Ceremony 第一期杂志就有出现素然、江南布衣的广告,他们最近也打算为面向商业品牌的 “Same Service” 扩员 1 名。

至于袁小鹏自己,他说,第二期杂志里不会出现自己的照片。而且短时间内他也不打算再通过 Same Paper 给自己出书。“我可能会选在一个更好的时机,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比较系统地给我喜欢的出版社看,想让自己喜欢的,出版社和杂志也喜欢我的作品。”


题图来自 Sam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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