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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当年那个亢奋的年轻人谈起互联网往事 | 1999 回忆录⑦

文化

许知远,当年那个亢奋的年轻人谈起互联网往事 | 1999 回忆录⑦

孙今泾2019-03-22 06:32:34

我们采访了几位最早的互联网记录者,希望通过他们还原那个时代。

中国商业今天的格局,基本上被 20 年前成立的企业塑造了,这一点谁也不会想到。

搜狐,1996 年 8 月成立。

网易,1997 年 6 月成立。

腾讯,1998 年 11 月 11 日成立。

新浪,1998 年 11 月 30 日成立。

阿里巴巴,1999 年 4 月成立。

携程,1999 年 5 月成立。

当当,1999 年 11 月成立。

盛大,1999 年 11 月成立

……

在 1999 年的互联网创业不完全版图上,我们能看到这些如今依然有影响力的公司:

网易是当时访问量最高的站点,邮箱和个人主页业务如火如荼。28 岁的丁磊从广州赶到北京领奖,4 年后,他将位列胡润富豪榜的榜首。

张朝阳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到北京,成为最出名的互联网创业家。他将公司改名“搜狐”,听起来和互联网创业传奇“雅虎”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志东被任命为新浪的总裁兼 CEO。此前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发出了 Windows 中文平台系统,并创办以软件为主业的四通利方。现在他开始转向互联网业务,此时距离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不到一年。

腾讯推出了即时通讯软件 OICQ,也就是后来的 QQ。市面上叫类似名字的产品不只一家,它们都模仿一家以色列公司的 ICQ。起初 OICQ 很卡。两年后,在深圳华强北的办公室里,马化腾为融资苦恼。

马云从北京回到杭州,尽管阿里巴巴的业务尚未明晰,但他登上了次年《福布斯》的封面。人们对他最突出的印象是英语好。

携程旅行网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几位联合创始人中有资本运作高手沈南鹏。

当当网模仿亚马逊,开始在线上销售图书。第二年,雷军担任总经理的金山软件将卓越网的主营业务也改为网上书店。

同一年的 11 月,盛大网络成立。两年后,盛大独家代理的韩国网络游戏《热血传奇》将会重新定义流行和沉迷。

这些企业背后,是形形色色消失和被遗忘的同业和竞争者。他们有的一时风头无两,最终归于沉寂;有的虽然改写游戏规则,但最终被又一轮创新者颠覆……

我们采访了几位最早的互联网记录者,希望通过他们还原那个时代。

他们中有人把它比作伍德斯托克,有人回忆起从未有过的自由、无限制的环境,有人赞美财富的积累有了全新的方式。

“勇气”“坚持”是最常被提到的词汇,甚至超过了“理想”。当然还有,“运气”。

但也有人认为,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在当时都觉得稀松平常;那些后来成为创业英雄和财富榜样的人,就是身边的普通人,那会儿你根本无法一眼认出他们来。

我们陆续刊发这些记录者的口述和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第七篇。


2001 年, 25 岁的许知远出版了两本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取名自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集。大萧条到来前,菲茨杰拉德热衷书写青春爱情和美国的上流派对,乐此不疲。

另一本《纳斯达克的一代》,听起来就像《经济学人》或《大西洋月刊》的重磅专题。马克·安德森是纳斯达克一代的代表,发明网景浏览器时,他才 24 岁。同年 8 月,网景 IPO 让马克成了亿万富豪。

马克·安德森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没有后台,却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赢得荣誉、财富、美女。”许知远在书的后记里写。在中国,人们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偶像,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张朝阳。2000 年 4 月 8 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互联网是永不破灭的泡沫。”这句话被摆在了后记的开头。

在 1999 年讴歌青春和互联网文化,完全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儿。“1999 年的夏天北京的空气里充斥着这种蠢蠢欲动的气息。我突然发现,我周围同学都已经开始讨论休学创业问题了,而在北大东门曾经拥挤了文学青年与艺术青年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时髦男女频率最高的谈话是‘我做一个网站’。”

1999 年,许知远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休学一年。他开始为报纸、杂志撰写稿件,并希望成为李普曼、亨利·卢斯那样的人,创办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体。他的文笔大胆老道,对美国文化如数家珍。这年冬天,许知远加入一家 50 人左右的创业公司,他们希望做成中国版的 GQ,而且是线上的。他的宣告真诚又略带表演性:“我坚信,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这家公司最初的三个月度过的。”第二年 5 月,许知远离职。新东家是 1999 年成立互联网公司 e 龙。e 龙发展迅猛,但打动他的是两位创始人自由的硅谷做派和美国背景。

可到了 2001 年,事情变得复杂、让人困惑。彼时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纳斯达克指数走到 5048 点后开始持续下跌。玛丽·米克尔过去是助力网景的股价由 18 美元升至 171 美元的华尔街明星分析师,她说的“pageview 比短期赢利更重要,eyeball 比财务状况更关键”备受追捧,此时却成了众矢之的。中国的创业公司搜狐和网易在纳斯达克“流血上市”。网易因为提供了虚假财务报表在 2001 年 8 月被停止交易。而王志东,34 岁的中关村技术天才,刚刚被董事局踢出了他一手创立的新浪。

人们都感到,“中国互联网业青春期的正式终结”。美国也一样,本来摆满技术精英的办公桌、厚得能“砸死人”的新经济杂志 Business 2.0 “(2000 年)12 月 26 日那期广告就比上一期减少了 100 页”。

尽管如此,年轻人想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愿望没有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消退。因为“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衡量这场运动是愚蠢的”。因为“我承认我们惊羡于财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视线被令人吃惊地撕开了”。许知远写道。

“我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当时的愿望也与之接近。中国在 1986 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申请。在 1999 年,15 年的谈判(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到了最后关头。和美国的谈判已经进行了 25 轮。

那几年,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找到了一家已大获成功的美国公司作为标的。这场模仿运动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移动互联网兴起时才稍有缓和。

不过,裂痕在 1999 年也已出现。这年 5 月 8 日,美国轰炸机发射的五枚弹药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伤亡。各地都出现了反美示威游行,带头的是年轻学生。但游行结束后,他们似乎还是照计划行事。1998 年有 17622 人出国留学,2000 年增长了超过一倍,有 38989 人。其中有超过一万人去了美国。

今年 3 月初,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许知远。他如今的行程很满。一方面是因为他创立的“单向街书店”正忙着门店和业务的扩张。同时,他参与制作了备受争议的视频节目《十三邀》,并计划在近期推出一档新节目。出于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转型时期历史的着迷,许知远还在写一本关于梁启超的书。

和多年前一样,他依然认为“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衡量这场运动是愚蠢的”,他希望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谈一谈 1999 年和此后 20 年的互联网发展。但不可避免地,这会触碰到“房间里的大象”。这让他在表述时感到痛苦。

我们尽量保留了对话的原样。

Q: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美国都有一种想象, 但是您的想象好像和创业者的想象不一样。我就想从 1999 年大家对于美国不同的想象开始聊起。你那个时候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待互联网热潮?

对我来说,当然是更大的启蒙过程的一部分。这次启蒙是以技术和资本为驱动来进行的。硅谷让我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之前我可能受过 1960 年代美国自由文化的启蒙。但我最喜欢的美国文化,可能是新英格兰那种文化,19 世纪爱默生(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那种文化——真正的个人主义,寻找到自我,更充分地理解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很多次浪潮在驱动这样的变化。从康德说“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开始了。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35 年和一些知识分子创立了“超验俱乐部”。他一直信奉“无限的个人”,直到晚年。图片来自 wikipedia

80 年代在中国也是启蒙的,他们可能是通过尼采、通过弗洛伊德,通过这些人文思想启蒙。而 90 年代的启蒙对我来说是通过硅谷的新的技术、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平等精神,包括信息的平等化。

我当然激动了,那意味着年轻人的可能性。那种感觉我不好复述,你可以看看我当时写的文章,叫《我曾是一个 dot-commer》,一个年轻人的兴奋心情。我以前只能在北大仓库里买到五块钱一本的 Time 杂志去看那个世界,突然通过互联网看到很广阔的一个世界,看到年轻的商人们——当时张朝阳是我很崇拜的一个对象,突然可以这么直接地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这是个非常大的鼓舞,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平等的精神。

Q:你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和张朝阳的一段采访,你那时候应该在 PC life,你说你想让张朝阳知道“你面前这位年轻的记者是未来中国的沃尔特·李普曼。你不过是创造了中国的雅虎”。

嗨,年轻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自我的骄傲。其实你现在回看,李普曼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坐标。

对我们说,张朝阳他不仅是个商业人物,那时候他是个启蒙者,意义非常重大,他把一种新的声音、新的理念带入到中国。 我始终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波浪潮,比如说张朝阳、田溯宁那批人,他们身上都有很强的启蒙意识。到了 2000 年之后,它慢慢变成一个正常的商业形态,它的崭新性慢慢消失,更朝气蓬勃的、更有开放性的东西就会减少了。 到现在互联网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生意,它不再具有原来那种精神,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初期必然是更有朝气的、更打破禁锢的,全世界当然也是,中国更明显了,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疆域,新的空间。

Q:聊聊你自己的 1999 年,那个时候你休学了。

对,我休学了。因为我实在不想上课了,实在太头疼,我就去找事情,然后顺便就创了业。1999 年先去《三联生活周刊》,我待了几个月,它是我知识趣味形成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我始终也没对商业真正感兴趣过,我还是对思想经验感兴趣。又去 PC Life。然后我和王锋,我们做了一个网站叫 Sir. China,中国先生网。

突然觉得生活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精神上的和物质上都是的。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每个月挣 8000 块钱。你想 99 年,对一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 8000 块是很大的一笔钱,可能相当于我父亲好几个月的工资。

Q:意识到了“美国精神”里财富的那一面?

对,也是一种解放。有了经济保障,你的精神某种意义上可以更自在。后来意识到我们只是泡沫的一部分,但这个泡沫也是必要的,因为泡沫会慢慢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后来中国就慢慢被互联网改变了。

Q:当时创业为什么很快就结束了?

我提前走了,因为钱花完了,正好赶上泡沫。我们其实想做一个网上的 GQ。所以后来王锋果然做了 GQ 的主编。它都有内在逻辑的。

Q:如果有钱的话就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有可能,因为当时美国也有这样的新的网站,Men’s Journal,他们就想做网上 GQ 的感觉,新型的男人杂志,同时把时尚和思想混在一起。

后来还去了 e 龙网。我当时负责一个 30 多人的部门,做内容总监。e 龙那段时间是门户网站,它后来才变成一个纯粹订票的网站。那时候新浪是目标。做了三个月就离开了,因为不适合上班,受不了,我头疼。已经是很自由了,但毕竟还是个公司。后来我真创业之后,就知道你还得来上班,你不可能(像书里写的硅谷)那么自由。

Q:1999 年还发生了反美的示威,你也去了。

那是凑热闹。我是觉得好玩,没去参加游行。

Q: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们学校有大巴把大家拉到三里屯去。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大家要去?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想去美国留学,都在考托福,申请美国大学。我想理解一下。

Q:你怎么理解的?

嗯……我觉得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展现。我以为是很短暂的,但没想到它是个漫长的阶段的开始。非常两面性,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很两面性。第二天一点都不耽误他们去签证。

Q:你那个时候没有想去美国留学?

想去,但我的 GPA 成绩太差了。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更年轻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我现在的人生轨迹是不是会很不一样?不知道。

Q: 2002 年你第一次去美国,是《经济观察报》派你去做访谈吧。什么感觉?

非常亲切,因为那是我阅读的世界,它变成真实的世界。当然也有反差,阅读世界跟真实世界之间比较也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讲,是一种很亲切熟悉的感觉。

Q:我看张灏写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它里面提到梁启超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觉得跟他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很失望。

他们那时候中国跟世界的差距更显著,包括文化上的差异。我那时候已经没那么显著了,现在就更不显著了。没那么强烈。而且我待的时间很短,就一个月,构不成那样的……浮光掠影,去了很多城市。

Q:那几年有一大批的商业媒体在中国出现。《经济观察报》也刚办起来,它想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那时候挺明确的,我们想做一个商业类的知识分子的报纸。

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的创办人比我们大七八岁、十岁,我们身上还是受 80 年代启蒙文化的影响,我们仍然有这种意识,想把更好的、更多元的思想传入到中国。 那时候中国又是一个想要特别开放的状态,刚加入 WTO,有很多东西要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学习。所以我们报纸在当时是这么一个桥梁,我们像一个“新的知识分子 + 新型商人”的混合体。商人和知识分子应该有某种联盟的关系,是一种共同体。

《经济观察报》很快就变得非常有影响力。我们写了一些非常假装学究化的文章,那么多商业人物喜欢看。这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教育背景导致的。那时候普遍来讲大家对精英文化有一种渴望和向往。而过去十年基本上是俗文化的共同体,不管什么样的人都用过分接地气的语言来表达。

图片来自经济观察网

Q:精英指的是知识上的,还是财富上的集中?

当然是知识上,观念上的。那时候我们没钱。

Q:你怎么看待 90 年代特别流行的“知识英雄”这样的说法?

对,那也是个转变。《知识英雄》,刘韧写的书。那是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把知识和财富产生关系。那之前没有人会觉得知识和财富之间是有关联的。在中国,知识在知识的世界里,商业在商业的世界里,那一刻就结合起来了。

当然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知识只是某一类的知识,某一类的知识跟财富更密切相关。但也确实变了,现在成功的商业确实是以处理信息为主,但它不是我们想的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反而变得越来越边缘了。

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么清晰,认为所有知识都可以转。所以那是一个很乐观的年代。

Q:后来王志东被踢出董事局的时候,你也写了一篇文章,认同当时流行的观点——这是青春期的终结。

最初的创业者要让位于一个更成熟的制度和管理。股东的利益,资本的意志,创业者要服从这样的意志。他们之间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么一个最初的创业者、更理想主义的人出局了。

Q:你拿王志东跟乔布斯相比。

唉,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我哪懂啊,我不乱写嘛。我就说,希望他有第二次嘛。乔布斯也被踢出去过。类比都是无法非常确切的,年轻的时候更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精确性,都是直觉。

Q:1998 年北大校百年校庆,那时候什么样?

挺热闹的。那时候已经开始被官方垄断了, 但仍然有相对自由的空气。余杰就是那时候起来的。有一批民间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挺活跃的,朱学勤、刘军宁……也出了很多哈耶克的书。97、98年,你可以说是相对开放的、思想活跃的时代,虽然不懂商业,但就是信赖市场经济,某种程度上相信历史的终结……现在的舆论环境我这么表达也不对,反正你也没法充分表达。

Q:你刚进大学的时候,你对北大的想象好像是另一种。

我活在 1920 年的北大和 1980 年的北大,活在两个时期,不活在真实的北大之中。

Q:你在北大的时候,互联网文化已经变得很热了,你说大家都去追逐,那是一种什么气氛?

他们都要进大公司,去做跟互联网有关的事情。比方说去搜狐、新浪,包括进IBM、 HP 都是很重要的选择。 那时候没有什么创业条件的。当时没有风险投资这样一个平台,这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才突然到处有足够的金钱,拿到五十万、几百万都是很正常、很小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怎么可能呢?

包括做媒体的,那时候《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这些东西都很受欢迎。PC Life 不都是这样的嘛?我跟着王锋去的,挣点儿零花钱。没别的意思。

Q:你为什么有一种很不想谈论 1999 年、不想谈论自己过去的感觉?

有什么可谈的呀?因为我都写过了,我的记忆并没有比当时写的时候更清晰起来,那些经验也没变得更重要起来,就没有必要去想它们。

Q:单向街是 2013 年融到一笔钱的。你也作为创业者去参加一些活动。你自己肯定也变了,你观察创业的氛围有什么变化?

我开始就有点怀疑这次创业浪潮。怎么说呢…… 一件事情变得太时髦了,我都比较怀疑。我创业的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呢?我想想……大公司当然已经非常成功了, BAT 已经非常稳固了。流行的是什么呢?黄太吉是吧。对,互联网+,互联网概念。我开始就有点怀疑,我觉得怎么这么轻巧就会发生呢?

而且我很讨厌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把自己变得自我英雄主义,自我浪漫化。然后夸张里面的苦涩,夸张里面的艰难,变成很奇怪的一种精神状态。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Q:1999 年那批人,他们的创业文化是否一样?

那批人已经非常成功了,要不就不做了。应该是 2000 年初和他们见得比较多,那时候我做报纸嘛。我记得 2002 年我跟马云他们在复兴门喝咖啡。我就觉得,这个人口才太好了,但我都不知道阿里巴巴是干嘛的。我就知道这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家。没别的。

变化都是在 2007、2008 年之后陡然发生的,变成一个巨大体量的公司。之前没有太深的感受。

1999 年代末创业那批人,当然不是说所有人,主要的人,都成为了 empire builder——成为一个帝国的创造者。

说句实话,马云、马化腾他们这代人其实很有点像数字时代的洛克菲勒、摩根。这代人创造一个巨大的帝国,后来这代人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历史上只有很少的几代人有这样的机会,比如刚修铁路的时候,刚发现石油煤矿的时候,或者刚创造印刷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赶上了,所以他们是一个瞠目结舌的成功。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在 1870 年创立标准石油,全盛期垄断了全美 90% 的石油市场。洛克菲勒是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豪。图片来自 wikipedia

我们仍然继续在向一个数字化的社会转移,也出现一些新的产物、新的人,但不再具有昔日这些帝国创造者的机会了。这是大的一个区别。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们,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王兴他们也很了不起,能再次创造一个小的帝国。groupon,还有陌陌……我其实比较冷感,我很晚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一开始也是怀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对商业的变化很敏感的人。本质上不太敏感,也不太感兴趣。

我仍然是在寻找商业背后的意义。90 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带来很大的启蒙价值。那这批移动互联网,造成新的社交关系,那是在 Facebook 之后,新的人际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一直对商业和技术背后的社会冲击、社会影响更感兴趣。

Q:1999年造成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冲击呢?

当然非常巨大了。我觉得就在 90 年代末之后,大概有十多年时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商业很活跃的时刻,商业迅速膨胀生长的时刻,这跟互联网技术有很大的关系。社会的学习的曲线、重组的方式,跟这场技术革命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 90 年代之后,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就是商业技术的影响,娱乐——像好莱坞电影这样的直接冲击,不再是思想文化上的冲击。所以美国的技术语言,商业语言和娱乐语言是非常强大的,是支配型的。

过去三、四年,因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人觉得中国已经不输给美国了,觉得美国失去它的这种光环了。这个背后有媒体舆论导向造成的结果,他们在鼓励某种情绪,慢慢倾向会发生变化,不能更公正地谈论美国。而且过去四、五年,舆论有一种盲目的自得。

一部分这是正常的——当一个国家兴起之后,它对外部世界看法会慢慢改变。美国的爱默生时代,盲目崇拜英国,盲目崇拜欧洲,所以爱默生也提醒他们,美国人你要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你自己的手脚来走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中国一样,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东西。但这种更独立的思考,更公正的观察,是要以诚实的基础展开,而不是以扭曲的信息的技术展开。

Q:你觉得这和 90 年代那一波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有什么不同?

……那次更是防守型的,现在更是进攻型的。这个东西就很烦,如果绕开一些东西,谈都是瞎谈。背后最重要的是,“房间里的大象”在起什么作用。

Q:换个话题,1999 年这波创业和 1992 年的创业有什么不同?

1999 年是个巨大的升级,带着同步的技术和资金进来:拿的是美国风险投资的钱,直接用了他们最新的技术手段和工作方式。1992 年还是内部商业性流通的激活。很多小的工厂,小的工业革命,但它属于整个制造链的下游。中国进入更全球的市场这么一个过程。

1999 年是更小的规模,但起步就是一个相对同步的过程。中国第一次跟全球技术革命差不多同步了。 过去几年,大家认为我们至少在移动支付、移动领域是个全球领先者,这种心态的巨大变化也是对西方态度变化的很大原因。

但我的意思就是,中国这么巨大的资源和潜力,如果有更公平的政策和好的方法,可以更显著地爆发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全世界有人这么像中国人这么爱生产,这么爱消费的。

Q:你会怎么理解互联网在过去 20 年的发展?

可以找几个节点。

中国互联网是怎么兴起的?是一群留学生在美国看到中国在 1990 年代之后越来越开放,他们带着钱回到中国开始创业。这是第一阶段。2000 年上市,美国资本非常明确地进入,大家看到财富的神话,丁磊这么年轻成为首富。

泡沫崩破之后,几年的萧条时期,其实是下一波人开始酝酿。阿里巴巴、腾讯,他们到了 2007、2008 年左右建立了一个新的 BAT。

互联网一开始是个新的空间,大家分享信息就行了。当真的鼠标和砖头结合在一起——阿里巴巴卖东西是最典型的,互联网世界和实体世界嫁接在一起了,立刻诞生一个新的巨大经济体。这背后又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完全吻合。中产消费开始兴起,腾讯的娱乐消费文化跟它结合。

这后面又是华尔街的危机,整个西方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模式开始诞生了,奥运会之后,它们就产生一种新的结合。

2008 年之后,更强的国家意志出现了。到了 2012 年、2013 年之后,又发生新的变化,因为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加强。所有的新事物要变成旧事物了。巨大的 BAT 又变成带有市场特性的国企了,变得很稳定。它不再代表当年那种新生的东西。整个社会就开始固化了。

2013 年、2014 年之后也是一个资本财富的积累,无处释放的阶段。这个国家很多地方是无法释放的。风险投资其实还是盘子很小的一件事情, 几百亿就会显得非常风生水起。其实没有多少钱,突然激起了一个新的浪花吗,形成一个巨大的媒体神话,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

大概就这么几波。这个过程中你要寻找几个方向,既有互联网企业自身的垄断扩张的欲望,也有政府对新技术的理解的过程、学习的曲线,怎么把它变成自己体系的一部分。最终也变成了一部分。还有一条线就是,最初启蒙是个人通过技术获得自由,现在个人获得自由了吗?还是说技术已经把人包裹在新的一个荧光屏的束缚里面?

这里面的核心,对我来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2003 年、2004 年的时候,西方就开始警告说互联网这东西不是都是自由开放,它有另一面,可以跟权力结合在一起。现在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而且互联网是冷战之后一种全球化的象征。它真正扩展是 1990 年代,那是一个历史终结、美苏冷战结束的这么一个时代,一个认为无国界的时代,它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到现在大家又开始重新建立边界,英国要脱欧,民族主义开始重新兴起,各个国家的贸易壁垒开始出现。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从前是很希望中国变成利益相关者。互联网在这么一个时代,它也产生新的变化。你看俄罗斯要脱离国际互联网。

所以对我来说,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代人想分享的全球文化,现在遇到很多的新的壁垒。就是这样的感觉。

包括 Google 退出中国的事件都是很重要的。Google 不退出,百度不会这么糟糕。现在中国人至少在互联网世界是多么大的精神污染,全是最糟糕的词汇、糟糕的东西混在一起,就像一个信息垃圾场一样。这是过去五六年最显著的一件事情。

北京清华科技园的原谷歌办公楼,图片来自 wikipedia

Q:但一些人认为,如果 Google 没退出中国,Facebook 没有被屏蔽,百度和腾讯不会发展得这么好。

对,但那种好是公司层面的,并不是对社会层面的最好。

另一个就是,互联网带来了文化上很大的民主——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平民化。因为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相对更固定化、更强大。所以我们的平等冲动就发泄在文化领域了。所以在我们的互联网领域,精英文化是最快被摧毁的。我们进入了一个混战、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没有更高,没有更低,都是一样的。这也是社会的另一种能量转移。

你没有自己的社群,没有表达自己的空间。突然在互联网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每个人都会讲话。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表达,所以我们的互联网特别容易站队。当然全球都容易站队,但是中国会更显著。

Q:创业是不是对于经济平等的强烈渴望?

这可能是中国一直依赖的经济形式的延续。在过去更传统的商业时代,每个人都要开个小铺子。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更长期连续性的组织的形态。 你看日本企业可能上百年,但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形态,就会不断涌现各个小的独立的东西。

创业文化其实是一样的,从温州那批人开始到现在,每人都充满这样的欲望。这后面跟大的结构不够稳定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就是中国人对机会的渴望。担心错过。下个飞机的时候都冲到第一个,即使飞机都没打开舱门,就纷纷拿行李。

文化生活缺乏安全感,需要更多的财富,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自我证明的机会,经济活动是最好的自我证明方式。因为在这个时代,学识是不能够自我证明的。爱好也不能够自我证明。唯一证明的渠道就是经济上的成功。一张银行信用卡的黑卡是可以自我证明的。所以把大家逼到自我证明一个很窄的轨道上。

Q:你觉得 70 后这个群体对于第一波互联网创业有特别意义吗?

他们是先驱。最成功的人,像丁磊都是 70 后,张朝阳稍微大。李彦宏他们大概都是这个年纪。他们赶上最好的时候。就是 timing,你毕业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时候。

Q:这和从小受的教育、环境这些没有关系?

没什么关联。

Q:查建英采访过陈丹青,陈丹青对自己身上的经历特别不舒服,他说他特别想看看,70 一代的人到底能做成什么样?

我很喜欢徐冰那句话,“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题图来自 Tobias Fischer on Unsplash,  Diogo Sous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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