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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化前传,罗伯特·泰勒公寓问题和城市的失败 |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⑲

文化

士绅化前传,罗伯特·泰勒公寓问题和城市的失败 |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⑲

刘质真2019-04-09 07:12:46

种族化的集中贫困和失业源于中心城市去工业化的经济宏观架构的变化,而低收入少数族裔在这些中心城市不成比例地分布。

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十五篇,探讨士绅化。作者刘质真是《好奇心日报》的采编人员。


罗伯特·桑普森走在南联邦街,空荡荡、静寂而且了无生气。“一位芝加哥的警官坐在停放于大约 100 码远的巡逻车中,那里过去是人声鼎沸的街道”,桑普森在书中记录,“当我在四周闲逛,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虽然在我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草地,但显然我的行为不属于日常活动。这个空间标记着过去一段激荡的历史,它的烙印显然挥之不去”。

桑普森是《伟大的美国城市》的作者,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他身处之地是著名的“罗伯特·泰勒公寓”(Robert Taylor Homes)的遗址——这里曾经是芝加哥的黑人聚居区,是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毒品交易、枪支犯罪横行,警察不愿意或者说不敢进入……

《伟大的美国城市》以芝加哥的工人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解组、失序和集体效能理论。“社会解组”指的是一个社区无力实现居民的共同价值观且无力维持有效的社会控制的状况——社会失去它应有的功能之后,城市的崩塌。

他走在这里的时候,罗伯特·泰勒公寓已经成为一片空地。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罗伯特·桑普森说:“我的策略是考察居所流动、组织关系和精英社交网络如何有差异性地将邻里与支撑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跨领域机构和资源连接起来。”这是一本有点理论门槛的书。好在他的研究对象是芝加哥,那里不缺故事。

1.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虽然每个城市都感觉历史悠久,但现代城市其实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久,它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

现代城市依赖于制造业。不论从英国 19 世纪中期的曼彻斯特、伦敦、利物浦,还是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纽约以及稍后的芝加哥、底特律等,其发展都从制造业起步。简单点说,是规模化、集约化的工厂让大量产业工人成为城市的主体。

1870 年之后,有三项因素影响了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在所谓的 1873 年至 1896 年“大萧条”期间,生活价格急剧地滑落:发现了国内的大众市场,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是那些受雇于工业生产或加工产品工厂的工人,他们有良好待遇或是至少有固定工作;以及(1875 年以后)所谓的“依照法规建造的住宅”(《公共健康法案》)这些分布在老旧市中心外围、鳞次栉比的房舍事实上创造了许多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所有这些意味着许多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多多少少、一点一滴的改善,不过是毋庸置疑的改善,或者反过来说,这些现象是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非凡小人物》第五章 工人阶级的形成

上面这段话来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工人阶级的形成,1870~1914》(《非凡小人物》)。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现代城市诞生期,按他的阶级理论,也是工人阶级成熟壮大并看起来就要打破所有锁链的时期。

实际情况当然不全是这样,工人阶级——大多数是第一代城市居民——起初挤在工厂周围的设施简陋的破房子里,步行上班,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但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足可以让他们把乡下的穷亲戚再介绍到城里来,接来太太并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生活条件肯定不好,但总的来说叫有希望。

奥斯卡·刘易斯的《桑切斯的孩子们》——虽然那是个墨西哥城的故事,但我们能看出来在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里,阶层流动、城市生活影响下一个产业工人的真实世界。

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赫苏斯·桑切斯和他的孩子们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出生于城乡的区别,也反映了墨西哥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区别。赫苏斯于 1910 年出生于韦拉克鲁斯的一个小村庄,那一年正是墨西哥革命的开启之年。他的孩子们先后于 1928 年到 1935 年间出生于墨西哥城的各个贫民窟。赫苏斯成长的年代没有汽车,没有电影院,也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没有免费的全民教育,没有自由选举,没有向上的机会,也没有一夜致富的可能。他成长在传统的独裁统治之下,所强调的是认命、努力工作和自我克制。他的孩子们一方面受制于他的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一方面也接受了革命后的各种价值观,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性。因此,令人深感惊诧的是,这位父亲尽管从未立志不做工人这样的简单行当,却靠着自己的努力摆脱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而他的孩子们只能一直维持在那个水平线上。

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

虽然通常那也是工人运动最为盛行的时期,但更多的人的理想还是稳定收入、生孩子、看个足球、岁月静好。

霍布斯鲍姆那篇讲稿中,有很大篇幅说到了他们的房子和英格兰职业足球的兴起,倒是可以看到休闲娱乐在塑造这个阶层和城市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

工人阶级,换个语境来说,就是现代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2. 为中产阶级盖房子

有恒产者有恒心。

新的居住区开始为工人阶级而规划,最初的郊区并不远,步行可达。再晚一点,城市公共交通发挥作用,城市规模扩大。围绕产业和产业工人的现代城市成形,城市功能逐步完善。

一些成规模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出现,在美国,代表性的如费城的社会山(《新城市前沿》)和卡姆登(《攀登劳雷尔山》),未来将会成为麻烦。

同现代城市形成的历史比我们想像得要短一样,城市规划概念的出现更要短得多,美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的法律 1916 年诞生于纽约,在那之前,尽管城市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但一个城市对于如何安置它的居民,并没有一定之规。

此前,包括全球第一大城伦敦在内的英国工业革命城市受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影响,规划一词不在政治家的词汇当中,“对自由主义的定义是政府不干预公共健康、劳工关系、工厂环境、教育、议会改革等领域以及其他大量的国内问题,外部世界和英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才是人们的关注焦点。”本·威尔逊在《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中说。

《伦敦新闻画报》的评论最令人难忘:“我们可以在世界最偏远的地方建立殖民地,我们可以征服印度,我们可以支付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债务利息,我们可以散播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声誉、我们的富饶财产到世界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却无力清理泰晤士河。”

本·威尔逊,《黄金时代》

像泰晤士河治理、空气污染、城市规模变大到不可控……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规划在城市管理机构、建筑师、乌托邦主义者等各式人等的心中开始萌芽。

勒·柯布西耶可以出场了。他与埃比尼泽·霍华德、查尔斯·马尔福德·鲁滨逊可以算作第一代城市规划大师。在他们之前,被提起最多的是改造巴黎的豪斯曼男爵,可以有车、可以有百货商店、可以有疏散购物人流的通道,他打下了现代巴黎的基础;虽然,可以有入城(凯旋或者入侵)仪式,可以阅兵,可以有皇帝。

不像我们只有皇帝。这是题外话。

柯布西耶一代开始发挥想像力的时候,想的更多的是人。他有好心,觉得城市主体是工人阶级,就应该攒一堆住。

于是,这位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城市规划设计师提出了他的“瓦赞计划”。

勒·柯布西耶的设想覆盖了塞纳河“右岸”的一个面积 600 英亩的地区,包括圣奥诺雷郊区街、大厅和马莱区,除需要保留的历史性建筑外,如玛德琳、巴黎歌剧院、皇宫、旺多姆广场,其他建筑全部被拆除。勒·柯布西耶提出,“想像这些垃圾,至今像干面包屑一样散布在那里,拆除并清理掉它们,建起超过 600 英尺高的大楼,用巨大的晶莹剔透的玻璃去替代它们”。勒·柯布西耶计划用 18 幢 60 层高的摩天大楼替代这些“干面包屑”;正如他早先的规划那样,高速路占据街道的位置,绿地环绕着这些建筑。他明确提出,“整个城市是一个公园”。如果有谁认为“ 300 万居民的当代城市”不过是一个思想实验的话,那么“瓦赞计划”明确呈现出,这种志向明确的现代城市的创造者是极其严肃的。

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实践这个想法。

不过,它会在所有设计师心里蠢蠢欲动。

按照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所记录的,当 1965 年勒·柯布西耶去世的时候,在南美,他的巴西门徒们建设了全新的巴西利亚城;他为印度昌迪加尔编制的总体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 1920 年代,苏联曾经拒绝了他的建筑,但是“苏联采纳了他的大规模住宅生产和高层建筑的城市观念,并把这些观点出口到了中国”。

我们先把中国放在一边,虽然会忍不住想到上海的中远两湾城,或者随便哪个四散在城市周边的“大居”项目,或者北京的回天 100 万人社区。

在美国,最得勒·柯布西耶精髓的就是这个罗伯特·泰勒公寓。这个在柯布西耶去世三年前开始的项目由芝加哥现代主义企业“斯基德莫尔-奥因斯和美林公司”设计, 28 幢完全一样的公寓板楼,“沿 2 英里长的地块里精确地一字排开”。

罗伯特·泰勒公寓是柯布西耶的梦想着陆之地。

3. 制造业转移

它是社会保障房,叫经济适用房也可以。

工人阶级主体的时候,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经济适用房,如果比照我们能感知到的经验,即便压抑的回天也总好过大杂院,也好过 1950 年代破旧的工人新村。

美国也有工人新村。

参与建设的不但有政府的补贴和好心,还有财大气粗的企业主。对于一个上升期的公司来说,这是人力投资的一部分——它们希望用这个来维护自己的员工稳定性,以及稳定的工人子弟作为后备劳动力。

阿姆科(公司)这一声誉是靠精心的设计赢来的。“直到 1950 年代,迈阿密流域雇员最多的四巨头——辛辛那提的宝洁,汉密尔顿的冠军纸业,米德尔敦的阿姆科以及代顿的美国国立现代出纳机公司,它们的劳工关系都非常缓和。部分是因为它们……(雇用了)雇员的家人和朋友,而这些人都曾是移民。举例来说,米德尔敦的内河集装箱公司的薪水册上有 220 名肯塔基人,其中 117 名来自沃尔夫一个县。” 1980 年代以来,虽然劳工关系无疑下降了,阿姆科(及类似公司)建立的声誉大都得以留存。

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

米德尔敦因为一战之后的工业繁荣而发展起来,并成为林德夫妇《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而知名。它不但提供了稳定的就业,而且让更年轻一代也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事情是会变化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个词,制造业转移,如期而至。

约克夏郡和兰开夏郡开花结果的纤维产业,在 19 世纪前半期移到美国的新英格兰,接着再移至南阿帕拉契亚,之后是日本,韩国,台湾,最后是中国大陆。不过,目前中国的人工费上涨厉害,最尖端的服饰企业又移至孟加拉国,甚至还移到埃塞俄比亚。现在中国的人工费月额超过了 5 万日元,而孟加拉国是 4000 日元,埃塞俄比亚是 2000 日元。像纤维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费一旦生出 20 倍的差距,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国家的做法就会不断反复。

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

大前研一用简单的话描述过棉纺织业的全球迁移过程,几句话之间, 150 年时间就倏忽而过。其实在这背后,任何一地都经历过兴起、繁荣、衰落、破败。即使城市转型成功,但对于一代产业工人来说,一个标准的产业工人家庭来说,也意味着失业(下岗)、生计困顿、入不敷出和对未来的茫然。

米德尔敦一位关注失足少年的高中教师珍妮弗·麦古菲说:“许多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情况。有的学生计划着以后成为棒球运动员,但是他们连学校的棒球队都不想参加,仅仅是因为教练对他们苛刻。还有的学生在学校成绩很差,你如果试着告诉他们将来的前途时,他们就会提到阿姆科-川崎,嗨,我能在阿姆科-川崎找份工作的。我叔在那儿上班呢。看起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米德尔敦现在的形势和阿姆科-川崎的工作岗位缺乏联系起来。”

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

工人新村模式经过一代之后,如果没有老的工厂做支撑,一般都会成建制的衰落。企业办社会肯定算不上什么好的有效率的经济行为,但与它相伴生的企业福利住房和企业失去联系纽带的时候,这会加速一个社区的破败。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时候更像一个疑问。

从吉米·卡特的《社区再投资法》到乔治·布什的“所有权社会”,联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某一地区内的工作机会减少,房产的贬值使人们陷在这里的社区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难以实现,因为市场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拥有的房产价值摆在那里,但根本没人愿花这样的钱来买。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留在原处。当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是最为贫穷的。因为那些花得起钱离开的人早已选择了离开。

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

社会学者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认为那些留下来的人“被困在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离开的人——“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剩下的只有穷人了,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威尔逊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真正的弱势群体》(又译为《真正的穷人》)。

传统工人阶级丧失了工作机会,而城市与此同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后工业化城市”时代。从供应型转向需求型,或者说从生产者的城市转身为消费城市,大卫·哈维称为“凯恩斯城市”——依靠以需求为主导的城市化。

按照戴维·莱伊的观点,在当代白领服务行业取代蓝领生产职业的“后工业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对消费和舒适性的强调,而不再强调工作。消费模式开始决定生产模式:“是消费而不是生产的价值引导着中心城区土地使用方案的决策”。

士绅化由此被解释为这种强调消费的结果,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消费体制下的新的城市地理状态。这种早期文化派解释最近增添了新鲜的血液:有一种趋势将士绅化视作后现代性或(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表达。

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对于产业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就业机会渺茫的时刻;而低收入或零收入的现实,让他们更无可能成为“消费型”城市的主角。

4. 罗伯特·泰勒公寓再度出现的时候

罗伯特·泰勒公寓再度出现的时候,早已没有了柯布西耶的理想主义光芒加持。

这些建筑布局紧密,看起来就像是高大的跳棋棋盘,黯淡的黄色砖墙上排列着沉闷乏味的窗户。有几扇窗户的痕迹表明公寓曾发生过火灾,黑色的烟熏污渍向上蔓延,状如墓碑。绝大部分的建筑只有一个入口,大多聚集着年轻人。

尽管天真,但我还不至于看不出在这栋我正靠近的建筑物的一楼大厅里的情形。开车和步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有白人也有黑人,匆匆进去购买毒品,然后又匆匆离开。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 4040 号大楼,也找不到号码,所以我只好走了进去。入口通道弥漫着酒精、煤烟和小便的味道。年轻的人们或站或蹲在塑胶板条箱上,其中许多人跺着脚御寒。我低下头,吸了口气,迅速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目光阴沉地看着我走过。一个大个子的年轻人,身高至少有六尺六寸,在我走过的时候没有让路。我和他擦身而过,险些失去平衡。

里面有一长排损毁的金属信箱,有许多连门都掉了。到处都在滴水,在地上汇聚成水坑。吵嚷和尖叫声从楼上倾泻下来,让人觉得这整栋楼是某种活死人墓。

素德•文卡特斯,《城中城》

1989 年,素德·文卡特斯开始把拆迁前的罗伯特·泰勒公寓作为研究目标。他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此之前,他的老师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真正的弱势群体》的作者——给他一箱子旧问卷,说可以借鉴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新问题。他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年轻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区里各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在一个住宅计划区(housing project)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小孩,会比不在该计划区中成长的类似贫困的小孩获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机会吗?在一个被其他穷人区环绕的街区长大的小孩,与出身穷人家庭,但是在一个富裕街区长大的小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富裕街区里的学校、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吗?”

素德·文卡斯特最终的田野调查报告成为一本畅销书,中文版名字为《城中城》,中文版还有一个名字叫《黑帮老大的一天》。

那个叫 JT 的黑帮老大似乎看不上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那些问卷。

“我不是个黑人。”他回答说,故意环视着其他人。

“好吧,那么,作为一个非裔美国穷人的感觉如何?”由于担心刚才冒犯了他,我尽量以抱歉的口吻说。

“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我是一个黑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要问他作为一个黑鬼的感觉,我当然很不安。他从我这里取走问卷,更加仔细地看了起来。他翻动卷面,自己读着问题。他似乎失望了,不过我感觉到,他的失望不是冲着我的。

“黑鬼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他最后说,“非裔美国人住在郊区。非裔美国人打着领带去上班。黑鬼们找不到工作。”

他又看了几页问卷。“你从这玩意儿里什么也学不到。”他不断摇着头,然后扫视着其他那些站着的年龄稍长的人,察看是否他们也同意他的质疑。然后他向我靠过身来,静静地说:“要是你根本连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做这个?”他的语气有点指责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失望,其中好像还带着些困惑。

素德•文卡特斯,《城中城》

为了产业工人留在城市里,人们选择了多种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

罗伯特·泰勒公寓,政府提供住房券或其它补贴形式的保障型住房;政府提供公共交通配套服务的为产业工人集中建设的中产阶级郊区;围绕某个大公司而建设的聚居区甚至小镇;能够融合多种族、多收入层级的社区,以建立和谐融合的新社会……

几乎无一能够成功。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政府要处理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是,几代产业工人之间往往还存在着非洲裔、西班牙裔等种族问题(早期的费城、波士顿还存在着意大利裔问题)。

罗伯特·桑普森说,指出城市失败的问题包括了在制造业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城市社区建设中一个难堪的结果:

在芝加哥,没有一个在 1960 年黑人比例超过 50% 的邻里 40 年后变成了以白人为主导。与此相反,大量的白人社区变成了黑人社区甚至两极分化(纯黑人和纯白人社区)仍然是主流模式。随着时间推移,邻里也普遍倾向于维持原有贫困级别或移动到更高的贫困级别。

罗伯特·J.桑普森,《伟大的美国城市》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他的《真正的弱势群体》书中分析了内城地区的黑人人口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低收入白人社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仅芝加哥如此,全美都是如此。他对 1970 ~ 1980 年代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分析认为:

种族化的集中贫困和失业源于中心城市去工业化的经济宏观架构的变化,而低收入少数族裔在这些中心城市不成比例地分布。上述转变包括从产品生产到服务业的转变、劳动力市场不断地两极化为低收入或高收入行业、内城的工厂搬迁——所有这些都与全球经济趋势相关。威尔逊认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黑人家庭从内城离开也意味着城市失去了重要的社会缓冲,这种社会缓冲有可能把长时间的无业和工业转型对低收入黑人群体的冲击减低。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马修·德斯蒙德说这项研究让他心碎。这是一次田野调查的记录,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可归者的生活。

黑人邻里的分层不断增加,这与过去几十年间内城邻里的环境有着根本的不同。威尔逊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间黑人贫民区邻里社区的收入特点是混合性,然而在今日的社区中不平等已经更明显,因为中、高收入黑人与低收入黑人在空间上的分离越来越大。这一结果造就了黑人贫民区的穷人在主流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孤立”。(《伟大的美国城市》)

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中为我们总结了城市在公共住房领域里的失败。

公共住房原本是贫民窟的替代品,可是没想到,它却慢慢成了贫民窟的接班人。随着政客们掐死资金的投入,公共住房因为年久失修每况愈下。屋内窗户破损、水管堵塞、电梯日益老旧。出了大门,污水的排放口在光天化日之下敞开着,没人收的垃圾也越叠越高。有能力搬的住户都搬走了,剩下的都是弱势中的弱势。未经多少时日,公共住房社区便身陷一片混乱与暴力之中。

以圣路易斯为例,著名的“普鲁伊特-艾戈公寓大楼”于建成后的第十八年,在电视的实况转播中被炸毁。因为什么?那地方可怕到连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放眼全美国,铁球和炸药还造访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项目,像是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公寓)”跟亚特兰大的“麦克丹尼尔-格伦之家”,这些死气沉沉的公共住房在黑白隔离、杳无人迹的城市一隅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以这些住房项目的发展情况来看,把它们炸掉不仅省钱,也比较人道。这与“一套房子发生过如此难以启齿的事情,索性用推土机把它给铲掉算了”是同一种概念。

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这是一本系统讲述士绅化的书。士绅化及士绅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重建改造,是晚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系统事件。就像资本主义努力用时间消灭空间一样,士绅化也越来越努力地制造出差异化的空间以作为自身生存的手段。

5. 一个建筑的历史

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中介绍了纽约一座叫“克里斯托多拉公寓大厦”的曲折历史:

1928 年作为安置房修建, 1947 年以 130 万美元价格卖给纽约市。

它曾被用于各种城市功能,并最终作为社区中心和青年旅舍,住户包括黑豹党徒和青年洛德党成员。 1960 年代陷入破败。

1975 年拍卖时无人竞标。

后来以 6.25 万美元卖给了布鲁克林开发商乔治·贾菲。贾菲试图获得联邦政府的资助,将其改造为低收入者住房,但未获成功。于是贾菲焊死了这座空无一人的建筑的大门。

1980 年,贾菲开始为此楼估价。

1983 年, 130 万美元卖给另一位开发商哈利·斯凯戴尔。

一年后,作价 300 万与开发商塞缪尔·格拉瑟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1986 年,新公司推出 86 套独立产权公寓。

1987 年,四层阁楼,带私家电梯,有三个阳台和两个壁炉,售价为 120 万美元。

现在,它被称为士绅化。


题图为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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