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文化

关于女性权益与平等,我们能从瑞典学到些什么?

Celestine Bohlen2019-03-11 07:01:06

“团结一致”正是推进一切国家平权议程的关键词。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1 月 3 日是美国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新当选的女性庆祝了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 100 周年,许多人还穿上了一身支持妇女参政的白色衣装。

对了,还有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当天女性议员有 131 位,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 106 位为众议员,25 位为参议员,占到了具有表决权的议员总人数的 24.5%。

在地球另一端的瑞典,妇女同样是在 1919 年赢得了投票权,然而上述数据在瑞典早已经过时了。目前在瑞典,议会和政府内阁的女性成员占比分别为 46% 和 50%,性别平等更是各级政府的常态。就连瑞典信义会总议会(General Synod of the Church of Sweden)的男女成员比例也几乎相同,2018-21 届议会成员中有 123 位女性和 128 位男性。

这一掌握政治权利的女性占比在斯堪的纳维亚相当普遍。因此,女性权益提倡者和专家有时会把斯堪的纳维亚称为“北欧天堂”(Nordic Nirvana)。

但是,更多女性在政府部门任职真的能带来什么不同吗?美国女性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女性学到什么?这得视情况而定。从历史上来看,为女性配置一定数额的岗位可能纯粹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例如在前苏联,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几十年来一直将女性成员的比例维持在 30%,然而这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却是个没有实权的机构。

过去十年,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迫于压力,在政府、议会和政党中为女性留出了一定的席位。卢旺达议会中女性成员占到了 61%,名列世界首位。

这些国家为女性留出的席位数目各不相同。人们认为,这确实赋予了女性更大的话语权,但却并不等于赋予了女性更大的权力。而且有人批评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选出的女性都是“没有代表性的精英女性”,是“不合格的代表”。

然而,北欧国家的女性深信,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进入政府能够真正给女性的生活带来影响,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最近,两项“最适合女性生活的国家”排名支持了这一观点: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一项相关调查显示,四个北欧国家位居榜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今年发布的一个类似榜单中,瑞典更是名列第一。

许多瑞典女性对于目前的现状都十分满意,瑞典性别平等事务部长(Minister of Gender Equality)艾萨·林德哈根(Asa Lindhagen)表示:“我对此十分自豪。”林德哈根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她把瑞典出台的一系列举措归功于女性议员提出的观点,如改善儿童保育、更好地保护孕妇、为职业妈妈提供更多机会、为妻子提供公平的税率等。

不过,也有人警告称,不要对女性进入美国国会数量创下新高一事抱有过高的期望。瑞典女性在过去 40 年间提出的法案有着广泛社会共识的支持,也正是这种社会共识支撑着瑞典成为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然而,存在着分歧、更加多元的美国社会更难以达成这种共识。在瑞典,超长育婴假、免费儿童保育、学校教育和医疗保健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在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提供这些福利仍存在争议。

但是林德哈根指出,性别平等不仅体现在社会福利上,还体现在女性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上。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份报告显示,北欧国家 75% 的女性拥有带薪工作(美国只有 57%);自 1970 年代早期以来,女性就业占整体年平均增长率的 10% 到 20%。

81 岁的瑞典议会前发言人比吉塔·达尔(Birgitta Dahl)被认为是平权运动的元老,她还记得瑞典女性生活并不那么美好的时光。

她在电话采访中表示,当自己还是小孩子时就发现:“有太多我感兴趣、我想做的事是我不应该做的。”13 岁时,她认为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忽略,因此坚持要见一见学校校长,谈谈性别的问题。她回忆道:“他听我说话,然后接受了我的建议。”

达尔表示,1968 年她首次当选进入议会时,议会只有 12% 的女性成员。她说,女性的到来不止改变了议会的性别平衡。

她指出:“性别更加平等带来的好处是,如今在政府决策方面,我们有了以前议会被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的守旧男性把持时所没有的能力。”

达尔表示,她的首要任务是增加托儿所和儿童日托机构,其次是陪产假。“我的基本理念是,男性和女性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力和义务。这个理念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男性应该真正起到父亲的作用。”

尽管影响力有所增加,瑞典女性依然在工作和家庭中面临着许多困难。2018 年 5 月经合组织就“北欧国家性别平等带来的经济收益”发表的一份报告标题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最后的一英里是最漫长的吗?”报告总结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缩小性别差异方面虽然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但在彻底消灭性别差异上,他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近年来,有人称瑞典在性别平等方面的美誉有所下滑。2007 年,瑞典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名列第一,如今则滑到了第三名。研究显示,瑞典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就享有 480 天的超长育婴假,但许多父亲还是会拒绝休和母亲同样长的育婴假,把更多育儿和家务责任推给了母亲。男女性的薪酬仍然存在差异(女性薪酬是男性的 88%)。2016 年,女性担任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比例仅为 6%,女性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比例仅为 5%。

林德哈根表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身为瑞典新一届联合政府一员的她已经开始集中精力,把打击家庭暴力和增加女性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003 年,瑞典邻国挪威立法规定了公司高层女性成员的占比,随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也采取了这一做法,然而瑞典却始终拒绝设立类似的法规。林德哈根表示,瑞典仍然应该把重点放在改善工作条件上,以便女性成长发展、获得提升。她说:“那之后,如果女性高管仍然寥寥无几,如果改善这一现状需要的时间太长,那么我会说,我们需要考虑规定公司高层女性成员的占比。”

多年来,瑞典各大政党一直是自愿为女性候选人留出一定数量的席位的。但达尔表示,早在政党为女性候选人留出一定数量的席位以前,瑞典就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她有次介绍道:“首先,我们为女性参政奠定了基础。我们让女性做好准备,确保她们有能力胜任这些职位;我们让整个体系制度做好准备,减少了女性退职的可耻感。”

但是,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2017 年任命了一个男女性比例平等的内阁,但记者和其他观察人士指出,各部门最高层领导人以及总统本人依然以男性为主。

塞西莉亚·谢林·塞得加德(Cecilia Schelin Seidegard)表示,瑞典权力机关高层往往也存在同样的情况。2015 年,她领导了一项关于性别差异的调查。当时她写道:“我们的报告显示,政府和私人企业中,有权有势的职位越不透明,性别差异就越大。”

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崛起后,2014 年的大选中,有人曾尝试削弱一些女性权益。林德哈根举了个人税务方面的例子:瑞典有一项改革允许已婚夫妇单独提交纳税申报单,这被认为是对未充分就业人群的一项福利,然而近来有保守党试图取消这一政策。

达尔认为,支持取消这一政策的正是“对移民和女权主义者心怀怨恨”的“守旧”男性。

“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人,这类人一生都过得很不如意,”她说,“这是他们的一种抗议。”

但她和林德哈根坚持认为,瑞典引以为豪的平权共识依然十分坚固。林德哈根表示:“我们仍然团结一致,希望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机会。”

美国国会议员的新成员们可能也会发现,“团结一致”正是推进一切国家平权议程的关键词。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为瑞典总理和新内阁成员的合影。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