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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色列建国早期那些失踪的孩子,如今一些人想要得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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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色列建国早期那些失踪的孩子,如今一些人想要得到真相

Malin Fezehai2019-04-05 12:00:00

以色列建国早期,一些移民营中的家长被告知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这些家长认为,这些孩子是被政府带走,交给无后的欧洲犹太人领养。事实到底是什么?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以色列罗什艾因电 — 2017 年,现年 62 岁的奥芙拉·马泽尔(Ofra Mazor)向以色列家谱公司 MyHeritagein 提交了自己的 DNA 样本,在此之前的 30 年间,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姐姐瓦尔达(Varda)。她的母亲(Yochevet)生前曾说过,她在 1950 年在以色列医院诞下瓦尔达后,只母乳喂养过一次,便被护士告知孩子已经夭折。马泽尔的母亲感到难以置信,要求丈夫向医院讨要自己的孩子,却无功而返。

提交 DNA 后过了数周,马泽尔接到她梦寐以求的电话:与她匹配的 DNA 找到了!去年 1 月,她与姐姐团聚。瓦尔达·福克斯(Varda Fuchs)早已被以色列的一对德裔犹太夫妇收养。她在很小的时候便得知了自己被领养的事实。除了这对姐妹,以色列还有一大批也门后裔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关于失联亲人的答案。

这就是“也门儿童事件”(Yemenite Children Affair)。官方通报了 1000 多起此类婴幼儿失踪案件,不过据活动人士估计,真实的数字可能高达 4500 起。失踪儿童家属认为,他们的孩子在 1950 年代被以色列当局拐走,然后被非法送给没有子嗣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欧洲裔犹太人)收养。失踪的儿童大多来自也门裔与其他“米兹拉希”犹太人(北非与中东犹太人的统称)家庭。虽然以色列政府试图更加透明地处理此事,不过到目前为止,它否认事件中存在有组织的绑架行为。

现年 68 岁的福克斯说道:“我确定我是也门后裔,我能感觉到。”马泽尔说,找到姐姐就像把圆画完整。她说:“从小到大,我们两个都知道生活里有一块是缺失的。”

经过 DNA 测试,2018 年初,68 岁的福克斯(左)与 62 岁的马泽尔终于姐妹团聚。

我的感受是,妈妈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她知道我找到了瓦尔达。

奥芙拉·马泽尔

马泽尔展示自己的结婚照与姐姐福克斯的结婚照。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之后,有大批新移民涌入了这个国家。由于住房短缺,这些人被政府安置在临时难民营里,住在条件十分困苦的帐篷中。数百个曾生活在这些难民营中的家庭给出了出奇相似的证词:妇女在人满为患的医院分娩后或者带新生儿去看医生后,被告知孩子突然死亡。有些家庭还表示,经指示,他们将孩子留在了托儿所,而当他们去接孩子返家时,却被告知孩子已经被送到医院,再也见不到了。他们从未看到孩子的尸体或坟墓。很多人没有收到死亡证明。

奥芙拉·马泽尔与瓦尔达·福克斯的母亲 Yochevet Chayoon。

1994 年,拉比乌兹·米舒兰(Uzi Meshulam)与持械信众在耶胡德(Yehud)一处封闭院落负隅顽抗 45 天,要求以色列政府对也门裔犹太儿童失踪案件展开官方调查。最后,一名教徒在与警方的交火中丧生,米舒兰及其他教徒则被关进了监狱。当时,以色列社会集体声讨米舒兰,称其指控源于宗教极端分子狂热的阴谋论。

次年,以色列政府成立 Cohen-Kedmi 委员会,调查 1000 多起儿童失踪案件,拉比米舒兰的目标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是以色列当局自 1960 年代以来成立的第三个调查委员会。2001 年,该委员会断定对以色列当局绑架婴儿的指控毫无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除 50 名儿童下落不明以外,通报的大多数失踪儿童已经死亡。该结论与前两个委员会得出的结果相似。不过该委员会的操作与公信力受到家属与法律专家的质疑。

现年 42 岁的娜玛·凯蒂(Naama Katiee)回忆称,曾在儿时听起过拉比米舒兰的名字,她曾询问身为也门后裔的父亲发生了何事,父亲则表示不想讨论此事。后来娜玛在 Facebook 上通过米兹拉希活动团体结识了现年 40 岁的赫洛米·哈图卡(Shlomi Hatuka),他们共同成立了非盈利组织 AMRAM,目前该组织的网站上刊载了超过 800 份家属证词。

凯蒂与哈图卡是年轻一代也门裔以色列人与米兹拉希(Mizrahi)社群活动分子所发起运动的一份子。他们广泛征集民意,以向政府施压,要求对婴儿失踪案件作出解释,并承认存在有组织绑架儿童的行为。

凯蒂,摄于以色列 Moshav Magshimim。

我本以为存在某种误解。然而我发现,事件确实发生了,那些孩子确实被带走了。

娜玛·凯蒂

赫洛米·哈图卡举着他祖父母摄于 1950 年代的照片。当年,他的祖母被告知,双胞胎中的一位不幸夭折——就在几天前,她刚拒绝了放弃其中一个孩子,交给别人领养的请求。

凯蒂在谈到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情况时说道:“他们真切地认为,必须养育区别于旧有‘原始’社群的全新一代人。”以色列建国后不久,来自 80 多个国家和多个族裔的犹太人响应以色列创建共同身份的国家号召,移民到了以色列。晚至的也门裔与其他米兹拉希犹太人与已经在以色列站稳脚跟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相比,生活穷困、严格恪守宗教教条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受到后者的轻视,而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希望前者能向他们看齐,皈依现代以色列的思维。

凯蒂指出,在这个时期,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澳大利亚政府强迫澳洲土著与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与原生家庭分离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加拿大曾实施“60 年代挖空运动”(Sixties Scoop),迫使原住民儿童离开原生家庭与社区,并将他们送给加拿大与美国境内的非原住民家庭抚养。

凯蒂说道:“他们希望通过隔离,通过切断这些孩子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培育出全新的一代人。”

布拉查·纳达夫(Bracha Nadav)在以色列罗什艾因(Rosh Haayin)的家中。她认为自己的兄弟巴鲁(Baruch)被拐走了。

纳达夫的父母 Reena Vahab 与 Yichyeh Vahab,摄于 1961 年。

我母亲在临死前都没有忘记这个男童。她一直说,他们带走了我的孩子,他们带走了我的孩子。

布拉查·纳达夫

纳达夫举着 1994 年出版的一期《以色列日报》(Yediot Ahronot)。上面的头版头条写着:“也门儿童事件:最新证词”。

多年来,家属不断被告诫,他们不应该将此种恶行归咎于以色列政府。哈图卡说,AMRAM 采访了多位失踪儿童的母亲,包括他自己的祖母。对于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她们的内心常常是非常矛盾的。他说:“她们爱这个国家。我的祖母心里明白有些地方不对劲儿,不过同时她又不愿相信同为犹太人,自己的同胞会对她作出这样的事。”

失踪儿童父母的指控长期以来受到一些以色列人的攻歼,他们认为这些孩子的死是高婴儿死亡率与难民营艰苦条件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是因为管理失调与记录保存不当才导致出现诸多档案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从而引起决意寻找答案的家属的混乱。

而这个议题之所以能不断浮出水面,是因为时不时便有据称婴儿时便已死亡的人员通过 DNA 测试与家人团聚。而且有当时曾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出来作证说,确实有婴儿被带走的情况。鉴于这些问题悬而未决,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开始采取更为透明的处理方式。

2016 年,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默认此前三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存在不足的情况下,指派内阁成员沙驰·哈内戈比(Tzachi Hanegbi)重新审查证据。哈内戈比向以色列电视台表示:“他们把孩子带走以后,送到了别处。至于是哪儿,我不知道。”他承认有“数百名”儿童在未经其父母允许的情况下被带走,这是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此事。同年 12 月,以色列政府公开了 20 万份机密卷宗,其中包括失踪儿童的个人信息、医院档案与死亡证明。

去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涉事家属经法院允许后从坟墓中挖掘尸体,同时还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家属查看领养档案的。而此前,只有被领养的儿童在年满 18 周岁后才有权查看卷宗。不过缓慢的进程与档案中的出入进一步加深了政府与家属间的不信任感。

玛格丽特·罗恩(Margalit Ronen)于 1949 年诞下双胞胎女儿不久后便被告知孩子夭折。她坚信自己的孩子是被人偷走了。

有时候看到长得像我女儿的孩子,我就想,是她们吗?我这一辈子都在找她们。

玛格丽特·罗恩

罗恩(中)与 79 岁的女儿爱思特(左,Esther)与 69 岁的儿子尼桑(右,Nissan)位于以色列霍隆(Holon)的家中。

现年 92 岁的玛格丽特·罗恩是诸多向 Cohen-Kedmi 委员会提交申诉的家属之一。1949 年,罗恩从伊朗抵达以色列,当时她腹中已有 8 个月的双胞胎女儿。分娩后,医院建议她先出院,在临时难民营休息几日后再带女儿们回家。而当她给医院打电话表示准备将孩子接回家时,她回忆道,工作人员告诉她,“一个孩子早上死了,另一个没有撑到中午。你不用再来领了。”

现年 62 岁的吉尔·格伦鲍姆(Gil Grunbaum)38 岁时得知了自己的领养身份,是家里的一个朋友透过他的妻子伊拉娜(Ilana)传递了这一消息。格伦鲍姆顺藤摸瓜找到了自己的生母。他的生母是来自突尼斯的移民,1956 年接受麻醉分娩手术后被告知儿子已经死亡。格伦鲍姆的养父母是从波兰犹太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不想给他们增添更多伤痛,于是佯装浑然不知。

格伦鲍姆成年后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他后来找到了自己的生母,当时她被告知他已经死了。

格伦鲍姆 2 岁时与养父母的合照。

一切还都被蒙在鼓里。时间所剩不多,我们的父母已经垂垂老矣。

吉尔·格伦鲍姆

阿维·耶拉什尔米(Avi Yerushalmi)展示他们一家抵达以色列时持有的伊朗护照。右下角图片中的婴儿就是当时 6 个月大的雅法(Yafa)。他们被告知雅法因脱水死了。

我们想为母亲讨一个说法,因为这件事她一生郁郁寡欢。我母亲一直想要一个答案。

阿维·耶拉什尔米

利亚·亚哈罗尼(Leah Aharoni)在女儿哈吉特(Hagit)17 岁那年收到军队发来的两份征兵文件:一份是给哈吉特的,另一份是给哈吉特的孪生妹妹汉娜(Hannah)的,而汉娜一出生他们便被告知孩子已经夭折了。这使亚哈罗尼认为她的女儿可能还活着。

她开始搜寻各种记录,然后发现了一份文件,上面记载说在汉娜“死”后,有两个婴儿曾被送到特拉维夫。此外,她还发现了第二份死亡证明,日期是在她被告知女儿死亡 3 年之后。亚哈罗尼说,她随后去征求父亲的看法,她的父亲是社区里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然而他否定了她的疑惑。“你不能这样看待以色列,他们不会从你那里夺走一个女儿,”她记得他说。

亚哈罗尼在位于以色列基列以革伦(Kiryat Ekron)的家中。

‘他们带走的那个更健壮些,皮肤很白,’利亚·亚哈罗尼说道,然后她又指着位于起居室的女儿哈吉特说,‘她刚出生时个头很小,皮肤是棕褐色的。’


亚哈罗尼(右)与女儿哈吉特。

1947 年,亚哈罗尼(左起第二个)与家人摄于也门亚丁(Aden)。

伊加·约瑟夫(Yigal Yosef)是罗什艾因的前市长,这个城市居住着大量也门后裔。他记得,小时候曾有一位护士来看望过他的家人。他们说,他 6 个月大的妹妹埃丝特(Esther)得了感冒,然后就将她带到了医院。几天后,他们一家被告知,妹妹已经死了,而且尸体已经被埋葬。他记得当时母亲在海法(Haifa)的兰巴姆医院(Rambam Hospital)撕心裂肺地呼喊:“把我的女儿还给我!”他说她是被强行护送出去的,而且从来没有给她看过尸体。

多年以后,约瑟夫被要求作为家属代表列席第二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即 Shalgi 委员会(Shalgi Commission)。该委员会最后认定,大多数儿童早已死亡。约瑟夫说:“根本没有有意义的证据。”他还觉得调查报告具有错误的指向性,因而拒绝在上面签字,不过他说,“他们丝毫不为所动。”

约瑟夫表示:“得知父母一代人受到这样的对待,年轻一代都感到怒不可遏。”

很多人仍无法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犹太人会对自己的同胞做这样的事?我不太相信,”现年 91 岁的耶胡迪特·约瑟夫(Yehudit Yosef)说道。1949 年,约瑟夫带发热的儿子拉斐尔(Rafael)到医院看病。几天后,有护士打来电话通知她,她的儿子已经去世。50 年后,约瑟夫收到儿子的死亡证明。“他们跟我说,‘不好意思,证明开晚了。’”

“他们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了一道伤疤,终其一生都难以愈合。”

耶胡迪特·约瑟夫在位于以色列赖阿南纳的家中。

耶胡迪特·约瑟夫,摄于 1965 年。


翻译:熊猫译社 夏鱼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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