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文化

欧洲中产阶级缩水,西班牙尤甚,他们生活如何?

Liz Alderman2019-02-19 06:53:40

“我们都是一路往上爬的人,现在却在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经济看上去正在好转,但我们并未从中受益。”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马德里电 — 清晨,拉克尔·纳瓦罗(Raquel Navarro)在喝了一杯咖啡后与丈夫吻别,接着匆匆离开了位于西班牙首都北郊的宽敞砖房。

她曾经成功经营过十年的活动筹办业务,但这项生意在欧洲金融危机来袭后就慢慢歇业了。现在,她把两个小孩送到学校,得再搭地铁去做一份秘书工作。这份工作对她来说至关重要,但工资刚刚超过最低工资线。

过了一会儿,纳瓦罗的丈夫何塞·恩里克·阿尔瓦雷斯(José Enrique Alvarez)也离开家去打理一间肉铺。现年 56 岁的他曾是西班牙一家苗圃的人力资源总监,现在则是一名个体肉贩。那家拥有 300 名员工的苗圃在 12 个月内裁掉了一半员工,他也没能幸免。

作为西班牙上层中产阶级,这对中年夫妇在舒适地生活了几十年后,如今正在衰败的生活中苦苦挣扎。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的经济增速比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更快,也在创造就业机会,但他们找到的都是低薪工作,远远比不上以前可达 8 万欧元的年收入。

他们还发现,到今年夏天时,自己会连住房贷款都还不起了。

“我们都是一路往上爬的人,现在却在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说着,纳瓦罗的双眼涌出了泪水。“经济看上去正在好转,但我们并未从中受益。”

这是数百万欧洲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不安境遇。

自 2000 年代末发生经济衰退以来,欧盟的中产阶级缩水超过三分之二,与美国的衰退情况类似,同时也逆转了 20 年来的中产扩张趋势。虽然中产阶级家庭在欧洲比在美国更为普遍——大约占 60%,美国只略高于 50%——但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拉克尔·纳瓦罗是阿尔瓦雷斯的妻子,她在金融危机来袭前经营过一家活动筹办公司。如今,她在做一份秘书工作,收入刚刚超过最低工资线。图片版权:Gianfranco Tripod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经济学家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定义是:收入在该国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到两倍之间,其经济水平下降的风险大于上升的机会。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产阶级已经停止向前发展,”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高级经济学家丹尼尔·沃恩-怀特黑德(Daniel Vaughan-Whitehead)表示。“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加不稳定,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更有可能倒下并一蹶不振。”

鉴于后经济衰退时期的劳动力状况,想要维持他们的地位或恢复元气显得尤为困难。中等收入工作岗位的流失、社会保护措施的削弱和自身技能的不匹配,不仅降低了经济的流动性,还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自动化和全球化正在加深分化的程度。

从传统来说,欧洲的社会安全网会提供保护,但随着欧盟要求实施减赤政策,这些保障也在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欧洲民粹主义者所爆发的不满情绪。

“政客们还没有制定出措施来帮助我们这些中间阶层重新站起来,而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纳瓦罗流露出一种很明显的失望情绪。

“我的遭遇也发生在我所认识的许多人身上,”她援引朋友和邻居的话说。“当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自称是‘未被看见的群体’,”她补充说。“我们都是被遗忘的人。”

曾被视为典范

这种问题似乎不应该发生在西班牙。该国曾采取缩紧政策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还被欧洲政策制定者誉为经济复苏的典范。西班牙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来振兴经济,包括在 2012 年大幅修订劳动法,让雇主在解聘和雇用人员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阿尔瓦雷斯每月能赚 1000 欧元,但其中税金和社会保障金占了三分之二。他和妻子以前每年能赚 8 万欧元。图片版权:Gianfranco Tripod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去年,西班牙的经济增速加快,并超过了法国和德国,年增长率达到 3%。上个月,该国失业率下降至 14.4%,为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低于 2013 年极为惊人的 27%。

但笔者在采访了十多名上班族后发现,人们对经济复苏和新产生的工作机会质量深感失望。

修改后的劳动法减少了对员工的工作保护和收入水平。由于数百万人都在找工作,雇主倾向于提供更低的工资,让人们更难重新回到或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平。

纳瓦罗和丈夫以前属于富裕阶层。她本人拥有法学、管理学和商学学位,还经营着一家活动推广公司,曾时断时续地雇用过大约 50 名员工。

2006 年,她的一些客户突然停止付款。两年后,金融危机袭来,让她不得不关门大吉。随后,她在一家非营利基金会找到了一份管理层的工作,月薪为 2500 欧元——虽然比以前要少,但还足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

后来,基金会在 2012 年倒闭,而同年,新的劳动法开始生效。于是在这之后,纳瓦罗就找不到新工作了。由于该基金会要求她登记为自雇人士(这种做法可以让雇主免缴高额的社会税),因此她没法获得失业补偿。

就在同一年,纳瓦罗的丈夫也丢了工作。他在找工作期间领取了失业救济金。最后,丈夫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农产品市场接管了丈人旧时经营的私人摊位,成为了个体商贩。但由于其他西班牙人同样生活拮据,他的生意销量也在下降。阿尔瓦雷斯现在每月挣 1000 欧元,但扣除税金和社会保障金后,仅能得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阿尔瓦雷斯夫妇居住在马德里北部的住宅区。图片版权:Gianfranco Tripod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纳瓦罗花了几年时间找工作,但投了很多简历都杳无音讯。同时,她也在全天候照顾两个读小学的孩子和一个大女儿。“这不仅很困难,而是几乎不可能过活,”她说。“我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

最终在 2017 年,她在一个企业家及小型企业的贸易协会找到了工作,每月薪水有 1200 欧元。虽然她的头衔是秘书,薪水也是秘书的水平,但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为那些艰难求生的企业家提供法律咨询。

由于夫妻两人的收入较低,他们一直在为支付家庭账单的问题焦头烂额。纳瓦罗说,几个月后就会耗尽储蓄,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父亲曾教导我要努力工作,但他没有教我的是,生活能够把你打倒在地,”她说。

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底层和上层人民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的迹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显示,欧洲中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也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南欧地区。这一状况削弱了购买力,助长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并引发了诸如法国“黄背心运动”(Yellow Vest)等民粹主义抗议活动。西班牙的政治两极分化也正在加剧,右翼民族主义政党 Vox 最近在该国最大的地区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赢得了议会席位。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去年夏天,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在左翼反紧缩党 Podemos 的微弱支持下获得了领导权。鉴于中产阶级一片哀嚎,这个处境艰难的政府在一月份下令将最低工资提高 22%,并决意要取消一部分劳动法规,增加社会支出,还有提高公司及富人的税金。然而,西班牙议员在上周三否决了该项预算,桑切斯则于上周五呼吁在今年四月举行大选

2017 年,在马德里生活的戴维·希门尼斯丢掉了在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的高级电工工作。图片版权:Gianfranco Tripod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戴维·希门尼斯(David Jiménez)和妻子拉克尔·穆里略(Raquel Murillo)而言,首相的努力看上去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这对夫妻最近搬到了马德里郊区一间租来的小公寓里。45 岁的希门尼斯在 2017 年丢掉了在标致雪铁龙(PSA Peugeot Citroën)的高级电工工作,在这之后,他们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脆弱。

希门尼斯花了 24 年从工厂员工晋升为质量管理主管,每月净收入有 1600 欧元。47 岁的穆里略是一名职业技术老师,每月能挣 2000 欧元。他们曾经有能力住在马德里的时尚社区,并且居住了九年。

后来,期望升职的希门尼斯得知自己的工作变得岌岌可危。他说,劳动法的修改使得雇主在利润下降时更容易进行裁员;标致雪铁龙就决定裁掉了超过 400 个永久工作岗位。

希门尼斯得知他会被重新分配到工厂车间工作。“这太令人泄气了,”他说。“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最终,他通过协商买断了那份工作。

失业救济金让这对夫妇得以维持生计。但由于预算的削减,州政府的救济现在只会持续 18 个月,而不是 24 个月。

“我接受做任何工作,”希门尼斯说。“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无论我接下来做什么工作,收入都不会比以前的工作高。”

有些员工可以找到同等待遇或高薪的工作,但那些身怀中等技能的人更容易受到冲击。

哈维尔·洛佩斯在机场的一家分包商那里有一份月薪达 1000 欧元的全职工作,但不足以支付每月 800 欧元的房租及其他生活费用。图片版权:Gianfranco Tripod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斯特法诺·斯卡尔佩塔(Stefano Scarpett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负责就业、劳工和社会事务的总监。他认为:“他们有可能回去做更差的工作,而因为收入下降,他们会发现自己变得一贫如洗。想要成为中产阶级,变得更加困难了。”

按小时计的工作合同

年轻人则面临着更严峻的环境。这一代欧洲年轻人第一次无法设想能过上和父母一样的中产生活。他们缺乏稳定的工作,临时和兼职的工作合同增加,把他们的工作切分成几个星期、几天和几个小时。

如果按原计划聘用员工,这些工作机会本可以让他们积累经验,并带来稳定的工作和更好的收入。

但企业和欧洲公共部门大多利用它们来回避对永久性雇员的保护。根据社会支持机构明爱组织(Caritas)的数据,单就西班牙而言,2017 年里有 90% 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是临时性的;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持续不到一周。

现年 30 岁的哈维尔·洛佩斯(Javier Lopez)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Barajas Airport)工作,负责监督搬运行李的员工,而这些员工的合同都按 2 至 8 小时计算。他表示,在夏天的时候,实习生要做三个月的无薪工作,学习如何搬运行李。

洛佩斯算是其中的幸运儿:他在机场的一家分包商那里有一份全职工作,月薪为 1000 欧元。他的妻子是一家廉价航空的空乘人员,但由于目前在休产假,因而他的工资还不足以支付每月 800 欧元的房租及其他生活费用。因此,洛佩斯正在采取卡夫卡式的超现实做法,干起了自己所监管的行李搬运工作,作为第二份收入的来源。

“等完成监管他们的工作后,我自己就会去搬行李,”他说。


翻译:熊猫译社 Emily

题图版权:Gianfranco Tripod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