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文化

《毛泽东:峥嵘岁月》作者, 102 岁的李锐去世

曾梦龙2019-02-16 12:05:08

他的女儿证实了去世消息。李锐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有多本回忆反思毛时代著作。这是目前在售一本。

作者简介:

李锐(1917 年 4 月 13 日- 2019 年 2 月 16 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

1934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分别在湖南、延安和中国东北从事青年和新闻工作。 1945 年后到东北,先后任高岗、陈云的秘书。

1949 年至 1952 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1952 年调北京,主管水电。 1958 年任水利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

1959 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1979 年平反,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82 年- 1984 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书籍摘录:

代序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节选)

本书的任务是以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的早年读书生活,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毛泽东 17 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 1923 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毛泽东 30 岁以前特别是 20 岁到 30 岁这关键的 10 年时间。一个人在 30 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 17 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耕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 6 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存储,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 6 年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这些孔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这从五卷《毛泽东选集》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通俗历史读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小长工”读书认真,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 13 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了他的记忆力.也提高了他的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儿了两年他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耕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盛世危言》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他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以至 30 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使他难以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材),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 1910 年秋, 17 岁时,他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他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受梁氏《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通的。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仍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 18 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自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自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使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 200 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了),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的名著特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李锐(1917—2019),来自:eastday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要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 1925 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 1919 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做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农民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绝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将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这样,才能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绔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旱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 30 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 1923 年的书中主人翁—— 30 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教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气质浪漫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犟,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绝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 30 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 56 岁,到 1957 年 64 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 1976 年 83 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题图为李锐,来自:學人Scholar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