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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美国最大的不公平并非源于地区差异,而是存在于城区内部

Jonathan Rothwell2019-02-16 06:36:12

美国个人收入不平等已飙升至自 1920 年以来未见的水平,但地区差异不是经济问题的根源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常常被用于解释美国面临的几乎所有挑战:政治冲突失业、吸毒过量、甚至结婚率的低迷

传统观点认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正在急剧拉大。许多人都发出警告称,从小城镇迁移到繁荣都市的人越来越少。

研究证明,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工人生产力的确更高。但因此认定地区差异就是国家核心经济问题的根源,则是大错特错。

在某些重要方面,美国各州现在的状况比以前更加近似。研究表明,在小地方,父母将孩子培养成高收入人群的可能性更高,因为那里高质量社区的生活成本通常较低。此外,生活在小城镇或城市的人群相对大都市的居民来说,对自身生活的社区质量评价通常更加满意。

被夸大的地区差异

根据经济学家在美国国家税务局(I.R.S.)记录中编纂的世界不公平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显示,虽然个人收入不均的程度已经飙升到了自 1920 年代以来的最高值,但州级层面的不公平(以阿拉巴马州和爱荷华州为例)相对 20 世纪初来说,实际上是直线下降且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县级和大都市层面的情况也是类似,自 1980 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

从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地区不公平对总体不公平带来的影响小之又小。如今,在同一个州或城区内的公平性差异却巨大而极端,其中有部分原因来自于种族歧视的持续影响。但在其他地方,公平性的差距却相对温和。换句话说,相比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在洛杉矶等大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公平性差异更加明显。

对比收入差异时,相比州或城区等变量,对比年龄、受教育程度、特别是职业的差异会有意义得多。

各县区对于儿童生活改善提供的机会也逐渐变得均衡。通过测量低收入家庭长大的儿童在 26 岁时的收入发现,1980 年出生的孩子向上层阶级流动率最低的那些县,在过了 8 年之后,这些县里 1988 年出生的孩子在 26 岁时的收入增幅反倒是最大的(也就是说阶级流动率变化也是最大的)。

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小地方,低收入家庭长大的儿童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一致。事实上,相对于在大都市长大的儿童,小地方的几率甚至略微更高。

纵观大城市和小城市,小城市中家庭收入位于第 25 百分位长大的普通儿童,在 26 岁时的收入能够达到第 45 百分位。这些结果来自哈吉·柴提(Raj Chetty)和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主导的洞察机遇项目(Opportunity Insights project)统计的美国国家税务局数据。

哈佛大学和人口普查局的经济学家在洞察机遇项目中得出结论:在向上流动的地理差异中,儿童成长的社区环境相比其生活在哪个城市或哪个县的作用更加显著。时报的 The Upshot 栏目曾报道过该项目的研究。

确切地说,研究人员发现,收入等级表上第 25 百分位上长大的儿童,其 68% 的地理差异因素都与通勤区有关。社区差异占总差异的 54%。社区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多数是儿童成长于学校出勤区,这意味着父母可以通过住房市场为子女支付向上流动的“路费”。

住房成本的巨大影响

相对于那些在纽约或洛杉矶等超级大都市中竞争激烈的社区长大的儿童来说,在人口较少、口碑良好的社区中长大的儿童生活更加美好,至少就他们成年后的收入而言的确如此。

居住在那些成不了超级大都市的小城市,好处可不止这一点:在小地方,住进向上流动率高的社区中的成本也要低得多。对于单身母亲来说,如今支付好社区的房租虽然有些困难,但仍然有可能实现——这在大都市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了明显的经济优势,即为子女提供相同水平机会的开支更少、就读高质量学校的几率更大以外,父母肩负的经济压力一旦得到缓解,便能鼓励他们减少工作时长,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子女培养中。

我们还发现,社会健康指数在小地方的数值更高。这些数据来源于社会资本项目(Social Capital Project),该项目主要研究已婚妇女生育比例、根据暴力犯罪得出的安全性、选民和人口普查参与率以及慈善捐赠等课题。

同样,根据本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多年来汇集的志愿者补充数据显示,小规模社区的人更愿意担任志愿者,种族隔离的发生率也更低,即少数族裔拥有白人邻居的可能性更高。

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盖洛普(Gallup)研究发现的结论:为什么小地方的人对居住社区的评价满意度更高?盖洛普社区幸福指数(Gallup-Sharecare Community Well-Being Index)整合了 7 个调查项目,就一些问题询问了受访者的认同程度,这些问题包括“我居住的城市或地区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总是感到安全且有保障”和“我居住的房子或公寓符合我和家人的理想”,等等。

盖洛普于 2015 年至 2016 年访问了 324927 人,在将数据与洞察机遇项目的数据库整合后,研究人员得出如下结论:在向上流动率较高的社区,针对这些问题的赞同回答显著更多。生活在人口较少的县或城区的人在该指数上得分也较高。这与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最新调查数据是一致的,即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对自己所在社区的满意度最低。

另一方面,盖洛普的数据显示,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更加赞同“我必须每天拼尽全力做到最好”这一表述。这意味着,大城市的人们需要把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

父母的生产力

在超级大城市,人们通常可以应用专业技能实现满足感并从事高薪职业。

但正如工人在大城市的工作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一样,父母可以在小地方能够提高家庭生活的效率。对于父母而言,生活环境的价值取决于能否以较低的成本接触高质量社区、社会资本、建立彼此信任的网络以及实现合作。这些属性的吸引力简单易懂,它们解释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会直截了当地搬到距离最近的中心大城市,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前景。

普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的巨大差异来源于那些成功大都市和大力支持特朗普的落后城镇和农村之间。想要消除这个观点可能很难,但人口较少的地区必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死亡率更高、教育程度更低,有些地区甚至面临着大面积失业。

但无论是哪一位政策制定者,如果他试图解决公平性这个最为显著的国家级问题,都会很快发现,美国最大的不公平并非源于地区差异,而是存在于城区内部,存在于社区和当地的行政辖区之间。


翻译:熊猫译社 潘欣

改图:郑舒雅

题图来自 John Fornander on Unsplash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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