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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美国国父都有着什么样的品格,又怎样影响了美国政治结构?

曾梦龙2019-01-23 19:08:52

从华盛顿到潘恩、伯尔,通过一系列关键人物的素描,戈登•伍德勾勒出了这样的场景:在建国者的世界中,重要的不仅是收获权力,而且是因为拥有美德才收获权力。——《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 1933 年生于美国。哈佛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受业于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作为美国“共和主义学派”与“思想意识学派”的重要奠基者,伍德从思想意识与政治品行的角度重塑了美国建国历程及其意义。1970年以《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一书获班克罗夫奖, 1993 年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获普利策历史著作奖。 2010 年获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

译者简介:

周顺: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政治思想史。著有《联邦主义的理路:以美国为例》等,有译著及发表论文多篇。

丁常昕: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现任职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书籍摘录:

导言:建国者与启蒙运动 (节选)

所有国父都打心底里认同威廉·李维斯顿的劝告: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开明绅士,就要“憎恶迷信和偏执,因为它们是懒惰和奴役的源头。要同无知与野蛮决裂。要与艺术和科学同栖。要扶持每一种可以使品格增光生辉的事物。总而言之,要让对国家的爱以最明了的方式彰显,即爱国之心与公共精神。”他们努力使这一关于自由的人造的新标准内在化,并以此来定义真正的文明人——彬彬有礼、品味优雅、善于社交、学识渊博、慈悲为怀、广施善行;也以此来定义优秀的政治领袖——德行高尚、立场无私、远离腐败谄媚之行。标准一旦内在化,这些开明的古典式共和理想、价值观和标准便开始规范和控制他们的行为。他们着迷似地谈论如何形成一种品格(character),正如约翰逊博士所定义的,它是“关乎个人品质的一种表现。”

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荣誉与声望,或者说,他们专注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表现。这些革命领导人不可避免地成了生活剧场中的某个角色,某个率真的表演者。他们的品格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暗藏矛盾与缺陷的内在化的精神。(这一当代看法导致了近来对国父们的抨击。)相反,他们认为品格是一种外在的生活,这些公众人物试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无愧于最优秀的那部分文化所赋予他们的价值与责任。国父与社会完整地嵌合在一起,却从未发现自己已在批判与学术的孤立下远离了这个世界。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将成为文化的对立面。他们的个体性毋庸置疑,有时会呈现出一种英雄色彩和超凡卓越的古典姿态,但他们绝非个人主义者,他们为自己的社会属性而忧心忡忡。他们不得已陷入社会及公益事业之中,为了礼仪、社交以及在公众面前的角色而隐匿自己的感受。杰斐逊与玛莎·华盛顿销毁了自己与配偶间的通信,因为他们坚信这些完全私人化的信件对彰显其公共品格毫无用处。在 1797 年出版的声名狼藉的“雷诺兹小册子”中,汉密尔顿牺牲了私人美德以保全其公共美德,他声称,绅士的私人生活应该与其公共品格及称职与否毫无关系。而让本杰明·富兰克林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标志性行为——他巧妙的造型、他扮演的角色、他的多重面具、他拒绝披露内心世界——居然被这个有教养、善交际的 18 世纪推崇备至。 为了社会利益而如此工于心计、如此表里不一、如此心甘情愿地妥协、改变,今天的我们对此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但这一抗拒恰恰表明了我们与浪漫主义之前的 18 世纪存在某种距离。

这些革命领袖所希望达成的教养与文明是面向公众的;惟有在社会中它们才获得了价值。懂得如何在人群中举止得体、如何领导和管理人民,这意味着要细致入微地体察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社会需要这种被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称为“看客之谊”(Fraternity of Spectators)的品格,它“使人们区别于蒙昧无知的兽类及缺乏思考的同类”。这些“看客”——由“那些将世界当做一个剧院,希望对剧院中的演员作出正确判断的人们”组成——有义务构建出一个彬彬有礼的氛围。绅士的行为要根据对他人及社会的影响来进行判断。

从此,富有教养与德行的领导文化便意味着听众、看客、角色,意味着一个充斥着表演与表现、喝彩与指摘的戏剧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让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推崇备至。亚当斯总认为自己和同僚是在登台献演。他一度迷恋上公共生活的“舞台布景”,并声称“其舞台效果远胜于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品格或精妙情节。”亚当斯一生见证了无数剧目,直至1805年他遗憾地发现自己已成为昨日之星。他问朋友本杰明·拉什,“还会有什么像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那般情节跌宕起伏的事件出现吗?”他又问,汉密尔顿因“小册子事件之伤痛”而对约克城下命令算不算呢? 人生如戏,惟有给观众留下印象才算得上真正的登台献演。大众领袖不得不成为某个演员、某个角色、或某位伪装大师。

革命领袖深谙此道,他们的言谈举止处处体现着正直、道德、文明。事实上,革命所产生的强烈自我意识将他们与后来的领导人之间划出了一道永远的界限。这种投身革命的方式也让他们彻底远离了自己父辈与祖辈们的旧世界。他们探寻着,常常无功而返却始终真诚无匹:他们要扮演好每个角色,成为杰斐逊口中“天生的贵族”——地位的衡量依据其开明的价值观及其慈爱之举,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出身与血统。

革命领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出身卑微却满怀雄心壮志,这种结合使得后天努力的价值远比天赋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包括领导阶层中的二、三等级都是第一代绅士。换言之,几乎所有人都是家族中第一个进入大学,接受博雅教育,彰显 18 世纪开明绅士新特色的人。签署《独立宣言》和《宪法》的 99 人中,仅有 8 人的父亲是已知读过大学的。(那些未曾接受大学教育的革命领袖,诸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纳撒尼尔·格连(Nathanael Greene)通常在自由开明价值观中提升自我修养,以此来弥补这一短板。)正如本杰明·拉什 1790 年所写的,“许多美国国父乃是令人尊敬的技工及农人之后。”

杰斐逊之父彼得·杰斐逊,是一个富裕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土地勘测员,与著名的伦道夫家族喜结秦晋。但他并不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也没有接受过博雅教育:他不读拉丁文,不了解法国,不拉小提琴,据我们所知,他也不曾对教会及蓄奴问题提出半点质疑。

但他的儿子托马斯则完全不同。事实上,所有的革命家都了解他们的父辈所不曾了解的事物,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信仰和价值,通过自己的大公无私和美德来证明自己。但有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并不希望像他人一样扮演角色。乍看起来,亚隆·伯尔拥有成为伟大国父的一切凭据:他参加过独立战争,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还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富裕贵族,最终成为纽约参议员及美国副总统。但某些事让他与同僚之间有了区别。他的表现与其他革命领袖截然不同——尤其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谋取私利的做法——正是基于这种区别,政治家同僚最终群起而攻之。由于他打破了当时的常规,叙述其离经叛道的经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父们的品格。

美国国父起草《独立宣言》,作者:John Trumbull  ,来自:维基百科

然而,这些主流国父的开明思想也引发了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是开明的新价值观引导这一代人投身革命,并构成了与其他时代领导人之间的区别,那么正如近代历史批评家所提出的,为何这些号称受过博雅教育的开明绅士没有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为何他们没有提高妇女地位?为何没有彻底废除奴隶制?为何不用一种更人道的方式对待印第安部落?

的确,国父所为并非尽善尽美。这说明他们并不像自认为的那样充分控制了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他们也并不比我们寻常人更准确地预见自己的未来。最终,国父的许多开明愿景以及精英式领导都被革命所释放出的绝对民主与平等之力所摧毁。

毫无疑问,所有国父都本能地认为,西部地区终将属于美洲移民。同时,许多人也对占领该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命运顾虑重重。事实上, 18 世纪 90 年代,华盛顿的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就写了一份连现代人类学者也会为之拍手称道的声明,陈述了公正对待美洲原住民的必要性。但他们又买断印第安人的领土权,以诺克斯力荐的方式——以有序稳健的节奏推进移民工作——来同化或保护他们。普通白人移民毫不在意东部城市出台的各项规划与政策,他们兴奋地向西迁移,因为领袖们告诉他们“汝乃上帝选民”。他们的西进如此迅速又如此混乱,由此挑起了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联邦政府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民主与人口学同样摧毁了国父们的其他愿景与计划。所有这些杰出的领袖都曾认为,革命的自由原则终将消灭奴隶制。甚至连当时的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及亨利﹒劳伦斯等南方人也公然抨击奴隶制的不公正,“从那一刻起”,纽约的E·X·史密斯医生(他也是一位废奴主义者)在 1798 年说道,“这个致命伤一定会慢慢地将其摧毁。” 这一预言显然大错特错, 18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奴隶制正处在拼命扩张的边缘,距灭亡相去甚远。事实上,革命年代末期的奴隶数量要远胜于 60 年代。

但革命领袖的这种自我欺骗、盲目乐观依然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凡事往好的方面想,而且当时也的确出现了奴隶制消亡的迹象。北方各州——对其而言,奴隶制并非等闲之事——忙于铲除这一制度,并于 1804 年实现了目标。国父们认为南方也应该如此。南方不仅比北方建立了更多的反奴隶制协会,而且独立战争一结束,南方北部地区的奴隶解放运动就迅速发展起来。许多人都相信,奴隶制将随着 1808 年国际奴隶贸易的终结而废除。由于这种错误期待,国父们无比乐观地在 18 世纪 90 年代将奴隶制问题束之高阁。正如美国第三任首席大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斯(Oliver Ellsworth)所称:“当人口增加,穷苦劳动人民的数量会多到让奴隶毫无用武之地。适时的奴隶制不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污点。” 国父们没有考虑到蓄奴州本身非同一般的人口容量(尤其是弗吉尼亚),足以为南部腹地及西南部的扩张提供所需要的奴隶。此外,无论国父们如何迫切期待废除奴隶制,只要普通白人种植园主需要奴隶,奴隶制就不会终结。

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再也无法重塑国父一代的辉煌,这便是最简单的回答:平等式民主(egalitarian democracy)——就是我们今天认为美国社会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的发展。 19 世纪早期,普通大众(至少是普通白人)的呼声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人们所注意,他们的声音很快就盖过了革命领袖(正是他们让普通大众登上了历史舞台)的高尚期望与目标。国父们过于成功地促进了普通人的民主与平等;事实上,他们也成功地杜绝了自身被复制的可能。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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