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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伯林所写的马克思传记,“有时比马克思自己的话更令人印象深刻”

曾梦龙2019-01-14 18:51:07

本书对马克思的呈现既充满感情,又保持着客观。伯林对马克思观点的讲述,有时比马克思自己的话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的描绘,在一本大量涉及思想观点的书里,也显得非常生动鲜活。——《政治研究》杂志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 20 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 1928 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曾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夫森学院院长,1957年获封爵士。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俄国思想家》、《概念与范畴》、《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观念的力量》、《自由及其背叛》、《自由论》、《苏联的心灵》等。作为杰出的思想史研究者,先后被授予伊拉斯谟奖、利平科特奖和阿涅利奖。

书籍摘录:

一 导言(节选)

在 19 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能与卡尔·马克思一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透彻和深远的影响。在其一生之中及其身后,他在理智和道德上对其追随者们都起到了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期,这种支配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涌现出了一批批伟大的人民英雄和烈士,以及富有浪漫色彩,几乎是传奇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和言行导引着民众的憧憬,在欧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传统。然而,在任何时候,马克思都不能被称作普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显然他绝不是什么流行作家或演说家。他的写作范围十分广泛,但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流传开来;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当这些作品开始广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后来才得以传播的),人们传阅这些作品的热情与其说是对它们本身质量的认同,不如说是那与他紧密相关的运动的好名和恶名得以传播开来的结果。

马克思完全缺乏作为一名伟大人民领袖或者煽动者的特质,也不是俄国的民主斗士亚历山大·赫尔岑那样的天才宣传家,也不具备巴枯宁那样非凡的雄辩口才。他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是在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在伦敦度过的,不是在自己的书桌前,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广大民众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到他去世前,他成了一位广为人知、受人景仰的人,成了一场强大国际运动的领袖。他的生涯或性格中没有任何成分特别激起人们的想象力,或者唤起无限的热忱,一种狂热的,甚至是宗教式的崇拜,而当初科苏特、马志尼,甚至是晚年时的拉萨尔都是被追随者们怀着这样的心态加以热捧的。

他并不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便出现也不是特别成功。在他出席的宴会或公众会议上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说中,他的讲话总是过多地铺陈事实,夹带点枯燥和唐突,希望从听众那里索取一点尊重而不是热情。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位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本能地想要避开与群众的直接接触,而他毕生的精力却又都耗费在了对这些群众利益的研究之上。在很多追随者看来,他似乎是一位遵循教条、喜欢说教的德国教师,总是无休止地在重申自己的论点,而且越来越锋利尖锐,直到他这些论点的精华留在那些信徒的脑中无法消除。他关于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一大部分都是在对工人们讲课时初次得以阐述的:据说他在这些环境下的讲授和阐述就是简明扼要的典范。但他写得很慢,也很痛苦,就像那些敏锐而又高产的思想家有时候一样,几乎跟不上自己思想的速度,急不可耐地既想阐述一个新的教义,又想预先阻止任何可能的反对观点;那些发表的版本,在讲述抽象问题时,往往都有失平衡,而且细节上十分晦涩,虽然中心思想从未真正存在疑问。他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点,曾把自己和巴尔扎克《无名的杰作》中的主人公相比,那个人就试图将自己脑中形成的图像用笔画出来,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无休无止地在画布上修改,最终却只是画出了一团五颜六色、没有形状的东西,但在他本人眼里却正好表达了自己头脑中的图像。

他属于一个比之前历代更加强烈而审慎地培养想象的时代,在一群认为思想比事实来得更加真实,个人关系远比外部世界的事件含义更广的人中长大成人;对他们而言,公众生活有时就会被从他们自己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验世界层面加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个能自省的人,对个人,或者对精神或心灵状态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技术的快速进步,带来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和文化上的错位和混乱,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未能正确评价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革命性转型的重要性,因而只会激起他的愤慨与蔑视。

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社会特征视若无睹。

他总是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也许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生来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一事实的厌恶,使得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更增加了他与生俱来的无情与好斗,从而产生了一个大众想象中令人敬畏的人物形象。他那些有名的崇拜者会发现,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富于情感或心肠柔软的人,或者是个关心他所接触的大多数人感受的人;在他看来,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蠢蛋就是马屁精,对于他们,他公然带着怀疑或轻蔑的态度。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态度十分专横、强势,那么在让他感觉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亲密小圈子里,他还是很体贴、很温和的;他婚姻生活基本上不能说不幸福,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喜欢,对自己一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怀着几乎坚不可摧的忠诚与热爱。他没什么魅力,行为举止也时常有点粗俗,容易藏不住心中的仇恨,但即便是他的敌人,都被他人格的力量与激情、他观点的大胆与广度、他对当前局势分析的广泛性与杰出性所折服。

他一生都与同时代的那些革命者格格不入,对那些人、对他们的方式、对他们的目标都不友好。不过,他的这种孤立不仅仅是性格原因或者时空的偶然。无论大多数欧洲的民主人士在个性、目标和历史环境方面的差异多么巨大,他们在一个根本属性上彼此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原则上的合作成为可能。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暴力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是倾向于全人类所共有的道德标准。他们批评、指责现有的人类生存环境,依据的是一些先入为主的理想、一些体系——至于这些体系是否合适,根本无须证明,对于任何有着正常道德观念的人来说,它们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的设想,依照各自在实践中可实现程度的不同而相互区别,并且相应地可以被归类为更加偏离于或偏向于空想社会主义,不过,关于追求的终极目标,各民主思想流派之间还是有着广泛的一致。对于提议的方式的有效性,对于与现有势力达成妥协在道德上或实践中可行的程度,对于特定社会制度的特点与价值,并且因此对于所采纳的相关政策,他们有着不同意见。不过,即便是他们之中最暴力的群体——雅各宾派和恐怖分子(也许这些群体还更甚于其他人)——也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个人的坚强意志改变不了的;他们也相信,强有力的道德目标是充足的行动源泉,它们本身就是因为众人都接受的价值观而变得合理。所以正确做法就是,首先确定人们希望这个世界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人们应该据此来考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保留多大部分,摒弃多大部分;最后,人们应该寻找最有效的完成必要改革的方式。

这样一种态度,在任何时期的大多数革命者与改革家们中相当普遍,马克思则完全不予同情。他坚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不会仅仅因为在某种理念驱使下的个人干预而改变的。他相信,人们为了给自己的目标正名而诉诸的内在经验,非但不是在揭示某种被称为道德或宗教的特定真理(在历史性地被置于特定场合的人群中),反而往往会导致神话和幻想的产生(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性的)。受产生时的物质环境影响,神话有时在客观真理的伪装下,代表了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希望相信的一切;在它们欺骗性的影响下,人们错误地解释了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本质,错误地理解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而错误地计算了自己和别人的势力范围,从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和对手的行为后果。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相信价值不能脱离于事实加以考量,而必须依赖于看待事实的方式。真正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无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标准的帮助,其本身就会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应该采取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进程才会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

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新的道德或社会理念要强加到人们头上;他并不要求改变心意:仅仅改变心意,不过是用一种幻想去替代另一种而已。和自己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诉诸理性的,诉诸实用知识,指责知识上的恶行或盲目,坚持认为,人们为了懂得如何摆脱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乱,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他相信,对人们所处的社会中力量制衡情况的正确估计,将会预示着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态。

马克思指责现有的秩序,不是通过理想,而是通过历史的角度:一般而言,他并非因为它不公平,或不成功,或因为人类的邪恶或愚蠢而加以指责,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这规律必然导致到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一个阶级用不同程度的理性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要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并因而导致对人们的压迫和伤害。压迫者们受到了威胁,但威胁的内容不是受害者们蓄意的报复,而是历史为之准备的即将发生的必然崩溃(以基于某个敌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为其表现方式),因为一个完成了自己社会任务的阶级注定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不过,尽管原本是想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他所采用的却是一种先驱和预言家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以人之名,而是为宇宙法则本身代言,没有想要拯救或者改善什么,而是要去警告、谴责,去揭示真理,更重要的是去驳斥谎言。“Destruam et aedificabo”(吾欲破且立),这是蒲鲁东写在其某本著作前面的话,更加恰当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自己指派的任务的观点。到了 1845 年,他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熟知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本质、历史与进化规则。他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创造性劳动不断试图掌控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历史。这一行为在对立阶级的斗争中得到体现,其中一个阶级必须是胜出方,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进步总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相继构成的。从长远看,这些代表了理性的进步。那些十分理性的人总会将自己与所处社会中的进步阶级,也即上升的阶级挂起钩:要么在必要时通过刻意抛弃过去的历史,让自己与那个阶级联合起来,要么在历史已经把他们推到那个阶级位置时,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且依此来行事。

相应地,马克思在确认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兴阶级是无产阶级后,便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为其争取胜利的努力之中,而他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充当领头人。这种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由历史的进步所确保,但是人类的勇敢、决心和智慧能让它来得更近些,让过渡阶段更少一些痛苦,带来的矛盾更少一些,对人类物质的浪费也少一些。从此,他的地位便成了指挥官,积极投入某场运动之中,因而他并没有不断地号召自己和他人陈述加入某场战争的理由,或者列出支持某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理由:战争的状态与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已经确定;这些事实不容置疑,只需接受和验证;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打败敌人,其他所有问题都是空谈,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之上,因此也都无关主题。正因如此,马克思晚年的作品中才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终极原则的讨论,也完全没有为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正名的意愿。敌人的优点或者缺点,或者如果敌人或战争完全不同于现实又会如何,这些在战争中都无关紧要。在真正的战争时期引入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就等于分散自己的支持者们在关键问题上的注意力(不管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些关键问题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并因而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

在真实战争中,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资源以及敌人的资源有准确的把握,了解此前社会的发展历史,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实现胜利目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本论》便试图给出这样一种分析。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明确的道德辩论,缺少对良知或原则的呼吁,对于胜利之后即将或者应当发生的事情同样明显缺少详细的预判,这些都是过分关注于行动的实际问题带来的结果。关于不可剥夺的普遍天赋人权,关于属于每个人的良知(无论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如何)的观念,都被斥为自我保护的自由幻想。社会主义不会恳求,而是要求;它不谈权利,只谈从束缚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势不可挡的方式面前,旧的社会秩序明显开始分崩离析。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与理想,随着它们发源的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认为它们任何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可更改的,就等于相信它们所从属的制度(在这里便是资产阶级制度)是永恒不变的。

这一谬论被认为构成了 18 世纪以来的唯心人道主义者们的伦理学与心理学教义。因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所共有的那种臆断给予了极端的不屑和厌恶——他们认为,既然所有人的利益最终都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那么每个人都采取一种理解、友好与行善的方式,可能会使“最终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成为可能。如果阶级斗争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利益就完全是不可调和的。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只能归因于愚蠢地或愤世嫉俗地忽视真理,这是被历史一再暴露的一种特别邪恶的虚伪或自我欺骗形式。这种观点上的基本区别,而不仅仅是性格或天赋资质上的不同,正是将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激进分子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截然区分开来的地方,对于后者来说,让他们感到困惑而愤怒的是,马克思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猛烈的、坚持不懈的谴责和斗争。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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