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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以色列国宝级作家阿摩司·奥兹去世,他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Isabel Kershner2018-12-30 07:07:38

他曾说过:“没有经历过痛苦,就无法成为好作家。”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耶路撒冷电 — 阿摩司·奥兹(Amos Oz)是著名的以色列作家,他的作品生动地记录了这个年轻国家的人物和风光。经过岁月的洗礼,他成为道德模范领袖,并在国家问题上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他于周五去世,享年 79 岁。

他的女儿法妮亚·奥兹·萨尔兹伯格(Fania Oz-Salzberger)宣布了他的死讯,并在 Twitter 上写道,在与癌症做了短暂战斗后,“他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她没有透露父亲的死亡地点。

近年来,奥兹定居于特拉维夫。

作为以色列最多产的作家和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奥兹 20 岁出头就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出版了十几部小说,包括《我的米海尔》(My Michael)和《黑匣子》(Black Box),还出版了一系列短篇小说、非小说类作品和许多散文篇章。他的作品得到读者喜爱,被翻译成超过 35 种语言。

他广受好评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于 2002 年首次以希伯来语出版,并成为国际畅销书籍。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于 2016 年上映,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担当了此片的导演兼主演。

在包括了耶霍舒亚(A. B. Yehoshua)和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内的一代以色列本土作家中,奥兹的很多作品是用现代希伯来语写的。以色列开国领袖赞扬这种古老语言的复兴,是建立新国家身份的一个关键因素。

周五,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巴西访问时表示,奥兹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文笔敏捷、富有感情地将以色列的重要层面展现给世人”。

保守派的内塔尼亚胡在提到奥兹尖锐而富有说服力的左翼主张时补充说,“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存在意见分歧,但我非常感谢他对复兴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学的贡献。”

奥兹出版了十多部小说,包括 1968 年出版的《我的米海尔》、短篇小说集、非小说类作品和许多散文篇章。

以色列建国时,奥兹已经九岁了(他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他的一生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兴起。他经历过动荡的岁月,并将满腔怒火化成充满智慧、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来探讨巴以冲突。

母亲在他 12 岁时自杀,他幼小的心灵因此饱受折磨。他的许多作品都描写了以色列的百姓生活,文笔中带有失落感和忧伤。

他曾说过:“没有经历过痛苦,就无法成为好作家。”

虽然奥兹热衷于宣扬和平,但他不是和平主义者,对敌对邻国不存在幻想。他曾在军队服役,作为一名坦克部队的预备役士兵参加过两场战争。他曾表示,有时需要使用武力来对抗侵略,这是一种务实的工党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在 1967 年的中东战争(Middle East war)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此后不久,奥兹先于主流看法,开始倡导撤军和实行“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主张在以色列旁边建立巴勒斯坦国。

1970 年代末期,在以色列与埃及就签订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时,他协助成立了左翼组织“现在就和平”(Peace Now)。

2000 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削弱了以色列的左翼势力,国家也开始出现右倾,奥兹的左派言论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极右派的批评者称他是叛徒。

奥兹说,这种批评早就有了。为了宣传即将在 2016 年出版的英文小说《犹大》(Judas),他在 2014 年接受《以色列日报》(Yediot Ahronot)采访时指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因为和英国军官做朋友而第一次被称为叛徒——自 1967 年到现在,时不时就会有人如此称呼自己。

《爱与黑暗的故事》剧照。电影由奥兹的同名回忆录改编而成。

“有的时候,”他说,“叛徒这一称号可以作为荣誉的象征。”他还提到了其他一些被冠以叛徒的名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

他也免不了受到极左势力的批评。在自由主义报纸《国土报》(Haaretz)上对奥兹的最后一本书——《亲爱的狂热者》(Dear Zealot)所撰写的评论中,前政治家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写道,奥兹是“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的狂热支持者,在通往失败的道路上,他对其他解决方案进行攻击。”伯格认为“两国方案”必将失败,只有巴以两国融合为一个国家才是解决争端的办法。

《亲爱的狂热者》是 2017 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文集,由三篇关于狂热主义主题的文章组成。奥兹称狂热主义是 21 世纪最严重的灾难。他形容这本书“包含了他一生的经验结论”。

近 20 年前,奥兹就已经对存在于以色列及其他国家中的狂热行为表示了担忧。在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数天后,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表达了这一观点,“受到阿拉伯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侵害,我们常常蒙蔽了双眼,忽视了沙文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不仅是伊斯兰教,在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在犹太人中都有极端主义的存在。”

虽然许多以色列人将和平进程的僵局归咎于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领导层达成协议的意愿和能力持有怀疑,但奥兹要求以色列领导层承担责任。他拒绝接受任何“一国解决方案”(one-state solution),因为如果真的达成“一国解决方案”,那么整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阿拉伯国家,他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

此外,奥兹希望以色列代表人道主义犹太文化,而不仅仅是犹太宗教和民族。

1939 年 5 月 4 日,奥兹在耶路撒冷出生,原名是阿摩司·克劳斯纳(Amos Klausner)。他的父亲是图书管理员耶胡达·阿里赫·克劳斯纳(Yehuda Arieh Klausner),母亲是法尼亚·马斯曼(Fania Mussman)。他们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在耶路撒冷相遇。虽然他们通晓多种语言,但他们要求儿子只能说希伯来语。

奥兹的小说《犹大》

阿摩司的童年是在一个令人窒息、堆满书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父母从小向他灌输一种被他称为“血与火”(blood and fire)的信念:建立和维护犹太国家需要力量和权力。在他母亲自杀两年半之后,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开始变得叛逆,并搬到胡尔达集体农场(Kibbutz Hulda),那里有新鲜的空气,人们过着公社制生活。在那里,他将自己的姓改为奥兹——希伯来语勇气的意思。

他说:“我决定走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在胡尔达完成中学教育,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农场里工作。社会主义集体农场运动中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人物后来出现在他的一些小说中。

在胡尔达,他遇到了尼莉·扎克曼(Nily Zuckerman)。两人于 1960 年结婚。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法尼亚(Fania)、加利亚(Galia)和丹尼尔(Daniel),以及几个孙辈都还在世。

1961 年,奥兹服完义务兵役,农场议会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学习。在那里,他获得了哲学和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回到胡尔达,他养成了写作和务农的习惯。他还在农场高中担任警卫和完成餐厅分配的任务,并在这所学校任教。

他参加了 1967 年和 1973 年的战争,并在牛津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回到以色列后,一家人从郁郁葱葱的胡尔达搬到了位于沙漠南部的阿拉德镇(Arad)。那里的空气干燥,他们认为这对患有哮喘的儿子丹尼尔有利。几十年来,他们就在阿拉德安下了家。

在那里,奥兹养成了每天早上 5 点起床的习惯。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散步,呼吸着沙漠里的空气,然后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安顿下来,开始写作。

他在 2009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的桌子上摆有蓝、黑两种墨水颜色的笔,他会用这两种颜色来进行政治写作和文学创作。

他说:“一种颜色是用来批判政府。另一种颜色是用来写故事。我从不会用错颜色。”

奥兹还成为了位于贝尔谢巴(Beersheba)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希伯来文学系教授。

他获得了一些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包括歌德奖(Goethe Prize)和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十字勋章(French Knight’s Cross of the Légion D’Honneur)。人们一直认为,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 1998 年授予他享有盛誉的以色列奖时,评委们写道,“35 年来,他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记录以色列百姓的生活状况,在触及以色列灵魂的痛苦和欢乐时,他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政治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他会用文学来阐释政治。

2013 年,奥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长达百年的巴以冲突发表评论:“巴以冲突是因为双方都在维护各自的权利。悲剧有两种结尾方式:莎士比亚式或契诃夫式。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到了结尾,舞台上到处都是尸体。在契诃夫的悲剧中,所有人都幻想破灭,沉浸于痛苦不幸中不能自拔,忧忧郁郁,但好歹人都还活着。我以及参与和平运动的同事都在为契诃夫式结尾而努力,而不是莎士比亚式。”

两年后,作为对政府的抗议,他表示将不再参加外交部在驻外使馆举行的活动。

尽管如此,他对以色列的感情从未消退。

“即使我无法忍受她,我依旧深爱以色列,”他在最后一本书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注定要在大街上摔倒,我想要在倒在以色列的大街上。而不是在伦敦、巴黎、柏林或纽约。在这里,陌生人会扶我站起来(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肯定有不少看热闹的人会想看到我再次摔倒)。”


翻译:熊傲译社 驰逸

题图版权:George Etheredge/The New York Times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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