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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流动和秩序,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怎样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

文化

悬浮、流动和秩序,牛津大学项飙教授怎样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

曾笑盈2018-12-31 06:45:25

“平等参与到一个不平等化的社会经济过程”

“在不占有的前提下拥有生活!”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的关于城市治理的讲座结束后,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应要求,在“粉丝”递过来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的扉页,一并写下了这句赠语。

有“粉丝”很快想起,“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正是项飙为《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中文版撰写的导读的最后一句话。

《扫地出门》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该书揭示了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贫民区问题和大规模驱逐现象,荣获了2017年的普利策奖。

项飙 1998 年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温州人,他从本科二年级开始,便在北京南苑的“浙江村”做田野,调查这个独特的外来人社群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项飙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和劳工研究,包括《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中的印度劳工研究、东南亚的人口流动,和新近关于中国东北的劳务输出研究。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18年三联书店修订版
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半个月前一到北京,项飙便受邀开展一系列讲座分享活动。除城市治理的讲座之外,13 日他还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分享了《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阐述了一种普遍的国人 “悬浮” 心态;20 日,作为清华高等人文社科研究所的系列讲座之一,《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一讲,通过东北出国劳工和中介公司的案例,讨论了“社会人”如何被秩序化的过程。

《好奇心日报》为大家整理了项飙系列讲座中最精彩的内容,它们涉及这些问题:为什么说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悬浮”的心态?北京的流动人口疏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的高速流动和无序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秩序化过程?

项飙在讲座《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主办方提供

“悬浮”的国人:每一趟车都是末班车

什么是“悬浮”?项飙简单下了一个定义:“悬浮”是这样一种状态,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向一个未来。与此同时,当下被悬空了,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意义。努力工作并非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往往是为了攒够钱,从而今后就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他列举了各种例子:

一位出租车司机认为身体健康是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要赶紧赚钱。

1994 年在东莞,民工如“蜂鸟”般频繁跳槽,跳槽成为他们解决宿舍、车间工友矛盾,工作乏味疲惫等问题的唯一方式。在“赶快跳槽、赶快赚钱,积蓄尽量多的钱,以后不用再当民工”的思维下,极少有人直面问题,试图改变工友关系、工厂管理方式等现实状况。

在东北,有出国务工人员被中介骗了 6 万多中介费,因此被同村人或朋友嘲笑,而并不会有人帮他找中介论理。因为每个人都默认了“要赶快赚钱”,“你没有赚到便是能力不够”的逻辑,大家也能够理解中介骗钱也是为了赚钱,“你被骗,说明你玩不过中介”。

在今天,大学老师“青椒”有时明明知道自己写的文章没什么意思,却不得不努力完成发表任务,告诉自己:“等五年之后,再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现在先不要问太多问题。”原本大学教师应该是最有保障,最能从容思考当下,不仅自己思考,还替代他人思考的职业,但现在也前呼后拥、迫不及待地把当下的自己悬置起来。

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开场舞Go West,剧照来自电影截图

项飙还做了一个“工作洞”的比喻: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来,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但需要使劲工作,赶快跳出去。

而大家想象中的“未来”是含糊的,某种意义上具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人们不是因为对未来有追求,所以选择放弃当下;而是首先认为当下没有意义,然后告诉自己,当下所做是为了未来;但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未来不太重要,或者说,未来必须就是模糊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但是在意义层面,不同阶层好像共享着同样一种话语世界和情感结构。

“焦虑面前,人人平等”,项飙注意到:“越富有的人,可能比低收入群体的焦虑还要严重;尤其中产阶级,似乎整天生活的主题就是焦虑。”

那么,为什么大家普遍处于“悬浮”状态呢?这需要从两个看似相悖的面向,即“平等参与到一个不平等化的社会经济过程”来理解。

经过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人占有的资源基本上较为平等。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 90 年代初期,全面的私有化经济过程展开,一种普遍的竞争思维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大家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都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机会进入到原始财富积累的游戏,输了都不服。

与此同时,当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开始形成,人们争先恐后要“上车”:每一趟驶过的车,都是末班车。

另外,“悬浮”心态也与一种线性的历史想象密切有关,人们觉得历史必然会越来越好,“进步”是存在的意义来源。社会主义时期,整个社会都在奋发前进,强调赶超;到了今天,这种想象依然存在,不过彻底个体化了,历史进步变成了物质改善。

刘小东 1990 年油画《人鸟》,来源:《刘小东1990-2000》,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00 年出版

由于“悬浮”,一种悖论式的现象在中国上演:

一方面,中国有着数目庞大的、活跃的、精力旺盛的个体,从个体经济行为来看,如努力工作、安排理财,大家的能动性非常强;我们社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得十分丰富、复杂。

但在另一方面,变化主要来源于带有偶发性的技术,例如微信、支付宝等的普及。社会自发的力量基本上被“掏空”,每个人都忙于即时解决当下的问题,忙于向前看,而很少激发出结构性的改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印证了撒切尔的说法:“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体和家庭。”

此外,新保守主义也开始兴起。生活方式表面上越来越多元、开放的背后,近年来,国人在性别、婚姻和家庭方面却不断趋于保守。

项飙提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公园的相亲角:“在我读书的时候,这是不可想象的,会觉得父母介绍对象,太掉价了吧。”

在当年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今天的许多毕业生,第一就业选择是公务员、国企。“似乎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秩序,对我们的人生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近来也出现了诸如深圳“三和大神”一天工作、三天休息,以及青年“丧文化”这样的特殊现象。在项飙看来,这些在各方报道中多多少少被视作“重大隐患”的人群,或许正在进行一种对“悬浮”的“反动”,对现行秩序的挑战。但他强调这一结论需要实地调查验证。

“悬浮”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它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项飙补充说,提出“悬浮”,作为一种“景象式”的、相对模糊的分析性概念,是希望这个概念变成大家都能够运用、能够去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工具。

流动人口和城市治理的新变化

除了“悬浮”之外,另一个核心关键词是“流动”。这是从早期的“浙江村”研究,到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和劳工研究,项飙一直关注的问题。

去年以来,“浙江村”成为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地区。关于这次流动人口疏解,项飙第一次在公共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一些流行观点认为,这体现了户籍背景下的歧视性政策,是全球性“士绅化”的中国城市表现,但他并不全然认同。

基于早期的调查,项飙认为,在形成大红门地区的“浙江村”和服装产业集群之后,最初于 1995 年,的确开始出现了“士绅化”的趋势。当年,在大规模疏解外来人口的同时,大兴县和丰台区宣告了新的大红门发展计划,政府联合投资兴建“大红门服装城”。

外来人口迅速回归,在政府建设的规范化服装市场工作。不过,物理形态的正规化的“楼”的内部,依旧是个体经营的方式和非正规的商业关系,包括背后的家庭式小作坊生产方式。

“浙江村”皮衣作坊,来自贾樟柯电影《世界》截图

这个阶段的疏解,实质上是地方政府资产转移和资本积累的手段。当外来人口把一块地方“做活了”,地方政府通过疏解把非正规市场转为正规,从而可以收取租金和其他收益。疏解也因此具有循环性:一边疏解,一边招商,人越来越多。

在市场正规化的过程中,小型作坊不断外迁。原来为浙江村的温州人打工,后来也开始承包小规模生产的安徽、河北等外地人,在“浙江村”外围延伸扩展。

但与早期“浙江村”人自发盖造大院,提供社区服务,兼顾安全因素的发展模式不同;在 “正规化形式下的非正规经济”的模式下,外来人口不能自己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而要往形式上正规的楼房里搬,结果楼房越建越密集,因兼顾居住和商用的功能,拥挤程度高、安全隐患大,最终酿就了去年的危险事件。

家庭式制衣作坊,来自贾樟柯电影《世界》截图

“如果说,1995 年到 2017 年期间的疏解是‘士绅化’的——建造一个正规的漂亮的市场,然后再邀请商户过来。那么,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

项飙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开始于去年的新的阶段的疏解,实质上正是对上一阶段,即 1995 年以来、通过疏解进行资本积累的逻辑的反叛。

他通过自己发起的调查发现:对于政府的行动,一般老百姓,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动人口,在理性上表示可以接受政府的行动。他们和政府共享了一些关键词,比如“大局”、“升级”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没有高端的发展。淘汰谁呢?淘汰我们呗。”离开者当然不欢迎如此,但同时也并不认为里面有不正确性。

他的调查还显示,因为涉及到政府对资源支配的主导权发生变化,基层政府官员对疏解的怀疑意见反倒更明确。

在新近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中,他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表述,比如“安静”被写入城市规划。因为北京要在三环之内建设中央政务区,作为国际形象的展示平台,空间、绿地和安静变得重要。

“似乎我们对首都有了新的理解。”项飙在演讲中说,“以紫禁城为中心的老北京,将成为一个没有自发社会生活的中央政务区。这仿佛一种全新的现代式的对于中央权力的想象——宛如机场中的电脑控制中心。”

但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他更关注实际的社会效果。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央权力收拢的同时,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社会道德期望也日益上升。

以“浙江村”的温州商人为例,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之前便出来经商,许多人只是很开心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行动自由,可以自己去“搞一些事情”;固然有混乱和不可持续的一面,但是对中央政府没有很强期望。

而就此次疏解中老百姓的反应而言,大多数支持政府的行动,认可“正规化”的逻辑;因为如果政府接手处理,大家可能会更为“舒适”。但问题在于,一旦权力收拢,必将导致老百姓的期望上升,而一旦不能维持的话,道德合法性必会受到冲击。

“万一有了问题怎么办?有没有必要想象一种更分散的模式?”项飙问道。

“高速流动”与背后的“秩序化”

“流动”常常让人们联想到无序和混乱,但项飙认为,过去几十年高速流动的背后,恰恰还隐藏着秩序化的过程。

比如民工如“蜂鸟”般跳槽背后的珠三角工厂宿舍体制。宿舍往往由地方政府建设,为了引进港澳台投资而免费提供。由此,工人们 24 小时待在工厂之中,企业主不仅控制了生产过程,而且控制了工人的再生产过程。但也恰恰因此,工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因为工人们很方便跳槽到下一个工厂宿舍,只需要带上自己的换洗衣物即可。

这看起来是福利,但吊诡便出现在这里,工厂对劳工的剥削,并不是靠直接的人身控制,它恰恰是通过让工人高速流动、为其提供速度,而实现对工人的劳动成果的最高效的剥削。因为当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环节在实质上被分割开来,也就意味着沿海城市和企业主不需要为工人提供更多的长期福利。

贾樟柯电影《世界》截图

还有一个案例来自东北出国务工人员,他们往往被称为或自称“社会人”或“社会上的人”。

“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今天,小猪佩奇变成了‘社会人’的自我标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里的‘社会人’的意思,既有一种叛逆,又有一点瞧不起别人,又有一点无奈……”项飙对流行语的引用,引发了听众的哄堂大笑。

在中国人的日常语境中,“社会人”往往具有贬义色彩,意味着体制外、秩序外的边缘人。项飙调查的这批东北“社会人”,大部分来自农村,高中毕业来到城市,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和稳定收入;他们是城市里的“新穷人”,但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年轻人没有区别,一样光鲜,而且对未来充满期望。

在西方,在新世纪走上街头、参与占领等运动、要求社会变革的往往是类似的“社会人”。然而,在中国,这些看似不稳定的、可能带来混乱的“社会人”,实际上却极为“安分”。

通过对“社会人”出国务工程序的研究,项飙揭示了引导他们的欲望、调整他们的行为的秩序化过程。

出国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中介链:从分散在各村的“腿”,到乡镇上有固定办公地点的中介,再到被称为“窗口”的、有正式的国家执照资质、能够和海外雇主签订国际合同的中介。

每一个中间过程都意味着盈利的空间,利润便来自这些出国务工人员提交的中介费,大概在 6 万人民币左右。

如何理解这笔中介费?项飙认为这并非意味着出国机会的“商品化”,因为签证不具备交易和流通性;而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化”的寻租过程:中介利用某种权力支配关系,向劳工收取租金。

虽然中介是非国家机构,但吊诡的是,中介和劳工之间却形成了一种拟行政式的、上下等级的关系,并且一层一层向下传递到村庄。甚至出现了一种用于控制劳工的“联保制度”:倘若一个村庄有好几位受雇于同一企业主的出国务工人员,为了防止劳工跑路,雇主会通过各层中介,下到村庄,向每个家庭施加“连座”式的遣返惩罚压力。

项飙将这种“商业化”的寻租行为概述为:“利用秩序化来牟取商业利润”(“making money from making order”)。

一层层的中介过程,造成了一种有序列的合法性。中介不断强调自己的合法性,甚至窗口公司办事的谈吐,都要模仿公务员,由此,不断呈现出作为合法性象征的国家政府形象。

于是,劳工们将国家视为保障自身权利的后盾,出了事,便“找国家”,而非“找法律”。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劳工们运用法律的文件和语言去上访,要求中央惩罚地方、指令地方给予赔偿。

以上种种看来,“失序”和“秩序”,仿佛悖论式地共存于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把秩序理解为可预测性,那么失序便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突发性;中国底层确实是较为失序的,譬如红黄蓝、天际线等难以解释的事件的发生。

但是从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似乎又经历了高度秩序化的过程。

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方便”,例如,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购买任何东西。

“方便”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项飙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便”也是一种悬置,是人们不假思索情况下行为的持续,这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没有摩擦力”。

“方便”的背后正是秩序化的过程,因为方便必须要有强大的外在权力予以保护。“中国人并不是那么信任身边的人,但是对外在的抽象系统充满了信任,比如网上支付。”

项飙,右侧为清华大学教授应星,主办方提供

清华大学应星教授也在回应中指出,与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不同,在中国,当来自个体的自由流动的能量被极大释放、甚至被加速,人们却还是像原子一样,始终没有自发地形成一个具有自身推进能量的“社会”。

这或许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过去四十年,每个人都在快速流动,为了追向未来而“悬浮”,生活里充满了机会主义,被高度商业化;人们放弃了直面、直接改变现实问题的努力,忽视彼此之间的联结,却日益依赖外部施加的秩序,尤其普遍对政府、国家怀有很强的道德预期。

这种情况下,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呢?

“如何把民众的道德期望转化为一种明晰的语言,从而创造一种制度,来保障政府的道德承诺——这可能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项飙在一场讲座的最后说道:

“我们无法通过逃离政府来获取自由,自由需要建立在和政府积极、直接的互动之上。我们至少应当懂得如何去要求,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权利比自由更为重要。”


长题图为刘小东油画《人鸟》,来源:《刘小东1990-2000》,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banner图来源:Visual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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