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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什么区别,又有着怎样的过去和未来?

曾梦龙2018-12-07 19:00:00

约翰·朱迪斯的《民粹主义大爆炸》是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发表的,但这一不可能的胜利证实了该书的论点,即西方民主国家在某些方面未能代表其公民。朱迪斯的分析是敏锐而有吸引力的。——巴顿·斯威姆(《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作者简介:

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新共和国》杂志高级编辑,《国家》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硕士。著有《创世纪:杜鲁门、美国犹太人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起源》《帝国的愚蠢》《美国民主的悖论:精英、特殊利益和背信弃义》。朱迪斯为许多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

译者简介:

马霖:现居北京,财经记者,中英日三语翻译,目前正研习德语。

书籍摘录:

结论  民粹主义的过去与未来(节选)

“法西斯主义”一词与“民粹主义”一词相似,我们很难找出一系列专门用于形容法西斯主义运动或政党的特征描述。纳粹政党拿犹太人这一外部族群作为替罪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一开始并未将目标放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国籍上。但今天的某些民粹主义运动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确有相似性: 振臂高呼的领导角色;炫耀民主规范;拿某一外部族群作替罪羊。但是,今天美国和西欧的民粹主义与两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还是存在着两大历史性的相异之处。

首先,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个法西斯主义政党诞生于俄国革命之后。彼时,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党和共产党会一路向西推动革命。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最初目标是其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并非在大选中击败这些政党, 而是利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对方。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谴责民主,认为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虽然一开始某些法西斯分子隐藏了其真实目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力图用独裁代替民主。

而如今,西欧民粹主义活动公开透明,且处于民主选举制度的框架下。不论是掌权还是失势,其情形与其他党派并无差别。国民阵线等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的政党纷纷表示已经与法西斯划清界线。(东欧和希腊的某些右翼政党尚未从欧洲的黑暗过去中抽身而出。)虽然一些政党内部的确拥有极具煽动性的领导者,但这些政党并未授权其领导者独断的国家意志,领导者需经过选举的考验。格里奥甚至从未参加过大选,而与法西斯无甚关联的丹麦人民党更是与其他传统党派一样,最高领导层须定期换届。在美国,特朗普演出的是一场独角戏,他最初的攻击对象是其他共和党人,同时,他也从未围绕自己发起任何形式的运动。特朗普展现出了某些反民主倾向,但这种倾向微乎其微。如果要在欧洲历史中寻找一位与特朗普相像的政治人物,此人并非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而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第二,最初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社会巨变的反应, 同时也代表了兴起于 19 世纪 70 年代(彼时,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瓜分殖民地、保护领地、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进入强弩之末境地的帝国统治最后的挣扎。伍德罗·威尔逊和弗拉基米尔·列宁曾分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总结,他们认为“一战”的发生部分上代表着德国重新分配帝国战利品的企图—当时的德国在工业发展上可与英国匹敌,但在殖民地上则不可同日而语。欧洲法西斯之所以崛起,部分原因在于,战败的德国想要夺回在凡尔赛和约失去的东西,恢复帝国的远征之路;同时,另一帝国势力意大利也感到自身有诸多利益被剥夺, 也企图夺回。希特勒的野心是建立千年帝国,墨索里尼渴望重建罗马帝国。在这层意思上,法西斯主义的内核是扩张主义。

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对的正是超国家、超民族共同体。右翼民粹主义意图重申本国对货币、财政政策,以及国界的控制权。他们不喜欢用“国家主义者”一词去形容自己的目标,因为这个词暗含了与欧洲灰暗过去的某些关联:曾经,扩张主义正是国家主义的一部分。国民阵线用主权主义者(souveraniste)而非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e)形容自己。丹麦人民党的肯尼斯·克里斯滕森·博思(Kenneth Kristiansen Berth)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国家主义指代的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含义,我们不称自己为国家主义者,而称自己为国民。”西班牙我们可以党用的是爱国者(patriotica)一词,也非国家主义者(nacionalista)。但实际上,如外交政策分析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所言,这些运动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及全球主义的国家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不同, 如今的民粹主义向欧洲及全球政治施加了某种离心力,而非向心力。

特朗普也是国家主义者。他那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并不包括重夺菲律宾或发动战争抢占地盘。相反,特朗普希望美国从那些不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海外争端中抽身而出, 利用国家资源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他强烈批判新保守主义者,因为后者意欲在中东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在国内,特朗普想要竖起一座隔绝非法移民的墙,加强国界控制,而非开疆拓土。

称呼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党活动为“法西斯主义”具有显著的政治功效。这一称呼的确突出了民粹主义最具有毒性的部分——拿别国和宗教作替罪羊,鼓励使用各种政治手腕——然而这种称呼无益于理解民粹主义在当代历史中的实际作用。“法西斯主义”这一称号夸大了民粹主义的危险性—民粹主义政党从不鼓吹战争或解散议会。也许未来某一天,随着美国或欧洲时局的变化,这一担忧或将成为现实,但将这样的观念套在现时的民粹主义上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民粹主义令人厌恶,其原因也完全在于其所宣称的排他性的国家主义,而非征战全球的野心。

民粹主义是危机的早期警告

就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而产生的火热批判基于不准确的历史对照,这种现实使得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激发大众的共鸣,而民粹主义者又是如何不甚完美地指出了其他主要政党轻视或忽略的实际问题。民粹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其政党及其运动通过提出当今政治形势不可能满足的需求, 指出问题所在。某些右翼民粹主义需求包含了偏执的观点,会挑战民主规范;在其他情况下,民粹主义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但是,民粹主义仍旧能够凸显广为接受的政治智慧之中的裂痕。

人民党将自由银币视为万全良药,为帮助农民,他们推行复杂的国库分库计划,这些做法都不甚正确,但人民党抨击不受管制的金融业和货运业、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系统腐败和民主缺失的做法是正确的。休伊·朗的税收计划虽然不太合理,但他迫使罗斯福政府注意到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桑德斯的全民医保计划和免费大学教育虽然不大可能在谨慎吝啬的国会获得通过,其提议本身在诸多方面也有待调整,但桑德斯的主张毫无疑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些主张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及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焦虑。

特朗普在长篇大论中威胁称将会对中国及意欲将工厂搬至墨西哥的制造业企业征收巨额关税,甚至想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但美国的对华贸易、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现状的确有其问题。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最终或许会沦为德国和欧元区的“模范囚徒”,但激进左翼联盟党、我们可以党、国民阵线及五星运动党对欧盟及欧元区运转失灵的批评正中要害。在这一方面,“三驾马车”的成员之一后来也有所警觉,可惜为时已晚。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及其运动的确夹带了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或仇外观点,但其控诉往往指向问题的真实所在。乔治·华莱士呼吁推行永久隔离政策,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表现, 但他指出了用校车跨区接送学生以平衡不同种族学生比例这一做法的陷阱,这一提议后来也的确引发大量白人逃至郊区生活, 起了弄巧成拙的反作用。特朗普、布坎南、国民阵线和丹麦人民党在攻击非法及合法移民上蓄意煽动国民情绪,但他们也正确地指出,无技能移民确实拉低了工资,给公共部门带来压力。

往深了说,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往往需要建立在公共信用之上,但社会底层移民会破坏公共信用。社会民主虽然不以民族单一性为前提,但当民族多元性的来源是底层移民时,本国国民将不乐意乖乖缴税和支持社会福利。同样,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所警告的,出现在法国等国家的底层移民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一群体的确可能成为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源头。右翼民粹主义者固然错误地将伊斯兰教看作极端主义的根源,号召大众压制伊斯兰教,号召大众压制伊斯兰教,然而右翼民粹至少承认,移民社区的确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朗普,来自:维基百科

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在美国,特朗普和桑德斯对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攻击极大地改变了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经济层面的讨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内大会上,人们甚少提到这两个党派的经济政策重心—供给侧疗法。特朗普一直坚持自党内初选以来的立场, 希拉里则采纳了桑德斯的不少主张。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没在演讲中提及财政赤字,也没承诺削减新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权利”。两位候选人都承诺将重审贸易协定、限制企业搬离美国本土,并规范约束华尔街。在初选中,桑德斯是唯一呼吁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参选人,但两党的政治纲领均明确表示,应以某种形式恢复该法案。

这场辩论的变化多大程度上会被反映在 11 月的大选结果当中尚为未知。如果特朗普完全被打败(在笔者写作此书期间, 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共和党的国会及商界领袖会将其失败归咎于其民粹主义态度,而非其放纵且业余的竞选表现。巴里·戈德华特1964 年败北之时,共和党高层就下过类似结论。然而,在戈德华特之后,共和党内部出现了许多戈德华特的模仿者,他们的表现更得体,最终也改变了该党的面貌。如果特朗普的参选最终也催生出模仿者,共和党将面临白人工薪阶层及商界支持者之间持续的冲突。

即使桑德斯淡出大选舞台,其竞选也将有可能对民主党产生更确凿的影响。在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以及桑德斯协助创建的众议院进步党团都很好地延续着桑德斯的主张。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桑德斯的这群支持者将可能在民主党内部形成一派制衡华尔街和硅谷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力量。这种情形将导致民主党内部的持续冲突。

然而,从短期来看,美国不大可能经历一场颠覆新自由主义、重塑政党的政治地震。美国新自由主义基于一种含蓄的全球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中,美国是贸易逆差方(尤其在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贸易顺差国家则将他们赚得的美元输送回美国,缓解美国的赤字,提升消费需求。这样的安排可能会招致危机,但它目前尚可维持。劳动机会将继续从中产阶层当中流失,但只要中产阶层仍能谋得工作,那么危机就尚可避免。同时,在控制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流入上,美国比欧洲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的确侵蚀着新自由主义议程,但并未使其瓦解。

桑德斯,来自:维基百科

然而,用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话来说,无法永远持续的事情不会永远持续。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赤字、循环美元和私人及公共债务的往复系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停止、崩溃的那一天到来,人们将做出推断——佩罗、布坎南、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确准备了一条出路。

欧洲则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曾代表了最好的意图,然而许多欧洲人并未得到好处,尤其是生活在欧元区内不太富裕的国家的人们。对欧元的反对并不新鲜。

当然,确实没有什么预算措施。财政政策和基于该政策之上的财政收入握于国家之手,令事情更糟糕的是,《稳定与增长协定》及其 2012 年新版本《稳定协定》,极大地限制了用赤字来缓解失业率的方法。如果欧盟不断走近瓦鲁法克斯和其他左翼经济学家提出的统一集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那么欧元危机可能会得到缓解,但反对这种做法的力量巨大,尤其是在德国、荷兰和芬兰等富裕的欧洲国家中。这种情形导致了负面的欧元区未来发展状况预判。

伴随着欧元危机的其他现实情况也可能导致欧盟解体— 来自中东、北非国家及不甚富裕的欧盟国家的难民和移民涌向富裕欧盟国家。开放边境的部分逻辑是,如果一国国民无法在本国找到工作,通过迁徙他们便能够在其他国家重获机会。富裕欧盟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只能付出大量移民涌入的代价,而这也是英国退欧的主要原因。移民问题助推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激发了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丹麦人民党、荷兰自由党及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等组织对扮演财富重新分配角色的联邦预算措施的坚决反对。

包括牛津大学政治学家詹·齐隆卡(Jan Zielonka)在内的一些欧洲政治问题专家认为,欧盟最终会解体。依笔者个人的能力尚无法做出如此判断。但笔者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创造欧洲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各项社会压力将继续加重,并可能上升至一定程度,在这一程度上,除英国之外的其他若干国家也将决定脱欧。欧洲曾多次尝试建立欧洲邦联这一远比欧盟激进的组织,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而如果多国脱欧的情况发生,欧盟,这一巴拉克·奥巴马口中的“当代最大成就”, 最终将承受与建立欧洲邦联的尝试相同的命运。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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