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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性侵发生后,创伤和时间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记忆?

Benedict Carey and Jan Hoffman2018-09-29 07:21:35

记忆的品质可能与事件发生时的情感强度,还有记录及回想事件的方法有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几十年后才会回想起某起事件。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周四,法官布雷特·M·卡瓦诺(Brett M. Kavanaugh)和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向参议院就性侵一事所陈述的回忆可谓天壤之别,因此回忆本身的质量和可信度也将经受考验。

卡瓦诺坚决否认布莱西的指控,也不承认曾对任何人实施过性侵。该指控称,卡瓦诺在青少年时期曾企图强奸布莱西。布莱西和另一位原告德博拉·拉米雷斯(Deborah Ramirez)也叙述了事件经过,但在提供准确的细节时也被发现有一些漏洞。

卡瓦诺的原告们会不会有可能把他的身份弄错了?或有可能是他抹去了关于那段经历的记忆?又或者,甚至是所有人都在陈述他们坚信无比的真相?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有关记忆的生物学,但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的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相同经历的陈述会完全不同。从本质和必要性来说,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它的细节会被修正,也会产生遗漏。

当眼花缭乱的观感不断涌入大脑,大脑就会从中将它认为重要或新奇的东西进行储存或“编码”,包括情景、声音、感觉和情感。记忆的品质可能与事件发生时的情感强度,还有记录及回想事件的方法有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几十年后才会回想起某起事件。

“从某种程度来说,回忆总是一种重建的过程——它不会像录像带那样保留每一个细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回忆创伤》(Remembering Trauma)的作者理查德·J·麦克纳利( Richard J. McNally)说道。“通常,细节在事后才会填满记忆,又或是遭到遗忘,然后猜测可能会变成记忆的一部分。”

对于遭到精神创伤的受害者而言,编码的过程会让致命的恐惧,心跳加速式的恐慌与结晶碎片式的细节结合在一起,比如枪的样式、袭击者眼睛的颜色等。情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让细节的碎片脱离了时间和地点的束缚。它们可能会一直存留在记忆中,但是其他相关的细节却可能已经被遗忘了——比如准确的日期、袭击发生前的对话、房间里的其他当事人等。

“在情绪激动的高唤起状态中,大脑中充斥着大量的荷尔蒙,这些荷尔蒙会加强你对所关注事物的印象。”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的神经学家丹妮拉·席勒(Daniela Schiller)提到。“但是,你会很难再想起其他细节。”

有专家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表示,有些情况下,有人可能实施了袭击,但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如果攻击者几乎不给袭击赋予重要性——比如,他不认为这是一次袭击——他的大脑在对冲突的细节进行编码时不会带有强烈的感情。

酒精——即使适量的酒精——也往往会损害大脑的编码及储存影像、声音和其他细节的能力,特别是在连贯性方面。两位女性当事人均有提到,事发时有大量饮酒的情况;布莱西形容卡瓦诺和他的朋友“醉得站不稳”。拉米雷斯则称自己当时也喝醉了,说话有些含糊不清。她指控说,卡瓦诺在一次大学聚会中向她暴露自己的身体。对此,哈佛医学院心理学家兼助教、创伤及记忆个案顾问吉姆·霍珀(Jim Hopper)认为,这些记忆可能是碎片化的,或是“受损的”。

从记忆中回想起这些经历同样也具有选择性,而且容易出现误差。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回忆是一个是重访和重建的过程。要回忆一件事,就会动用大脑中记录它的某些相同的区域;回忆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在重新体验整个过程。

记忆每一次召唤被编码过的经历,就会添加一些细节,同时也会减少一些别的细节,甚至会改变故事的基调和重点。重组后的故事反过来又会被重新储存起来,下次被回想起来时就会包含这次的编辑内容。认知科学家说,这就是用记忆来改变记忆。对于受害者来说,通常只有情绪和隧道视觉的(tunnel-vision)细节才是恒定的要素,比如她的穿着,蒙在嘴上的手等。

“我的经验是,这是人们回忆起创伤性经历的方式,”罗文大学骨科医学院(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steopathic Medicine)旗下虐待儿童研究教育和服务协会(Child Abus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Service Institute)的心理学家及联合总监埃丝特·德布林格( Esther Deblinger)说道。

那些细节的可信度部分取决于他们何时进入到故事之中。“这个案例的一大问题是,原告是何时把布雷特·卡瓦诺这个名字放到事件之中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心理科学系教授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说道。“是马上发生的,还是很久以后,比如说,在参与心理咨询时发生的?”

在布莱西的案件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晰;大家得知的情况是,据布莱西的丈夫回忆说,她是在 2012 年接受夫妻心理咨询时描述了该事件,并且提到了卡瓦诺这个名字。(治疗师的笔记中没有提到他的身份。)洛夫特斯认为,通常来说,事件最初或早期的记忆是更可靠的。

性侵受害者是如何顶住可怕记忆的重压,昂首向前生活的呢?霍珀认为,答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记忆是如何被回想起来的。“如果你坚持对某一事件进行抽象的、情感空泛的描述,而不把它贴上‘强奸未遂’的标签,那么坚持数年后,这就是唯一会跳出来的回忆了,”他表示。“你不能带着被你推开的感官细节来进行回想。你要告诉自己,‘我被迫进入房间,但我在挣扎后逃脱了。’”

即便如此,霍珀还补充道,在几个月、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后,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或许会触发记忆,打破抽象的安全性,而“他试图强奸我”这个记忆的事实可能就会涌现出来。这种领悟会带来新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就会重组记忆中的情景。

在回想事件始末时,施暴者更倾向于想起被修改后的部分。事件中经过编码的碎片明明还在那里,但通常已经不那么栩栩如生;许多相关的细节不太可能被重新唤起,特别是如果施暴者多年来都没想过这件事的话。记忆的痕迹不会被擦除,但可以被重新组装和取代。

事件中萦绕不散的情绪对于这个过程尤为重要。芝加哥郊外某大学曾发生过校园枪击案,麦克纳利和同事们对学校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在事发后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事发之后的 6 个月和 18 个月时,当事人对于事件的记忆通常会发生剧烈的变化。18 个月后,有的人不再因过去的经历感到沮丧,他们回忆说,在事发之时正身处大楼之外,但事实上他们当时是在大楼里的。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他们已经把自己从里面移除了。

专家称,类似的回想手段可能会保护施暴者。人类的思想倾向于保留道德的正义感。这是一个为自己服务的过程,每天都会如此运作,调整我们的个人叙述来支持我们自己或者想成为的人。

实施性侵的人很少会认为他们是施暴者。对此,霍珀认为:“我们趋向于认可事件的抽象性描述,因为那会让我们感觉自己没那么坏,也没那么羞愧。”

对于试图搞清楚这个爆炸性事件的参议院议员们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时机:在编码和回想事件之间发生了什么,以及何时发生的。值得一提的是,大脑科学家们经常发现:一旦人们为所发生的事设立了基本的“事实”,无论看法有多么大的缺陷,他们很少会做出修正,即便在与之矛盾的证据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有自己的说法,而且非常坚持那一套。


翻译:熊猫译社 Emily

题图来自 Tiago Bandeira on Unsplash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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