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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家电影院的消亡,和一条路的过去与现在

文化

34 家电影院的消亡,和一条路的过去与现在

蔡一能2018-09-17 14:42:04

他们曾经贡献了中国电影业的半壁江山,却在今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四川北路位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一侧,老上海口中的“过河看影戏”就发生在这条路上。20 世纪上半叶,这条长逾 3 公里的马路——当时还叫北四川路——周边云集了 34 家戏剧、电影演映场所,帮助虹口成为中国电影业的半壁江山。

往日的辉煌和现状形成令人错愕的对比。今天,几乎所有影院都从这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上彻底消失,或者沦为遗址,只有一家还在勉强维持经营。

这似乎属于一个电影院整体衰落的故事——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记忆。但在四川北路上,衰落的不仅仅是电影院。一种业态的消亡,伴随着包括建筑文化、生活方式、人口在内的整个人文历史的消逝。

2013 年左右,从机关单位退休的李建华经网友举荐成为一家出版社的撰稿人,着手为上海老影戏院逐一立传。和大量关注影片、演员的研究不同,他希望采用口述史的形式,讲述“与影戏院建筑息息相关的人文故事”。

李建华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写作任务”。最大的障碍在于找不到合适的受访者。“一手资料奇缺,又难以找到亲历者,真的无法下笔。”李建华告诉《好奇心日报》。幸运的时候,他还能通过关系找到某个耄耋之年的亲历者;而在虹口,电影人的流散似乎尤其严重。他在这里没能找到任何一位合适的历史亲历者。

这段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面临断档的危险。

资深电影人顾敏在四川北路生活了超过 30 年。他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校门就对着国际电影院的边门,再走一走就是胜利电影院,对面是“雷玛斯”,再对面就是解放剧场,“看电影的地方太多了。”

这个汇集了 4 家电影院的路口被当地人称为“电影金三角”。顾敏提到的“雷玛斯”,在官方叙述中是中国第一家商业电影院。1908 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这里搭建了一个铁皮屋,用来放映影片;1909 年,他又建了一家更为正规的“维多利亚电影院”,同样位于北四川路。

对“电影院”的不同定义,导致对“第一家”的争议尚存;但毋庸置疑的是,上世纪早期,电影院作为一种新娱乐的场所开始了它在国内的最初集聚,其中一个中心就是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这一起源并非偶然:虹口的租界地位,使建筑、艺术等各种形式的舶来品得以在这里迅速落地;大量中国居民尤其是来自外省的移民,则带动了多层次的消费,也丰富了既有的文化形式。

“雷玛斯”、“维多利亚”,这些名字标记着早期电影院的殖民主义色彩。甚至,当中国人决定独自建造一家电影院时,想到的也是“奥迪安”(Odeon)这样的洋名,打出的广告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随着雷电华、米高梅等电影发行公司进驻上海,手头阔绰的观众可以在装饰奢华的“一轮影院”欣赏最新的好莱坞影片,公映日期比美国只晚一周左右。

同一时期,一种区别于好莱坞的电影文化也在形成。1925 年,几个来自宁波的兄弟在北四川路中段的横浜桥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拍摄取材于民间故事与古典小说的电影。他们后来下南洋、进军香港,最后以“邵氏兄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电影史。次年,广东人伍联德在这里创办了《良友》画报,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尚未走红的胡蝶,这本杂志后来成为上海电影史的重要档案,乃至它的一部分。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移民”、观众还是电影从业者,都没有简单地复制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这可能不同于“十里洋场”式的经典上海印象。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提出,随着电影宫的奢华装修、舒适座位带观众“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经验过的世界”,看电影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但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奢华、新奇的经验只属于有消费能力、有地位的少数人,这些人群的聚集又带有地域性,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了“摩登上海”的另一个侧面。

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对比是,当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还要求公务员之外的观众着长衫或西服入场时,北四川路上的电影院——很多被称为影戏院——则是另一番景象。2013 年去世的导演王为一在自传中记载了这种土洋结合的“社会仪式”:

“戏院雇两个讲解员,一个讲苏州话,上海人都听得懂。一个讲广东话,因为虹口区是广东人聚居地区,观众多是广东人。两个讲解员坐在银幕两边特设的高台上,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讲解员就交换讲解,简直像说评书那样,绘声绘色,使观众情绪高涨。……遇到大侠和恶徒开打时,全场观众就脚踩地板发出巨响以示助威。大侠取胜时,群众就鼓掌欢呼。恶徒逃窜时。群众就用苏州话和广东话恶声臭骂。”

除了殖民者和平民,抗战前的四川北路还活跃着另一类人群: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自成一派:上午读书、译书、写书,下午游泳、“饮冰”,晚上便钻进电影院和舞厅,玩到半夜。一些左翼文人本来为了躲避麻烦住进租界,却随着同道、仰慕者的啸聚,意外带动了一个文化社群的形成。

虹口大戏院(右)、国民大戏院(左,后改为胜利电影院),1931 年。照片由李建华收集。

这是一幅至今都令人兴奋的图景:不同国籍、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无论去的是票价高昂、接轨国际的一轮影院,还是更为平民化的影剧院,人们都在寻找一个既指向“别处”、又内置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北四川路的繁荣得益于这种市民文化,也再生产了这种市民文化。即使在政治动荡的时代,它也保持着几乎不合时宜的延续性。

1937 年 8 月 13 日,炮声从四川北路上的横浜桥响起。5 年前,横浜桥附近的奥迪安大戏院就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轰炸。日本人接手了北四川路上的多家电影院,部分改为“银映座”、“昭南剧场”等东瀛风的名字,另外开办了一家新的影戏院“东和馆”,专门用于放映日本电影、演出日本戏剧。

侵华战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电影院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 1932 年到 1949 年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们的名称、用途、所有权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成为今天研究者们“考古”的对象。但人们也见证了一些新鲜事物。1940 年,两部现象级的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登陆上海;1940 年代,四川北路上出现有限技术条件下的立体电影;1945 年之后,好莱坞电影公司开始在四川路桥附近的河滨大楼设立办事处。以电影为媒介,人们保持着和世界的联系。

这些事件不再是官方和民间研究者叙述的重点,原因不难理解。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准备设局向日本人摊牌的陆先生收到王老板的吩咐:“虹口不要去。”这个虚构情节对应的历史事实是,即使对实力强大的帮派而言,虹口也完全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而侵略者统治下的电影院,多少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微妙感。

另一方面,战争及其导致的经济萧条终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政治成为沦陷区生活的主题,电影、戏剧、音乐被赋予了更强的宣传功能,来贯彻殖民或是反殖民的政治目的。这些变化虽然重要,却属于一个全国性的语境,而不再附属于上海这座“孤岛”、这座世界性的都市。

上海变得没那么特殊了,人们对这座城市似乎失去了讲故事的兴趣。反映在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集中于晚清到民国——这被学者许纪霖称为“第一波”上海史研究。这之后的历史,仍属于一个不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到 1950 年代,上海的“非特殊化”更为明显。随着公私合营的普遍推行,集中化的管理使全国的文化娱乐生活趋于整齐划一。在李建华看来,上海的电影院变得“毫无特色可言,没什么故事好讲”。四川北路上的电影院还算热闹,但影片内容乏善可陈——和其他地方一样,《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一轮接一轮地放映,占据了人们的电影记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以西化、摩登生活方式为傲的上海,更戏剧性地成为极左意识形态的发动机。1965 年,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刊文表扬京剧《红灯记》;1966 年,《人民日报》刊登两位上海工人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评论。随后,样板戏被拍摄成电影,进驻全国电影院。

影片特色有限,李建华将研究重心放在了“人”上。他希望找到横跨解放前后这一时期、在电影院工作过的人,但这些耄耋老人要么在国外,要么已经过世,少数在国内的也未必愿意接受采访。这被他称为一个“历史断层”。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四川北路依然是特殊的。对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高密度的电影院成了绕不开的文化符号,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日常经验之中。这种经验的影响部分是当下的——它让人们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亚运会”等纪录片中认识了“西方人”,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电影里认识了“西方”;另一部分则延伸至改革开放后,四川北路迎来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它塑造的是一些人对电影院这种公共机构的浪漫想象。

从小生活在“电影金三角”的顾敏直接见证了这场转变。1973 年,虹口区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顾敏每周两次在那里做义工,获得一张借书证的“礼遇”。中学毕业后,他错过了去图书馆工作的名额,而是依循理工科学生通常的出路,进入上钢五厂技校。

机会在 1987 年再次降临。当时,汪道涵主政上海期间兴建的超大居民区曲阳新村建成虹口第二家区级图书馆,曾在电影院工作的馆长立刻想到专门设立一个“影视文献馆”,用来收藏各类电影人手稿文献、各电影制片厂的剧本、海报剧照、视频影像资料。在钢厂工作了 10 年的顾敏通过面试,着手承担“影视文献馆”的工作——在电影院边上成长的他,终于以另一种身份回到了电影世界。

除了顾敏,很多四川北路的居民也感觉到了变化。直观的印象是四川北路忽然繁华得难以理解。外烟、酒楼、个体户,被计划经济革除的消费品、所有制和生活方式又回到了这里。一位“电影金三角”的居民说,1980 年代,海宁路还没有拓宽,“电影金三角”街边全都开着店,“一层层翻上去”,“那时是真的有钱”。

1980 年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路口,商业一度繁盛。照片由李建华收集。

电影院也再度热闹起来。1980 年代,一些影院开始通宵营业,将多部电影打包售票,年轻人便带着零食和茶杯,去电影院消磨时光,有时甚至一票难求。据《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回忆,散场时,“只只几乎都是半死不活的隔夜面孔,个个掼头掼脑,跌跌冲冲,脚高脚低,哈欠连天地挤出影院。四部片子的故事情节像是一锅杂粮粥,都乱七八糟搅混在一起。”

众多因素决定了这是一个脱胎却又不同于此前数十年的公共空间。它依然是一个街坊、熟人相遇的场所,“包场看电影”也是周边学校、单位集体活动的基本形式。常去观影的居民和检票员建立了私人联系,得以在满场时免费加座观看。由于电影院仍属文化部门管理,在国营背景下保持着较低的票价(可以低至每场 1 角 5 分),又保持着冷气供应,它也成为年轻人消夏的理想去处。

另一方面,电影题材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文艺政策的宽松,电影不再完全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设定议题、挑战保守观念的自主性。

1988 年,“第五代导演”黄建新的《轮回》在胜利电影院上映,其中关于金钱、体制和精神虚无的探讨,至今看来都具有先锋色彩;1989 年,“胜利”更连续 3 个月放映了另一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现象级电影的出现,使人联想起“上海摩登”年代,好莱坞电影带给这座城市的冲击——艺术似乎再一次走在了时代前面。

“胜利”的成功带有一些偶然因素。在当时的四川北路,这家历史悠久的电影院仅仅属于“三轮电影院”。这意味着,当一街之隔的国际电影院开始放映最新的“大片”时,“胜利”需要等一个月才能获得这些新片的放映权限。“胜利”的对策是在片源和排片上做文章。1989 年 3 月,“胜利”被中影公司选为全国 11 家艺术影院之一,影院定位由此确立。

“胜利”转型为艺术影院后的第三年,顾敏从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调任“胜利”的业务经理,从“看电影的”变成了“放电影的”。这一年,他的另一件大事是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新房,搬离了父亲 1957 年在四川北路上以每月 9 元 9 角 9 分租下的老房子。装修新家时,顾敏设计了一间视听室,还专门铺上了吸音的壁毯——他说,自己是做电影院的,需要在意音效方面的细节。

作为业务经理,顾敏的任务就是选片、排片,策划活动。他的得意之作是世界名著改编作品展,展出的电影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基督山恩仇记》等,还请到了托尔斯泰的中文翻译者草婴等专家举办了 8 场讲座。在“文化热”尚未消逝的年代,即使是上午八点半的冷门场次,都奇迹般地做到了满场,也带动了周边店面的人气。

顾敏做的另一件事,是在 1993 年为“胜利”争取到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资格。当时,近在咫尺、名列全市票房前三甲的“国际”顺利入围,顾敏以“胜利”的艺术影院身份说服了上影节组委会主席吴贻弓,得以放映 19 部“金爵奖”参赛片。他还记得,“国际”的购票者多是集体采购的单位,“胜利”的观众则主要是自发前来的影迷。购票时,影迷们在影院门口形成一个个“论坛”,彼此间争论着“什么片子好看”,因为互不相识,就给对方取上绰号,争吵起来。顾敏有时也会加入旁听——基于这些“反馈”,他会考虑哪些电影值得加场放映。

“胜利”热闹的那几年,在校大学生、文青成了票房主力。由于今天的五角场等商圈尚未崛起,四川北路依然是复旦、同济、上外、财大等高校学生的逛街去处,始终属于小众的艺术电影刚好满足了这些“懂电影”的大学生的需要。顾敏从中看到了机会。1992 年,他策划了情人节专题,放映《柏林之恋》和《罗马假日》,票房成绩出色,放映期一直延长至 2 月底。“胜利”操作 2 年后,业内同行意识到 “214“ 这个日期的价值,开始追随“胜利”开启的情人节档期先河,营造节日的档期效应。

1992 年 2 月 20 日的《文汇报》刊登了胜利艺术电影院的影讯。图片由顾敏提供。

几年后,顾敏遇到了上海的一些文艺记者。他问这些年轻人有没有去“胜利”看过电影,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他们可能是见证“电影金三角”繁荣的最后一代人——1990 年代中期,包括“电影金三角”在内,四川北路上的电影院陷入整体低迷,由此一蹶不振。

如果说,1940-50 年代那一轮衰落是因为“世界性”的消失让影戏院失去了个性,这一次的衰落则是全国性的。随着人们掌握了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新方式,电影院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设施的特殊意义被削弱了。录像带、VCD 的流通绕开了版权保护和审查的复杂流程,大大加快了国外新片到达人们客厅的速度,国营电影院很快在新的传播介质面前败下阵来。

文化主管部门给出的对策是电影院的多态经营。事实上,早在 1985 年,虹口大戏院就改称“虹口文化娱乐厅”,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营业性舞厅之一,它标志着一种模式的出现;1987 年,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基于广东省的经验,召开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鼓励文化单位开展经营性活动,以弥补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拨款不足,实现经济自救。

“劝业”风潮很快从文化站、剧团席卷至电影院。许多电影院开起了音乐吧、酒吧、茶座,到 1990 年代中期又流行开游戏机房。

事后看来,这一对策属于饮鸩止渴。它并没有将电影院的财务状况改善至可持续的水平,却重创了电影院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从半殖民地时代到 1980 年代的第二春,甚至在“文革”期间,这种文化意义都是人们电影院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人们去电影院,既是为了“一起看电影”的仪式感,也是为了寻找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世界。经过多态经营改造的电影院离这个传统越走越远。

对“电影金三角”乃至整条四川北路上的电影院来说,不幸在于,影院的麻烦叠加了整条路的麻烦,迅速滑入恶性循环。不仅作为一种业态难以为继,电影院所在的建筑也面临拆除或是弃置,甚至沦为寻租工具。

1995 年和 2002 年,虹口区政府启动了两轮四川北路改造工程,拓宽沿线的海宁路,拆除“棚户区”,兴建大型商场,开发多伦路等文化旅游资源,以实现“消费升级”。事与愿违,改造后的四川北路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无论和南京路、淮海路等传统商圈还是徐家汇、五角场等新兴商圈相比都缺乏竞争力;市政改造中的大规模动迁,又导致了本地消费人群的流失。

老居民陆续搬走,新顾客没能如期到位。在四川北路上活跃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电影院进入倒计时。

1998 年,海宁路拓宽工程直接导致虹口大戏院被拆除。在拓宽后留出的绿地上,区政府竖起了一块碑,宣布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电影院。每天,车流在这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上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块碑和它无法尽数记载的历史。

1990 年代后期,一名文化记者在永安电影院的地址上成立了永安欢乐广场。事后的调查发现,新商场实际上成为私人划款工具,涉案记者被判服刑,但永安电影院就此名存实亡。

1997 年,“胜利”陷入亏损。2001 年,“胜利”的全资股东虹口区文化局决定将其置换。据《新闻晚报》,一家江西民营公司以 1200 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胜利”,并将其改造为主打餐饮娱乐的“胜利街”。仅仅 3 年后,“胜利”所在的乍浦路 408 号又走上拍卖市场,拍卖公司给出的参考价格为 3500 万元。

乍浦路 408 号,2018 年。摄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报

今天,用李建华的话说,这个圆柱形建筑依然“像碉堡一样”卡在乍浦路、海宁路口,周围被围挡起来。生锈的招牌提醒人们这里最近做过的生意:网咖三楼,游艺四楼,夜宵二楼。“胜利娱乐城”五个字还在,但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这里与一家电影院的关联。工商信息显示,乍浦路 408 号上的餐饮、游戏机娱乐公司均处于吊销状态。

没有一位新租客能够——甚至试图——扭转它的命运。

附近居民告诉《好奇心日报》,乍浦路 408 号已经荒废了两三年。有传闻称这里将被拍卖,但未见公开信息。“胜利”的老员工有一批去了虹口体育场和曲阳影都——虹口区另一家老字号国营影院。负责人事的汪先生说,十多年前确实从“胜利”来了好几个员工,但均已退休,无法提供具体的联系方式。

“我照片都拍好了,就看是拆还是留。”李建华说。他相信,随着“文化品牌”概念的出现,政府正面临两难处境。“拆”的逻辑,似乎正在被“保留历史建筑”的理念所取代。但如何利用好这份历史遗产,让它重获生机,显然不是一纸文件所能解决的。

他担心的是“留”能否落到实处。“别搞个假古董,拆掉再造一个。建筑,你就是把砖头一块一块编好号码,再造起来,那也是没有魂的东西。地方挪掉了,魂就不在了。”

长期处于荒废状态的还有群众影剧院。2012 年左右闭门谢客后,这里先后挂上了“常熟红木家具展”和“广东家具甩卖”的简易招牌——倒是让人联想起,这里曾经是广东人聚在一起看粤剧的地方。隔着铁栅栏,可以看到楼内墙上贴着 2018 年的市政通知,以及左侧小房间门上的“小卖部”字样。对称式的一楼大厅沉浸在昏暗之中,没有近期活动的迹象。大门左上方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

唯一幸存的国际电影院于 2008 年将经营场所整体租赁给上海星美影院管理有限公司。2009 年 1 月 16 日,星美国际影城开业,原先的 2 个厅变为 8 个厅,由“全欧式风格”打造。新闻通稿称,这是一家“五星电影院”,填补了“虹口区一直没有现代化的多厅影城”的空缺。新影城名字里的“国际”二字与老电影院无关,但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个慰藉——毕竟有些东西从过去延续了下来。

今年 5 月,经过一轮急速扩张,各地星美系影院陆续曝出拖欠工资的丑闻。不久前,星美国际影城的保洁员在电影开场前阻止观众进场,影院最后拨了 110。7 月下旬,影城打出了 8 月新片的广告,门口却贴着一张“设施维修”的告示。走进影院,两个路人正坐在昏暗的大厅里乘凉。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只是暂停营业两三天。问现在的生意怎么样,回答是“还好吧”。

“他说了句‘还好’!”两个路人大笑。工作人员也笑起来,又叹了口气。


题图:蔡一能
制图:郑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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