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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最近的哈佛入学歧视案,揭开了学校不为人知的选择标准

Anemona Hartocollis, Amy Harmon and Mitch Smith2018-08-01 14:17:42

对于局外人而言,哈佛招生系统里更隐蔽的方面可能看上去有交易的成分,还充斥着在法庭和公共讨论中备受质疑的突发奇想和偏好。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他在很多考试中都获得了完美的分数——三门 SAT 科目测试和九门预修课程考试在 592 名同届高中生中排名第一(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译注)。一位哈佛大学招生人员在审阅这名学生的入学申请后,不仅称他是“公认的尖桩篱栅”(picket fence,即“美国梦”的象征),还说“我猜,我们要和普林斯顿大学争这个人了。”

但是,这名学生被列入了候补名单,最终没有被哈佛录取。

申请过哈佛的几代高中生都认为,只要符合了所有的入学审核标准,他们就会被录取。

但是在幕后,令人生畏的哈佛招生人员却有另外一整套评判标准——这是雄心勃勃的高中生和家长们都不知道的,而即使他们知道,也几乎不可能符合这些标准。招生人员会使用暗语,比如“备审表”(dockets)、“缩减名单”(the lop list)、“小奖励”(tips)、“DE”、“Z 名单”(Z-list)和“院长关注名单”(dean’s interest list)。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用一套遴选系统来挑选学生,考虑的因素包括申请者来自哪里,他们的父母是否就读过哈佛,他们的财力如何,以及他们是否满足学校的多样性目标等——这些可能和在 SAT 考试中取得 1600 的满分同样重要。

日前,这个机密的遴选过程因一项法律诉讼而遭曝光。该诉讼指控哈佛利用种族平衡、以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方式来调整招生结果,违反了联邦民权法。哈佛称并没有进行歧视。在诉讼过程中,不顾哈佛以公开商业机密为由进行反对,数百份招生文件被提交到了法庭。而在最近几周,之前很多被涂黑的部分也被要求公之于众。

对于局外人而言,哈佛招生系统里更隐蔽的方面可能看上去有交易的成分,还充斥着在法庭和公共讨论中备受质疑的突发奇想和偏好。从大学的角度看,建立一届多元化的、由“公民和公民领袖”构成的学生是一种已久经考验的方式。因此,这些更隐蔽方面不过是这种方式的一部分——正如哈佛的使命所说,这些学生将塑造社会的未来。这套系统将天资聪颖、可能在未来摘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人和很多不同的人安排在一起学习,包括打算进军华尔街的全明星运动员、成功的音乐家、颇有抱负的政治家、富裕校友的子女,以及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工移民的后代等。哈佛曾录取过林书豪,马莉娅·奥巴马(Malia Obama)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我希望,那些未被哈佛录取的学生不要认为这是对身份的界定,也不要看作是对自身潜能和成就的否定——顺便提一句,我高中毕业后也未被哈佛录取;即使是放在今天,我也不会录取当年的自己,”哈佛学院院长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说道。他本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我们的目标并非制造一个零和游戏,” 库拉纳教授补充道,“我们确实有一些旨在推动平权的目标,而在看待招生系统时,能否理解这一目标就成了关键所在。当我们谈论背景和经历的多样化时,它不仅包含学术兴趣上的差别,也包括父母职业的差别,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别,以及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

对申请者进行排序

这场诉讼由名为 “学生支持公平招生”(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的反平权行动团体发起,重新引发了全美关于招生时是否考虑种族意识的讨论:上至大学、下至小学都参与了这场辩论。

该案由长期反对平权运动和投票权法案的改革者爱德华·布卢姆(Edward Blum)策划,可能会让他将问题诉诸高等法院。在这之前,法院于 2016 年驳回了他的上一个对大学招生问题的挑战——费希尔诉得克萨斯大学案奥斯汀分校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这场关乎招生是否应考虑种族的辩论可以追溯到 1950 到 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在 1968 年遭到暗杀是该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各个大学开始加倍努力,好让学生的构成更能代表美国社会。

尽管有长年被歧视的历史,亚裔仍是一个被忽略的少数族群。直到 1976 年,哈佛也没有把他们视为少数族群,禁止他们参加少数族裔新生入学宴会。他们的身份有点“两边都算不上”,既没有其他有色人种学生的团结,也没有白人的社会地位。

“亚裔学生间甚至有一种远离彼此的趋势,因为在大学里,地位和声誉都很重要,”1970 年代中期就读于哈佛的 T.K. Chang 说道。他还说,自己在校园幽默杂志《哈佛讽刺家》(The Harvard Lampoon)里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从此以后,哈佛的招生录取率越来越低。每年大约有 4 万名学生申请,约 2000 名会被录取,可以在大一新生班级的 1600 个座位中获得一席之地。今年的录取率则不到 5%。在申请 2019 级的 26000 名本地申请者中(诉讼未涉及国际学生),约有 3500 名的 SAT 数学考试得满分,2700 名的 SAT 词汇考试得满分,而超过 8000 名 拥有全优成绩。

入学排序筛选很快就要开始了。哈佛把全国分为大约 20 个地理“备审表”,每一个都会被分配给熟悉该区域及其高中情况的招生人员小组委员会负责。

通常来说,有两到三名招生人员或审阅者会从五个方面对申请者进行评估:学术、课外活动、运动、个性和“综合”。他们也会评估老师和辅导员的推荐信。此外,还有一名校友面试官负责对候选人进行评定。

哈佛表示,对一些申请者而言,学校还会考虑给予“小奖励”,即招生优势。原告称,学院会为五类群体提供小奖励:少数族裔群体;继承者群体,即哈佛或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校友的子女;哈佛捐助者的亲属;大学员工或教职员工的子女;以及学校招募的运动员。

作为“小奖励”的反面,即哈佛是否在惩罚亚裔美国人,是目前诉讼的核心问题。教育部于 1990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哈佛没有歧视亚裔美国人,但也没为他们提供奖励。哈佛大学 2013 年的一份内部报告称,亚裔美国人和入学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原告的一位专家的分析也是如此。但是,哈佛的专家用另一种统计方法发现,亚裔美国人中的两个亚群体——女性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申请者——的录取率有所上升。这就表明,总体来看,所谓的歧视与实际情况不符。

法庭文件显示,其他方法也能提高入学机会。精明的校友希望通过为哈佛大学做志愿者(或许是做招生面试官)而为子女赢得优势。

此外,被列入“院长关注名单”或是“主任关注名单”,也对入学有帮助。这些名单不是大家熟悉的、因成绩优异而受到大学院长认可的学生名单。据法庭文件显示,这些名单是以院长和招生主任命名的,上面列有与捐助者有利益关系、或与哈佛有关联的候选人名字。

每年三月,由大约 40 名招生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将用两到三周的时间做出最终决定。在会议室开会时,他们将针对处于录取和拒录线上的“待定”候选人展开辩论。

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是哈佛大学的传奇曲棍球守门员,也是 1967 级校友,从 1986 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招生主任。在一份数百页的法庭证词中,他揭示了招生办公室鲜为人知的一面。

“什么是院长关注名单?”原告的律师问道。

菲茨西蒙斯回答:“是可能会用来帮我确定最终申请结果的名单。”

“申请者怎样才会被列在院长关注名单上?”律师问道。这位律师更倾向于称之为“捐助者关注名单”(donor’s interest list),明显是说漏了嘴。

在哈佛大学律师表示反对提问后,菲茨西蒙斯回应说:“我在外出招生的过程中,可能会在晚上的会议或招生活动中碰见某个人。如果我凭借对这个人的印象,认为招生委员会可能对这个人有兴趣,我就会把名字列入我的关注名单。”

原告律师问:“那么,如果哈佛的捐助者对一个候选人感兴趣,这有可能让他们进入关注名单上吗?”哈佛律师再次反对提问后,菲茨西蒙斯答道:“有可能。”

在就三页完全涂黑的文件进行辩论后,菲茨西蒙斯解释说,与校友会和发展办公室(哈佛主要的筹款部门)磋商后,院长关注名单上的候选人可能会接受单独的评估。

“你是在评估申请者,”原告律师问,“还是在评估大学其他人对申请者入学前景的兴趣程度?”

哈佛律师又一次反对提问后,菲茨西蒙斯答道:“后者。”

菲茨西蒙斯补充说,院长关注名单上的人大多有参与校友会、奖学金或发展工作的亲戚,他们知道进入哈佛有多么困难。因此,只有当他们资质够好时,才会申请哈佛。

原告律师问,当发展办公室对院长关注名单上与其相关的申请者进行评估时,捐助者的财务贡献越大,是否会对最终结果产生更多的影响。“往往会这样,” 菲茨西蒙斯表示。

法庭文件也揭露了哈佛大学鲜为人知的“Z 名单”,这份名单类似为招生工作留的后门。

哈佛对“Z 名单”持沉默态度。在法庭文件中,与此有关的大部分信息也已经被做了涂黑处理。原告称,这份名单由成绩处于录取线边缘、但哈佛想要录取的申请者组成。他们通常都是有关系的人。他们可能从候补名单上“被 Z 掉”(是的,这是个动词),然后保证会在下一年被录取。

2014 级到 2019 级期间,每年约有 50 到 60 名学生以 Z 名单的方式被大学录取。原告指出,他们大部分都是白人,通常是家里有人在哈佛读过书的,或是在院长或主任关注名单上出现的学生。

曾担任哈佛大学招生人员的查克·休斯(Chuck Hughes)描述了任职期间(1995 年到 2000 年)对少数族裔申请者进行的一项特别审查。

在他任职初期,至少有两位员工会审阅所有具备竞争力的申请者的档案。他还表示,一些文件还会由第三名审阅者进行审查,而这些审阅者会考虑整个班级的种族构成。

休斯说:“如果案例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涉及可能代表少数族裔利益的候选人——亚裔、非洲裔、西班牙裔或印第安原住民候选人——他们的档案会被提交给负责考虑该特定族裔整体候选情况的人员来审阅。”

哈佛声称,该校每年都试图建立一届多元化的、由“公民和公民领袖”构成的学生,这些学生将协助塑造社会的未来。

休斯指出,这种做法在他入职早期就结束了。

但是,法庭文件描述了一个持续性的、被称为“剥夺优先权”的过程。原告称,这种方式主要用来调整班级学生的构成。

据法庭文件称,当招生过程快结束的时候,院长和招生主任会审阅暂定录取的学生库。然后,他们会决定其中有多少人需要 “被剥夺优先权”,把他们从“录取”状态改为“候补”或“拒绝”。

原告表示,招生人员会用一份列有申请者五条信息的表格来调整这届学生的最终构成。他们提供了一份表格示例,上面列有申请者的名字,还包括LIN (血统),ETH(种族)、ATH(运动员)和 HFAI(财务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招生主任菲茨西蒙斯会询问“种族统计”(ethnic stats)——他将其定义为“当下能提供有关班级种族成分信息的任何统计”。菲茨西蒙斯在他的证词中说,种族划分(Ethnicity)是“剥夺优先权”过程中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

哈佛在上周五向法庭提交的一份回应中称,在“剥夺优先权”的过程中,申请者文件中的所有信息都会被考虑进去,而且“剥夺优先权”的做法不是为了控制班级的种族组成。

原告指控哈佛年复一年地在遴选过程中做手脚,从而制造出明显很稳定的种族构成。今年,哈佛承认一个班级包括约 23% 的亚裔美国人;约 16% 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略超过 12% 的拉丁裔。在被录取的学生份额中,亚裔美国人的比例相比 2009 年的 17.6% 有所提高,而其他少数族裔则大致相同。

原告称,如果哈佛没有种族歧视,大一新生班级应该有 40% 的亚裔美国人,就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样。后者是一间遵守加州种族优待(racial preferences)禁令的公立大学。

被问到为什么新招生班级的种族和族裔分布比例基本维持一致时,菲茨西蒙斯说:“每一年,学校都会招数量差不多一样的新生,而每个区域的申请者资质都差不多一样。”

他补充道:“限制种族当然不是我们的目标。”

‘更强和更好’

原告表示,针对申请者的性格和个性的个人评分,是哈佛招生考量中最可疑的部分。他们认为,亚裔美国人通常被形容是勤奋而聪明的,但是不太出众、难以区分——这些特征描述也唤起令许多亚洲人感到痛苦的刻板印象。(前文提到的“公认的尖桩篱栅”就是亚裔美国人。)

在最近出示的未涂黑的法庭文件中,对好几个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描述都使用了明显雷同的词语。有一名申请者被形容为“聪明勤奋”,但是 “如果没有额外的信息,这份申请和其他申请很像”。另一位申请者也被形容“很勤奋”,但“没有特别突出,所以她看上去和其他人很像”。还有一位申请者的评语也是“聪明、勤奋的”,但是“难以看到有什么理由,让他不被剥夺优先权的过程刷掉”。

一名学生“非常聪明但缺乏 DE。”据法庭文件称,DE 是“显著的优秀”(distinguishing excellence)的缩写。另一名学生则得到了不太像称赞的称赞:“(她是个)努力工作的人”,但是 “她会放松、开心地玩吗?”

在上周五的法庭记录中,哈佛大学使用了一些有正面评语的申请者例子来进行反击,包括尼泊尔人、藏族人、越南人和印度人等。用来形容他们的词语包括:“应得的”、“有魅力的”和“被 BG 所吸引”,而 BG 正是背景(background)的缩写。在哈佛给出的申请者示例中,没有人有中国或韩国背景。

前哈佛招生人员休斯现在是一名大学招生顾问。他说自己警告过一些学生,他们只有极小的机会进入中上阶层申请者的行列——后者大部分是白人和亚洲人。

“不是继承者(指没有第一代打下的基础)。不是警察的儿子。没有移民故事,或艰难贫穷的移民故事来吸引私立学院或大学,”休斯如此告诫他的客户,“所以,这些孩子就必须变更强和更好。”

其他大学也正在密切关注此案。芝加哥大学前招生主任特德·奥尼尔(Ted O’Neill)说,找到全优学生很容易,这些学生会继续在人生中“以正常的方式”表现出众。

奥尼尔表示,困难的是找到一个人身上那些可能未被别人看到的价值。“而这意味着放弃,”他说,“意味着要做出一些看上去不寻常的选择。”

哈佛学院院长库拉纳教授承认,哈佛并非总是完美的,它在努力尝试用正确的方式做事。

“我非常谦卑地认识到,历史总有一天会评判我们,”库拉纳教授说道,“因此,我们要不断自问: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如何变得更好?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的盲点在哪里?”


翻译:熊猫译社 Emily Li

题图及文内图片版权:Gretchen Ert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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