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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震后映秀做社工的年轻人:他们不参加,不关注,不在意我们在做什么 | “十年” ⑧

文化

一个在震后映秀做社工的年轻人:他们不参加,不关注,不在意我们在做什么 | “十年” ⑧

温欣语2018-08-01 06:14:37

赵小康发现了社工这份工作的治疗意义,对他服务的对象,也对他自己。

震后的映秀和中国很多小镇一样,年轻人几乎都离开了。赵小康是为数不多留下生活的一个。

地震时,赵小康在阿坝师范学院念高二,这是一所当时专门培养小学老师的大专院校。他是学校舞蹈社的成员。

那一晚,他和 1000 多个学生以及 100 多个伤员在学校操场上过了一夜,“你走过已经没有感觉,已经被吓懵了,一堆尸体,一堆人,”赵小康回忆说。

3 天后,当他在学校门口见到母亲时,“绷不住,还是哭了。”

赵小康的家在地震中坍塌,庆幸的是家人尚在。

4 年后他从阿坝师范毕业,他的同学大多成为了小学老师。赵小康的轨迹略有不同,他加入了汶川县城的羊角花艺术团,跳了两年舞。

但他的父母固执地认为“跳舞不能跳一辈子”。辞职后,赵小康再一次与地震有了交集。

他意外获得了一份在映秀当地做社工的工作。这时候,无论他还是父母都不了解这份工作的含义。

这是 2014 年。大部分在地震后到汶川的志愿者和社工都已经离开。

留在映秀的社工组织只剩下两个:广州大同和香港理工大学的社工服务项目。赵小康分别在两个项目服务过,他也是社工中唯一的本地人。他主要的职责是通过舞蹈带动映秀镇八个村的社区联动,改善当地妇女的生活。

他的父母则将其解读为“开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费的”。

但赵小康发现了这份工作的治疗意义,对他服务的对象,也对他自己。甚至连其中的困难,都能让人思考“世界何以至此”。

2017 年,在项目同事的介绍下,赵小康离开映秀,到了成都。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四川大学的地震宝宝项目,研究地震后出生的孩子的教育问题。

10 年后,赵小康的生活仍和“汶川地震”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年 3 月 2 日,我们和赵小康在四川省邛崃市的文君井见面,那时他正忙于当地民政局的社工项目。

赵小康在四川阿坝州茂县表演(左二为赵小康)

“2012 年我从师范毕业,其他同学都陆续去当老师,做公务员了,我因为喜欢跳舞,就在汶川县城的文工团跳了两年舞。当时正在地震重建,政府就把我们派到外地做感恩的公益演出。那时候收入特别低,一个月一千五六。

但我家人认为跳舞不能跳一辈子,刚好 2014 年 5 月广东大同招社工,我面试成功后,就把我派到了映秀站点。之后我又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四川灾害社会心理社工服务项目,这个项目有香港基金会的支持,每年都会有几百万过来。

香港的研究团队调查后发现当地居民存在第一生活单调;第二邻里关系不协调;第三就业困难;第四亲子教育的问题,丈夫在外打工,妻子独自在家抚养孩子。

所以我们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做灾后康复,心理支持和情感支持,我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参与的,主要做社区服务,负责映秀八个村的社区联动。

生活单调我们就开设了舞蹈教学,当地妇女本身也喜欢舞蹈,因为映秀本地的文化就是跳锅庄舞。

我们从张家坪村开始,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去村里免费教她们形体、瑜伽、民族舞、锅庄等。我们选她们的空余时间,不占用她们的工作。

从张家坪村出来后,我又直接在映秀镇建立了舞蹈中心,请各村的五名妇女来学习,再回到自己的村里教其它妇女。

除了跳舞,我们也教他们减肥、化妆、羌绣等课程,还请医生过来教他们心肺复苏的医学知识等。我们在村里举办篝火晚会时,妇女还会拍卖她们绣的羌绣手工活。

我们社工一共 10 个人,只有我是当地的,很多是外地的,陕西、北京等各地都有。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员参与,比如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四川理工大学和四川大学的社工和实习生。

很多大学生都很热心,但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比如我们不能去提‘地震’这个词,很多敏感词汇我们都不会提,因为他们会联想很多,但很多大学生过来就很盲目地做,他们不懂。

一个大学生过来,他们还没有当地居民有社会经验,你还对他们进行服务,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地震前,映秀是阿坝州最大的工业区,本地人大多在映秀湾电厂、九寨药业等工厂工作。和全国各地衰退的工业状况一样,2000 年后,映秀工厂雇佣的人数逐年减少,但仍然能为当地居民提供不少工作机会。

地震后,由于工厂搬迁,居民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布置了要把映秀镇建成现代抗震建筑博物馆的任务。

当地居民则围绕着这一博物馆的定位做着和旅游相关的工作。

博物馆的吸引力远没有想象中大。

这并不意外。即使在地震前,在旅游景点众多的四川省,映秀镇也只是前往九寨沟、卧龙和四姑娘山的必经之路。

即使地震后建立了映秀震中纪念馆和被称为国内首创大爱文化旅游品牌的爱立方展览馆(现已关闭),但也不足以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旅游景点。

2014 年,当赵小康开始做社工服务时,映秀镇的年轻人已经离开,留下的大多是领着政府补贴金的中老年人,他们是赵小康服务的主要群体。地震后他们失去了耕作的田地,有些失去了家人,他们需要重新生活。

“映秀现在更多是就业问题,本来映秀是工业园区,地震后所有工厂都拆了,大家就业机会少。除了节假日,映秀几乎没什么人,一条大道上,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一个人。

那种热闹的氛围没有了。

当地只有旅游,前几年大家除了开饭馆就是开旅馆,互相打工,卖旅游产品,当导游。但是和 2014 年相比,节假日来映秀的已经少了一大半,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了。

以前九寨沟的旅游团会经过映秀,现在九寨沟也没有了(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只有去四姑娘山那边的散客,但大家不会在映秀住,不会在映秀吃。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招聘会,成都、都江堰、阿坝州定期都有招聘会,我们会把信息提供给居民,大型活动我们还会贴海报,比如汶川县的皮鞋厂、服装厂的招聘,我们也会家访问他们的需求。

但他们都不愿意去。我们面临的多数是 30 岁以上的,他们觉得这个年龄没有必要再出去了。有些去了又回来了,我们也没有跟进,他们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强迫。

前几年我们更新这些信息比较频繁,但后面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大家都不去。

后来我们就换了方向,因为映秀还有很多贫困、就业能力弱的人,我们就联系资源,帮一些贫困户买了小母猪,教他们养,这样下了小猪可以卖钱。我们请当地畜牧局教他们养,教他们药怎么用。

结果他们就把猪杀来吃了。

他们没有那种意识,文化水平在那里。这户家庭的母亲有精神疾病,又超生。我们在这一户做了实验后,就没有再做了。

重建后的映秀镇

在映秀做社工困难太多、太多了….一是我们在整个居民、政府的眼里,地位不高,原因是他们就不理解社工是做什么的,不了解我们,很多就说‘他们是搞活动的’,‘他们会做心理服务’,都很片面。

他们以为你是志愿者,他们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

我们的防震减灾小组需要十个妇女和十个孩子准备应急包,但他们就是不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些,他们说‘我要跑,我就往空旷地带跑就是了’,但他们在跑的过程中不知道要带什么药品。

他们不参加,不听社工的指挥,不关注,不在意你们在做什么。

社工本来就是高校里的一个专业,而且社工是有工资的,我们做这个项目也是有工资的。我们社工做事情是有理念、有方法、有计划地去执行,最后我们还会总结和反思。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而志愿者只是过来帮忙,他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帮忙,是他们爱心的奉献。

政府方面的困难也很大。大型的超过一百人以上的活动我们必须和政府商量,相当于邀请它,它说不能做就不能做。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事,不邀请人家不好。说白了,你是为它工作,必须把荣誉给到它。

我们第一次举办‘妇女文化节’需要一个很大的操场,我们招募了两百多个妇女,需要消防,需要城管,但是我们社工肯定请不到,我们就只有从上往下,让政府出面。我们找到当时映秀镇的书记,把我们的活动方案交给他,但他完全不理我们,他觉得这种小事情他不想管,他觉得村民不闹事就可以了,不想搞事情。

后来我们就找到另外一个镇长,这个镇长管民兵、军队这一块,他比较了解,因为他参加了很多防震减灾的活动,再通过他去找书记。所有这些事情就导致我们活动的时间、行程都会产生变化,因为用不同方式递上去之后,政府做事情又很拖,一拖就会产生变化。”

赵小康和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实习生共同合作

赵小康加入社工组织时,24 岁,每个月挣着 800 元的工资,要是看映秀镇当地的收入水平,我可以收支平衡,但你要从年轻人角度出发的话,就…”

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他需要学会与不理解他的居民相处,同时也要和当地政府博弈。这一过程中,他的收入也从每月 800 元,上升到 3000 元。

2016 年,香港理工大学的社工项目结束时,赵小康开始认真考虑把社工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

他意识到映秀仍需要长期的支持和扶贫,他希望能延续这些社工服务。

但没有了香港理工大学的资金支持,他必须寻找新的资助机构。民政局成了他的来源之一,2016 年他在当地注册了一个社工机构,承接汶川县民政局的项目,其中就包括了他此前从事的妇女文体教育类服务,同时也包括老人健康、青少年志愿者培育、防灾减灾等工作。

那时,他是项目唯一留下来的社工,也是唯一的本地人。他计划着把社工机构扩大,吸引更多社工加入,持续为映秀提供服务。

他设想如果顺利,这也许能成为他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

但一年后机构就因资金短缺被迫关闭,当时我说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但确实考虑到我要生存,就没有延续下来,赵小康说。

让他遗憾的是,社工服务停止后,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样

“香港理工大学的项目在 2016 年快结束时,我们希望有一些延续,所以我又待了一年,在映秀承接汶川县民政局的项目。把一些政府项目打包给妇女,让他们去发现社区里困难人群的需要。

但这个机构只做了一年就结束了。第一我考虑到自己的发展,在汶川的时候,我也持续接触了成都的项目,有些项目比较吸引我,我一直待在汶川会有局限。第二是那一年政府给的钱很少,特别少,经费非常短缺,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承接了。

最后停下来,我觉得很遗憾。

我们最初建立舞蹈中心,选出每个村 5 个骨干妇女,建立微信群,目的就是调动她们的自主性,等我们离开了,她们自己可以参与。现在我们舞蹈中心还在,群还在,但社工不去支持他们,就停在这儿了。

以前一些主题活动我们主办,请政府参加,我们离开了,也没人主办了,政府迫不得已的时候会做。但政府做的方式和社工做的方式不一样,政府更注重仪式,我们更注重陪伴和参与。

我们也培养了舞蹈骨干,但没有一个外人在中间主持时,就没法进行,后来他们排舞过程中有一些口舌,就会吵起来。我们也选了各方面的领导者,比如队长、服装、化妆、财务,但他们就是没办法继续统筹。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

每个村有舞蹈队后,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就会要求舞蹈队表演,但是妇女肯定不愿意,因为他们也有工作要做,这样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两年这些活动特别多,像‘精准扶贫’、‘文明世风’这样的主题建设活动,各个地方来检查,他们就要表现这个村,这个地方的居民生活很开心,‘你看天天都有人在跳舞’。 政府肯定就是这些方法。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感觉到头来是我们在帮他们去干这些事,妇女也会排斥,但没有办法(无奈)。

现在,汶川对我们来说是心结了。

很难做起来,没有人愿意在那个地方做,除了当地人。如果要做,我们也可以从成都拉社工项目,但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当地还有机构在做,但我看他们做的东西跟社工没什么相关了,已经是政府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因为他们拿的是政府的钱。

地震刚结束有几百个机构,几百个志愿者团队、救援队、基金会都在映秀做,太多太多的人。现在都撤出了,全都没有了。

一部分原因是钱少,另外一部分是拿政府的钱,政府就有要求,它把钱给你,肯定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成效,但社工有他自己的专业价值,是吧?像我们团队就很明确,我们要做自己的事,但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事,就很困难。

之前政府支持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培训出来的舞蹈队对政府是有用的,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映秀很特殊,是一个接待的高发点,随时都有接待。

但其他和他们不直接相关的,你对他们来说就是找事做,他们自己也很慢,什么时候有时间处理你的事?

我们团队刚到映秀做前期评估,就要做大量的问卷,找政府、找居民,找各种人填,政府就很反感,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

他们认为我们是邪教,它不认识你啊,香港那个项目又有很多人是外地的,不会说四川话,说也说不清楚。”

赵小康身上一直有 个标签——“农村师范专科

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这些标签所设定的既定轨道,而是选了一份他读书期间完全不曾听过,直到工作一年后才理解的社工职业。

他面临着所有 20 多岁的年轻人都曾面临的压力——成家立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的步伐比同龄人更慢,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去赶,所谓人生的那些安排,赵小康说,我同学现在还有人在考教师证,结了婚还在考,他说,有的同学已经结婚了,现在又离婚了。

赵小康很满意现在这份工作,工资比以往高,项目教授也鼓励他报考四川大学的社工专业,今年 12 月他就准备参加四川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我对我的生活还挺满意的。

“这份工作,我也想放弃过,很挣扎。

我家里人不支持我,我给他们都解释不清楚我在做什么,他们只晓得我在映秀开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费的(笑)。

他们觉得我一天都在做志愿者,不是正经的工作,工资低,只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我妈每次问我,我就回答‘有有有’,我没有(钱),我也说‘有’。

我同学现在在当老师,他们也问我:‘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解释半天,他们听不懂,我就不解释了。

但如果再回去一次,我还是会选社工。

有一个词叫‘同化’ ,虽然我们在做治疗工作,但我在治疗他们的时候自己也会有治愈。我们在映秀接触的人群比较特殊,我们要想尽办法引导他们,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想到自己跟家人的相处模式,我想开了很多,没有那么多抱怨了。

以前那种不自信,自卑也少了。

我从农村出来,刚从师范毕业做社工的时候,接触的主要是广东、香港的高资历、高学历的人,他们说话很理论化,我听不懂,有落差感,有些自卑。我不敢说话,只埋头做事,但是我做事也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就很紧张地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但现在我也在带这些学校的学生,我讲有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能讲出来,可能因为经历多了,觉得这件事本就该这样做,你不应该去害怕,直接做就是了。做的好与坏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以前那么多顾虑了。

以前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成家立业。我们汶川那边很多人都在考公务员,这样这一辈子好像就很明确了,我父母也催我考。

但现在我每次回家他们也觉得我很开心,从我和身边的朋友、同事的相处他们也能看到。

他们没有逼我了,他们已经妥协了。

我的困惑?(顿了一下)算是解决了吧,时间解决了。

以前我想过去商业的舞蹈室教跳舞,现在我不想了,因为心更静了,我有自己的工作经验,还是觉得这份工作比较适合我。因为你能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大环境的改变,一群人因为你做的事情而改变。

当我要下决心离开的时候还是会犹豫,舍不得这份工作,因为有很多回忆。”

题图及内图:赵小康,unsplashhaiw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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